第七三九章 新危机(上)
这种不是小打小闹、而是要造大反的想法,若是说出来,简直就是特大反贼这四个字写脸上了。
他不想把这个四字写在脸上,故而这种想法是压根不能说的。
东方西方一起亮,殖民地就这么大,世界市场就这么大。
如果第二次工业革命能在亚欧美同时发生,东西方同时崛起两大工业体,巨量的生产力激增,爆炸一样的生产相对过剩,毁灭先发吸后发血的机会,大家卷起来。
资本主义的总危机,在二次工业革命时候,是可以爆发的。
而于大顺,只能说,萌芽们根本不知道,他们想要成事,该怎么办。
他们想成事,只能宁可少赚钱、加成本,也要拼了命了往外打,不能盯着国内。
工业化的痛,是在外货冲击下,地主都要活不下去、普遍破产劣绅化的那种剧痛。
痛不欲生的那种痛。
但有句话讲,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吗?
你说你打不过乡绅地主、小农佃户,你还打不过洋人夷狄天竺土邦南洋酋长吗?
是李自成刘宗敏百万起义军可怕?
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各土邦可怕?
哪个能惹得起哪个根本惹不起,这是心里完全没数啊。
他们心里没数,刘钰就得约束他们,逼着他们别惹那些惹不起的人:就这小身板,两下就被人锤爆狗头,全挂路灯了。
这几年松江府港口建设的不错,从荷兰那边学来了路灯建设模板,加之新城区可以规划建设,反正路灯是早早准备好了。
如今刘钰也真是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。
英国圈地运动的目的,不是圈地,两目的:一是养羊,搓羊毛;二是制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。
大顺圈地的目的,也不是圈地,而是种棉花,搓棉花。至于圈出来一群廉价劳动力,最好是没有,这玩意儿不圈都动辄十万百万——英国圈地法令配套的,是失地农民入城必须进工场做工,否则割耳朵,不准琢磨着当农民、掘地垦耕;而对大顺灾民流民来说,则是做工管饭还给钱,还有这样的好事?
棉花这玩意,尤其是墨西哥长绒棉,又奇葩地适合轻微盐碱地,所谓“无盐不见棉”。
除了前朝大明留下的苏北这片民不聊生的好地方,也真就没更好的地方了。而且距离苏南又这么近,水运海运都发达,简直是完美的原材料产区与工厂配套。
连改种能配套将来机械纺织的长绒棉,都步履维艰,要非有此国运,怕也极难。当真是每一步都如履薄冰,悬于一线。
每一步都走的过于奇葩,刘钰看看林敏,心道昨日的同路人,指不定哪天就彻底决裂意见相左了。
前一秒还是同路人,下一刻就是死敌的事,以后不知道还要发生多少。
…………
在刘钰还在返京的途中,京城里关于变法这件事,倒是基本很安静。
皇帝明确地划分了变法的边界之后,虽然每天都有各种各弹劾奏章上来,但不管是皇帝还是写奏章的人,都明白这是一个日常罢了。
弹劾总得有。
办不办那又是另一回事。
或是叙州府强行立土地永佃契约降低井盐开发成本、或是淮北盐改导致许多盐户破产沦为无产赤贫、亦或者苏北垦荒的一些关于圈地补偿出现的人身伤亡……
不管怎么说,弹劾这个流程都要走一遍的。
只是,既沦为了日常,暂时看意义倒也不大。
反倒是,另一件大事落在了京城朝堂之中——这个此时全世界儒学学术水平最高的、通过科举考试而选出的儒学最高圈子,在改元之后,不得不开始构建意识形态了。
永嘉、永康学问,产生于特殊年代,是有点霸道的学问,是试图发展工商业、夺回故土复燕云十六州的学问。
换言之,这是危急存亡之际好用的。
但是,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看起来烈火烹油的盛世,军改之后,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,都有了与世界其余列强一战的实力。
这本身也不难。
克里米亚战争之前,可以说,蒸汽机的使用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革命性改变。
沙俄靠着手工业工匠搓火枪大炮,凭着自身体量,依旧搓出来个欧洲宪兵、欧洲压路机的身板。
大顺的体量,搓一个前装枪时代的压路机身板,单纯技术上的考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
但正如刘钰之前和那些人讨论过的,所谓“奢侈的盛世的绝望”,对儒生来说,这才是这次改元惟新的最大问题。
对刘钰来说,不是。因为他压根就不对这个古旧学问充满希望,既无希望,也就不存在绝望。
但对儒学来说,这个问题很严峻。
这边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础,是血缘,是家庭,是国家,是社稷,是天下。
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、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前。
国家、社稷、天下,是一个基本算是一致的概念。
儒学,是普遍的、世界性的、万世的,或者说,是一种自认为是普遍性的学问。
因为,在此之前,世界、天下,就在九州这个圈子的范围之内不远。
但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、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后。
国家、社稷、天下不再是基本一致的。
世界、地球,才是地理范围上的天下概念。
大顺改元惟新,不同的人看到的意义是不同的。
对于天底下顶尖的儒学大师而言,这一次改元,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推出一个说的过去的意识形态了。
面对着欧洲的发展、交流的增加、宗教的入侵等等,包括大顺禁教在内的很多问题,因着基础的改变,意义也就不同了。
满清禁教,是关上门继续当天朝。
大顺禁教,是打开门,想要继续在世界这个圈子里混,出台手段打了一场宗教自卫战,为以后走出去做准备。
这个不是嘴一张就能定性的,而在于大顺在禁教的几乎同时,派出了庞大的访欧使节团。
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观、且主动地利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,并且在战后参与和会。
虽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个酱油,“诸侯会盟”连个执牛耳的地位都没捞着,但齐国公日后确实可以说:当初亚琛合约签订的时候,我就坐在那。
因为有油画。
这种类似的区别,引申到大顺改元,并且内帑海贸财政收入能够和盐税、甚至一部分亩税抗衡的,且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的时候,摆在现在大顺的顶尖儒学大师面前的问题,就非常严峻了。
儒学,是万世的、普遍的、世界适用的?
儒学,是地方性的、中华文化圈适用的、和别的学问平起平坐的?
儒学,是仅适用于特殊地域、特殊社会的知识?
儒学,是世界性的、普遍适用的、无需考虑地域社会特殊性的知识?
想清楚了这对儒学意味着什么,也就明白什么叫“盛世下的绝望”了。当然也就明白刘钰为什么压根不绝望了。
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顺改元惟新这么大的事,为什么两淮盐改、苏北垦荒这些事,只能作为每日的日常扯淡,却不是儒学真正的大危机了。
科举出身的真正儒学大手子,要是连这个危机都看不出来,只怕也根本不可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。
虽然好像听起来,感觉又成了空谈、扯淡了。
实则对儒学来说,真的不是。
相反,于此时,对儒学来说,这是个非常大、非常大、大到天的事。
因为现在大顺正值“盛世”,既不是明末那种即将亡天下的危险,也没有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楞砸开大门的救亡急迫。
盛世之下的绝望、危机感,是一种奢侈而强大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危机。
也是一种盛世之下,很强、但又没那么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的无奈。
伴随着西洋国家地理介绍的文章在大顺传播,渐渐让这些专门搞上层建筑的儒学大师发现,现在仿若春秋战国。
春秋战国时候,儒学式微。大一统之后,才逐渐发力。这种大争之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。
大顺只要不关门,而是继续要走争霸路线,搞激烈对抗,那么就越发给那些富国强兵派机会。而春秋战国时候的富国强兵派,和儒家的关系……一般都不咋好。
再一个危机,就是儒学本身的圣学地位。天下越小、越封闭,这个圣学地位越高;越开放,越交流,圣学地位的危机就越大。
尤其是伴随耶教的传教士封禁事件,既然耶教认为自己的这一套是普遍适用的、他们认为的天下是整个地球;那么儒学想要对抗,必须也要自己先相信,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是普遍适用的、天下就是整个地球。
在他们看来,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,就是在意识形态层面,构建出一个合理的、解释得通的、大顺不关门继续往外走的、儒学是万世法且是整个天下普遍适用的圣学学问。
而非是地方性的、地域性的、局部的、适用于特定社会的、拿到欧洲那边根本没法用的东西。
这不是道德。诸如爱父母、爱家人、忠君之类的道德。
如果仅仅是道德,那儒家就直接宣布,爱父母是儒家专有理念,谁爱父母谁就是儒生,宣布自己胜利就完事了,那倒是简单了。
而是有礼、仁、义、忠孝、家族、血缘、纲常等等一系列,构成的一整套政治的、国家建构的、法律的、包括国际法的、道德的、是非标准的、解释得通的体系。
并且这个体系,一定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的。
并且是可以指导世界运行的。
这不是自大,而是最基本的东西。哪怕耶教那样的宗教,哪个传教士会认为,这破玩意儿只在欧洲适用,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?
往小了说。
伴随着明末开始的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反思,不要空谈义理,要事儿上见的思潮,直接导致刘钰为鼓动大顺新兴阶层对外开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论,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。
刘钰鼓吹的西方富裕论,目的简直是司马昭之心了,摆明了是在鼓吹只要打过去、开了关,就能卖更多的茶叶丝绸棉布,他们的白银大大的有。
但在大顺这边不要空谈义理的思潮之下,这种鼓吹也就早就了儒学的危机。既然不能广扯淡,要事儿上见,那怎么才能解释,西方富裕是因为真的践行了儒学思想而导致的?
以前是真不用解释,周边夷狄,有一个算一个,穷的一批。
甭管是蒙古、东南亚等方向,真的是穷的一批,所以无需解释,理所当然的可以认定,中原富庶是因为用了儒学。
现在不解释不行了。
师夷长技以制夷,是一种衰败的、悲观下的防守。
是已经默认了,儒学不是天下性的、普遍性的,把天下和国家概念做了切割的一种防守。
也就是,诸夏自有国情在此,儒学在此很适用,别处未必适用。但他们的技术,是可以拿来用的,只要用了技术,我们也一样变强了。
而现在,大顺是一种进攻姿态的、盛世下的出击。
是绝对不能默认,儒学不是普遍性的、而是地域性的。
必须要拿出来一整套体系,得出一个结论:即西洋的富庶,不是因为不用儒学,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内核上用了儒学的缘故。你们不知道,我来告诉你们。
这也就不难预见,后世可能会有诸如英国的议会制度,其实就是三代之治的一种体系;选区制度,就是复古学校论政的变种;仁与社主义;孟子与民主等等言论。这本身就是彻底输了的体现,分明是阿Q找赵太爷说自己也姓赵嘛。
但现在,对儒生来说,还没到彻底服气,争都不敢争、而是拼命那那些后世的所谓普世的一些东西上靠的地步呢。
因为,儒生觉得,自己这一套东西,才是普世的。
往大了说。
齐国公出访欧洲,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和会,解决荷兰和中国的南洋争端,搞武装中立同盟,提出反海盗和反私掠船公约等等。
这是好事啊?
还是坏事?
放着好好的天子不当,掺和到那边去当诸侯了?
就算是五霸盟会,连个执牛耳的霸主都没当上,丢不丢人?
放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不用,非得去签什么国际法的条约,让人认可对南洋的控制?
就算不谈这个,只说实际的,反正之前也承认各国的帝号、王号了,天下体系已经松了。
那么,国际法是不是“礼”?
以后的国际法,要按照什么制定?
既然没有周天子,儒学要不要拿出一个五霸制礼的意识形态解释?
以后的国际法,公约法等等,如果和儒学伦理出现了冲突,是否承认?
如果承认,是否意味着儒学不是普遍适用的?
儒学这一套,是否要比万国约法、国际公约、普遍认知之类的东西一级?
如果不承认,或者说,想要使之符合儒学解释,是否要搞出一个意识形态,能够把世界作为新的天下观,并且确保日后的国际法、人的权利、主权概念这些东西,要能和儒学融会贯通?
这不是发展工商业和技术进步的问题,如果只是学技术,那只需要关上门自己加装还是天下,在家里使劲儿憋就行,师夷长技。
这是天下观拓展之下,在大顺主动出击之下,“世界”、“国际法”、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”这些东西,大顺不再是被人塑造好了之后被逼着认可,而是想要主动掺和进去参与制定和完成的必然。
原本的历史,是一群人研究了一下,定出来了个规矩,然后跑到这边一通狂殴,一边打一边问:你认不认?认不认?被打的那个是捏着鼻子认的,但认了之后发愤图强,还成为这个规矩的保护者。
现在的历史,则是世界的规矩还没真正确定。大顺这边也跑来,说这个规矩,大家一起坐下研究研究,咱们一起定个规矩吧。这个规矩呢,既得符合你们的传统认知,也得符合我们的传统认知。
主动融入,和全面被动接受,自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,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势。
连洪秀全这样的穷秀才,在成事之后,都知道要研究尼西亚公会议,拿着阿里乌斯派的一套东西狂怼传教士,质问他们懂个屁的三位一体?
如今大顺科举出身的儒家顶尖人才,自然是明白天下的概念拓展之后,儒学的普遍适应性受到了威胁这个事实。
能不能搞成另说,但要是连这点脑子都没有,那士大夫也真的是没救了,很明显,再不搞出来,很快就会被一堆显学打的再次式微。
天下概念的变化、富庶强盛的“新的且有自己一整套解释世界理论的新蛮夷”的出现,就是儒学的大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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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不想把这个四字写在脸上,故而这种想法是压根不能说的。
东方西方一起亮,殖民地就这么大,世界市场就这么大。
如果第二次工业革命能在亚欧美同时发生,东西方同时崛起两大工业体,巨量的生产力激增,爆炸一样的生产相对过剩,毁灭先发吸后发血的机会,大家卷起来。
资本主义的总危机,在二次工业革命时候,是可以爆发的。
而于大顺,只能说,萌芽们根本不知道,他们想要成事,该怎么办。
他们想成事,只能宁可少赚钱、加成本,也要拼了命了往外打,不能盯着国内。
工业化的痛,是在外货冲击下,地主都要活不下去、普遍破产劣绅化的那种剧痛。
痛不欲生的那种痛。
但有句话讲,叫惹不起还躲不起吗?
你说你打不过乡绅地主、小农佃户,你还打不过洋人夷狄天竺土邦南洋酋长吗?
是李自成刘宗敏百万起义军可怕?
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印度各土邦可怕?
哪个能惹得起哪个根本惹不起,这是心里完全没数啊。
他们心里没数,刘钰就得约束他们,逼着他们别惹那些惹不起的人:就这小身板,两下就被人锤爆狗头,全挂路灯了。
这几年松江府港口建设的不错,从荷兰那边学来了路灯建设模板,加之新城区可以规划建设,反正路灯是早早准备好了。
如今刘钰也真是没什么太多的办法了。
英国圈地运动的目的,不是圈地,两目的:一是养羊,搓羊毛;二是制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。
大顺圈地的目的,也不是圈地,而是种棉花,搓棉花。至于圈出来一群廉价劳动力,最好是没有,这玩意儿不圈都动辄十万百万——英国圈地法令配套的,是失地农民入城必须进工场做工,否则割耳朵,不准琢磨着当农民、掘地垦耕;而对大顺灾民流民来说,则是做工管饭还给钱,还有这样的好事?
棉花这玩意,尤其是墨西哥长绒棉,又奇葩地适合轻微盐碱地,所谓“无盐不见棉”。
除了前朝大明留下的苏北这片民不聊生的好地方,也真就没更好的地方了。而且距离苏南又这么近,水运海运都发达,简直是完美的原材料产区与工厂配套。
连改种能配套将来机械纺织的长绒棉,都步履维艰,要非有此国运,怕也极难。当真是每一步都如履薄冰,悬于一线。
每一步都走的过于奇葩,刘钰看看林敏,心道昨日的同路人,指不定哪天就彻底决裂意见相左了。
前一秒还是同路人,下一刻就是死敌的事,以后不知道还要发生多少。
…………
在刘钰还在返京的途中,京城里关于变法这件事,倒是基本很安静。
皇帝明确地划分了变法的边界之后,虽然每天都有各种各弹劾奏章上来,但不管是皇帝还是写奏章的人,都明白这是一个日常罢了。
弹劾总得有。
办不办那又是另一回事。
或是叙州府强行立土地永佃契约降低井盐开发成本、或是淮北盐改导致许多盐户破产沦为无产赤贫、亦或者苏北垦荒的一些关于圈地补偿出现的人身伤亡……
不管怎么说,弹劾这个流程都要走一遍的。
只是,既沦为了日常,暂时看意义倒也不大。
反倒是,另一件大事落在了京城朝堂之中——这个此时全世界儒学学术水平最高的、通过科举考试而选出的儒学最高圈子,在改元之后,不得不开始构建意识形态了。
永嘉、永康学问,产生于特殊年代,是有点霸道的学问,是试图发展工商业、夺回故土复燕云十六州的学问。
换言之,这是危急存亡之际好用的。
但是,现在的大顺处在一个看起来烈火烹油的盛世,军改之后,不管是陆军还是海军,都有了与世界其余列强一战的实力。
这本身也不难。
克里米亚战争之前,可以说,蒸汽机的使用并没有带来军事上的革命性改变。
沙俄靠着手工业工匠搓火枪大炮,凭着自身体量,依旧搓出来个欧洲宪兵、欧洲压路机的身板。
大顺的体量,搓一个前装枪时代的压路机身板,单纯技术上的考虑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
但正如刘钰之前和那些人讨论过的,所谓“奢侈的盛世的绝望”,对儒生来说,这才是这次改元惟新的最大问题。
对刘钰来说,不是。因为他压根就不对这个古旧学问充满希望,既无希望,也就不存在绝望。
但对儒学来说,这个问题很严峻。
这边意识形态构建的基础,是血缘,是家庭,是国家,是社稷,是天下。
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、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前。
国家、社稷、天下,是一个基本算是一致的概念。
儒学,是普遍的、世界性的、万世的,或者说,是一种自认为是普遍性的学问。
因为,在此之前,世界、天下,就在九州这个圈子的范围之内不远。
但在刘钰派舰队出访瑞典、在英国舰队在广州补给去攻打菲律宾之后。
国家、社稷、天下不再是基本一致的。
世界、地球,才是地理范围上的天下概念。
大顺改元惟新,不同的人看到的意义是不同的。
对于天底下顶尖的儒学大师而言,这一次改元,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推出一个说的过去的意识形态了。
面对着欧洲的发展、交流的增加、宗教的入侵等等,包括大顺禁教在内的很多问题,因着基础的改变,意义也就不同了。
满清禁教,是关上门继续当天朝。
大顺禁教,是打开门,想要继续在世界这个圈子里混,出台手段打了一场宗教自卫战,为以后走出去做准备。
这个不是嘴一张就能定性的,而在于大顺在禁教的几乎同时,派出了庞大的访欧使节团。
并且下南洋是非常主观、且主动地利用了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,并且在战后参与和会。
虽然基本上算是去打了个酱油,“诸侯会盟”连个执牛耳的地位都没捞着,但齐国公日后确实可以说:当初亚琛合约签订的时候,我就坐在那。
因为有油画。
这种类似的区别,引申到大顺改元,并且内帑海贸财政收入能够和盐税、甚至一部分亩税抗衡的,且开始主动参与世界贸易的时候,摆在现在大顺的顶尖儒学大师面前的问题,就非常严峻了。
儒学,是万世的、普遍的、世界适用的?
儒学,是地方性的、中华文化圈适用的、和别的学问平起平坐的?
儒学,是仅适用于特殊地域、特殊社会的知识?
儒学,是世界性的、普遍适用的、无需考虑地域社会特殊性的知识?
想清楚了这对儒学意味着什么,也就明白什么叫“盛世下的绝望”了。当然也就明白刘钰为什么压根不绝望了。
也就明白为什么大顺改元惟新这么大的事,为什么两淮盐改、苏北垦荒这些事,只能作为每日的日常扯淡,却不是儒学真正的大危机了。
科举出身的真正儒学大手子,要是连这个危机都看不出来,只怕也根本不可能从科举中脱颖而出。
虽然好像听起来,感觉又成了空谈、扯淡了。
实则对儒学来说,真的不是。
相反,于此时,对儒学来说,这是个非常大、非常大、大到天的事。
因为现在大顺正值“盛世”,既不是明末那种即将亡天下的危险,也没有原本历史上被外人楞砸开大门的救亡急迫。
盛世之下的绝望、危机感,是一种奢侈而强大衍生出的意识形态危机。
也是一种盛世之下,很强、但又没那么强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立的无奈。
伴随着西洋国家地理介绍的文章在大顺传播,渐渐让这些专门搞上层建筑的儒学大师发现,现在仿若春秋战国。
春秋战国时候,儒学式微。大一统之后,才逐渐发力。这种大争之世本身就是一个危机。
大顺只要不关门,而是继续要走争霸路线,搞激烈对抗,那么就越发给那些富国强兵派机会。而春秋战国时候的富国强兵派,和儒家的关系……一般都不咋好。
再一个危机,就是儒学本身的圣学地位。天下越小、越封闭,这个圣学地位越高;越开放,越交流,圣学地位的危机就越大。
尤其是伴随耶教的传教士封禁事件,既然耶教认为自己的这一套是普遍适用的、他们认为的天下是整个地球;那么儒学想要对抗,必须也要自己先相信,自己的这一套东西是普遍适用的、天下就是整个地球。
在他们看来,改元之后的第一件大事,就是在意识形态层面,构建出一个合理的、解释得通的、大顺不关门继续往外走的、儒学是万世法且是整个天下普遍适用的圣学学问。
而非是地方性的、地域性的、局部的、适用于特定社会的、拿到欧洲那边根本没法用的东西。
这不是道德。诸如爱父母、爱家人、忠君之类的道德。
如果仅仅是道德,那儒家就直接宣布,爱父母是儒家专有理念,谁爱父母谁就是儒生,宣布自己胜利就完事了,那倒是简单了。
而是有礼、仁、义、忠孝、家族、血缘、纲常等等一系列,构成的一整套政治的、国家建构的、法律的、包括国际法的、道德的、是非标准的、解释得通的体系。
并且这个体系,一定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适用的。
并且是可以指导世界运行的。
这不是自大,而是最基本的东西。哪怕耶教那样的宗教,哪个传教士会认为,这破玩意儿只在欧洲适用,根本不是世界都能用的?
往小了说。
伴随着明末开始的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反思,不要空谈义理,要事儿上见的思潮,直接导致刘钰为鼓动大顺新兴阶层对外开展而鼓吹的西方富裕论,在这里有了不同的含义。
刘钰鼓吹的西方富裕论,目的简直是司马昭之心了,摆明了是在鼓吹只要打过去、开了关,就能卖更多的茶叶丝绸棉布,他们的白银大大的有。
但在大顺这边不要空谈义理的思潮之下,这种鼓吹也就早就了儒学的危机。既然不能广扯淡,要事儿上见,那怎么才能解释,西方富裕是因为真的践行了儒学思想而导致的?
以前是真不用解释,周边夷狄,有一个算一个,穷的一批。
甭管是蒙古、东南亚等方向,真的是穷的一批,所以无需解释,理所当然的可以认定,中原富庶是因为用了儒学。
现在不解释不行了。
师夷长技以制夷,是一种衰败的、悲观下的防守。
是已经默认了,儒学不是天下性的、普遍性的,把天下和国家概念做了切割的一种防守。
也就是,诸夏自有国情在此,儒学在此很适用,别处未必适用。但他们的技术,是可以拿来用的,只要用了技术,我们也一样变强了。
而现在,大顺是一种进攻姿态的、盛世下的出击。
是绝对不能默认,儒学不是普遍性的、而是地域性的。
必须要拿出来一整套体系,得出一个结论:即西洋的富庶,不是因为不用儒学,恰恰是因为他们在内核上用了儒学的缘故。你们不知道,我来告诉你们。
这也就不难预见,后世可能会有诸如英国的议会制度,其实就是三代之治的一种体系;选区制度,就是复古学校论政的变种;仁与社主义;孟子与民主等等言论。这本身就是彻底输了的体现,分明是阿Q找赵太爷说自己也姓赵嘛。
但现在,对儒生来说,还没到彻底服气,争都不敢争、而是拼命那那些后世的所谓普世的一些东西上靠的地步呢。
因为,儒生觉得,自己这一套东西,才是普世的。
往大了说。
齐国公出访欧洲,参加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的和会,解决荷兰和中国的南洋争端,搞武装中立同盟,提出反海盗和反私掠船公约等等。
这是好事啊?
还是坏事?
放着好好的天子不当,掺和到那边去当诸侯了?
就算是五霸盟会,连个执牛耳的霸主都没当上,丢不丢人?
放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不用,非得去签什么国际法的条约,让人认可对南洋的控制?
就算不谈这个,只说实际的,反正之前也承认各国的帝号、王号了,天下体系已经松了。
那么,国际法是不是“礼”?
以后的国际法,要按照什么制定?
既然没有周天子,儒学要不要拿出一个五霸制礼的意识形态解释?
以后的国际法,公约法等等,如果和儒学伦理出现了冲突,是否承认?
如果承认,是否意味着儒学不是普遍适用的?
儒学这一套,是否要比万国约法、国际公约、普遍认知之类的东西一级?
如果不承认,或者说,想要使之符合儒学解释,是否要搞出一个意识形态,能够把世界作为新的天下观,并且确保日后的国际法、人的权利、主权概念这些东西,要能和儒学融会贯通?
这不是发展工商业和技术进步的问题,如果只是学技术,那只需要关上门自己加装还是天下,在家里使劲儿憋就行,师夷长技。
这是天下观拓展之下,在大顺主动出击之下,“世界”、“国际法”、“威斯特伐利亚体系”这些东西,大顺不再是被人塑造好了之后被逼着认可,而是想要主动掺和进去参与制定和完成的必然。
原本的历史,是一群人研究了一下,定出来了个规矩,然后跑到这边一通狂殴,一边打一边问:你认不认?认不认?被打的那个是捏着鼻子认的,但认了之后发愤图强,还成为这个规矩的保护者。
现在的历史,则是世界的规矩还没真正确定。大顺这边也跑来,说这个规矩,大家一起坐下研究研究,咱们一起定个规矩吧。这个规矩呢,既得符合你们的传统认知,也得符合我们的传统认知。
主动融入,和全面被动接受,自然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态,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势。
连洪秀全这样的穷秀才,在成事之后,都知道要研究尼西亚公会议,拿着阿里乌斯派的一套东西狂怼传教士,质问他们懂个屁的三位一体?
如今大顺科举出身的儒家顶尖人才,自然是明白天下的概念拓展之后,儒学的普遍适应性受到了威胁这个事实。
能不能搞成另说,但要是连这点脑子都没有,那士大夫也真的是没救了,很明显,再不搞出来,很快就会被一堆显学打的再次式微。
天下概念的变化、富庶强盛的“新的且有自己一整套解释世界理论的新蛮夷”的出现,就是儒学的大危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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