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四九章 皇帝眼里的改革
别看皇帝嘴上说什么勿要讳疾忌医,但实际上,在废弃运河、漕运转海之前,黄河问题确实就是个忌讳。
很多人都知道,洪泽湖冲沙的玩法迟早要炸、也知道黄河越来越高早晚要出大事。
但是,没有人敢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。
在大顺被刘钰主持军改、燧发枪配刺刀加野战炮兵之前,北方威胁始终存在。这种存在,迫使大顺只能选在在北京定都。
北方是政治中心加军事重心,南方做经济中心。依靠漕运、运河来维系帝国运转;依靠两淮盐政,作朝廷重要的紧急财源。
在这个体系之下,很多问题是无解的。
治河必先废漕,喊了多少年,在大顺下南洋彻底击溃西洋舰队之前,有前朝的台湾事件、有大顺东伐日本的海上战略调动为鉴,喊再多也不敢动。
解决了海运问题后,黄河问题才真的敢拿出来讨论,或者说有了所谓的“勿要讳疾忌医”的资格。
在这之前,所有人都只能装傻,一厢情愿地相信黄河不会出大事。
刘钰算是把这个脓疮挑开了,但管杀不管埋,就明确表示,别考虑彻底根治黄河了,就大顺这点能力和此时的生产力水平,准备救灾就得了。
在皇帝看来,大顺和大明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不一样了。
大明存在的某种纯粹政权意义,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,防备北方农耕线以北的夷狄入侵。
大顺存在的纯粹政权意义,在北方问题解决之后,其实就是加强集权和财政收入,利用国家的调控能力,通过各种方式减缓内部矛盾,延续统治。
相对于赈灾这种“保守治疗且等死”;变革和扩张移民是“积极治疗且等死”。
这种意义上的转变,就使得皇帝在某种程度上,必须接受一些改革。
很多事情,刘钰一直在忽悠皇帝,忽悠皇帝这么做是为了皇帝。
皇帝当然不是傻子,但他仍然支持,就因为他真的看到了好处。
很多事情,就如康不怠说刘钰不是大顺人一样,同样的事,在刘钰和皇帝眼里,是截然不同的结论。
比如。
之前的铜钱铸币厂叫歇事件、苏州织工罢业、松江府踹工歇业、广州府石匠鞋匠组织“西家行会”对抗东家等等。
在刘钰看来,就是这证明……萌芽……发展……局限性……巴拉巴拉巴拉。
在皇帝看来,那就大不一样。
皇帝仔细研究了这些类似事件,得出了三个结论。
其一:这些工匠们是软弱的,这些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搞罢业,非常容易摆平,他们非常倾向于献祭领头的,而且他们是支持朝廷稳定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朝廷稳定的得益者。
其二:这些工匠们只有经济诉求,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能够威胁大顺的口号。反观明末时候,真正有威胁的,是提出了明确政治上诉求和粗略纲领的那群人。
包括且不限于均田免粮、均平天下、铲平不公、减租永佃等等。其主力,是失地小农、和各种矿工矿奴等等。
其三:这些工匠们更倾向于相信朝廷的清官,而更恐惧和害怕那些工场主和东家,并且视他们为坏人。而工场主则因为打不过他们,也更需要朝廷的保护。同时也因为大顺农村的极端贫困,不管是工匠还是工场主,都对自己现在的稳定生活基本满意。
由此,皇帝得出了一个结论:即,他这个皇权,可以用一种超然的姿态,凌驾于工匠和工场主之上。在必要的时候,站工匠;在必要的时候,站工场主。
这种脆弱的、软弱的、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,是成不得事的。并且他们是非常支持朝廷稳定的,绝大多数时候只需要让工场主多发两个钱、过年割点肉送点酒就能解决的。
此辈,不足为虑也。
所以,皇帝支持苏南工商业的发展,因为工商业的发展,处在工厂制之前的变革阶段期,真正能迸发力量的东西皇帝还没看到。
相反,皇帝看到了这些人可以提供足够的赋税、海关收入、贸易收入。
皇帝可以通过这些财政金银,遏制真正的有危险的东西。
再比如。
废漕运、改海运、修淮河、变盐业等一系列事件链。
在刘钰的视角下,是以苏北苏中为原材料产地、苏南为工业基地、南洋西洋为市场,催生新时代所必须的新阶级。
但在皇帝的视角下,又大不一样。
在整个事件链里,皇帝看到的是如下问题。
便是,从明朝中期开始的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,但是,钱和物资并不是一回事。
朝廷的统治,靠的是手里掌握的物资,如粮食、盐、武器等等。
钱在稳定的时候,可以等同于物资。
但白银货币化,导致朝廷收税收白银,手里能调控的资源并不多。朝廷手里只有点粮食,但粮食也不多,而且一点盐都没有。
在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前提下,朝廷的首要任务,是确保白银能够在想花的时候,快速且大宗地花出去,立刻换取朝廷急需的各种实物。
即,大顺现在的首要任务,是打通“钱——物资”的快速转换。不能重蹈大明的覆辙,有钱有时候也买不到急需的东西。
也就是说,大顺必须保证市面上,存在足够的流通的现货,且是大宗的。
在必要的时候,朝廷用钱能确保立刻买到这些大宗的现货。
这些流通的现货必须是流通的,但又不会对内部造成巨大冲击的。
那么,这就需要一个蓄水池。
这个蓄水池,就是日本、朝鲜、南洋,以及一些再加工产品。
必要的时候,朝廷可以把通往那些蓄水池的水管,换个地方即可。
比如,刘钰在淮河事件上的操作。
本质就是动用了白银,买走了辽东、虾夷、南洋等地市场化的、非小农的大型种植园和农场的粗粮,很多粗粮是用来酿酒卖的,所以有充足的现货。
并且,如果一旦本国缺粮,大顺的海军可以迅速动员,以日本和南洋市场为主的虾夷农场、南洋稻米种植园的粮食,快速运回国内。至于日本和南洋缺粮,反正影响不到皇帝的统治。
大顺解决了“白银和物资”快速转换的问题,极大地提高了皇权的力量,加强了统治。
如果不想退回前朝前期的“实物税”,那么怎么保证钱能买到东西就是大顺统治下去的精髓。
要么,退回白银货币化之前的收实物税,加大百姓徭役、运输、损耗。
确保朝廷手里始终有粮食、有盐、有布匹。
要么,认定无法往回退,那就确保大宗物资能买到。
确保朝廷手里有钱、有海军,就等于朝廷手里有粮食、有盐、有布匹。
从刘钰跃上大顺的决策层开始,实际上大顺皇帝李淦,花了二十年时间,搞明白了一件事。
而这件事,用一句话就能概括。
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,弄明白了:哦,原来钱不是财富啊,粮食大米食盐铁器耕牛布匹才是财富啊。
看上去,好像挺搞笑的,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,就琢磨出来个这?
但实际上,这并不好笑。
中华帝国从大明成化二十三年,丘浚上疏认为使用白银等于国家放弃铸币权、等同于把铸币权让给商人;再到隆庆元年正式白银货币化和税收白银化;再到大顺主动海外贸易白银涌入……摸索了整整二百年时间,终于想明白了和之前征收实物税的时代截然不同了。
也终于回过味儿来了。
而等着皇帝回过来味儿之后,再回头看看这些年改革的方向,皇帝终于融会贯通,用他自己的理解、或者说他自认为是有效的一套逻辑,来理解这一切的改革。
比如盐场改革。
皇帝支持的原因,就是因为大盐场方便管理,并且在需要的时候,只需要一小队士兵、三五个狱吏,就能完全接管这些大盐场,保证盐的生产。
或者说,保证朝廷手里有盐。
而淮南盐的小生产者模式……同样是100万石的产量,是控制一个大盐场容易?还是控制七八万小生产者的盐户容易?
再比如那些在虾夷、东北、南洋办农场种植园的。
如果朝廷急需100万石粮食的时候,是从这些大农场大种植园搞比较容易?还是从100万小农手里征收100万石粮食容易?
皇帝盘算了一下,如今他手里握着的、算作必要时候朝廷能够掌控的力量,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。
他手里,多出来一个可以一次性赖账不还的银行,里面存着上千万两的白银,必要的时候直接抢。虽然这么玩只能用一次,但或许足够救命、翻盘。
多出来两个商品粮基地,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,保证大顺遇到大规模灾荒,可以迅速征集粮食——可以用钱,如果没钱,那就直接用枪。
多出来一个扶植起来的财阀模式的运输公司,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,保证钱能买到物资、物资能运到地方。
现在,就差一个产盐基地了。这个产盐基地必须是密集的、集中的、人少的、方便接管的。必要的时候,必须能保证每年两三亿斤的产量。
在一切平稳、一切顺利的时候,朝廷只要有钱就够了。
然而一旦出事,钱不管用、或者没有钱可用的时候,他可以让舰炮、大炮、火枪去把这些东西控制起来。
皇帝这二十年,总结出来两个道理。
第一个:大顺的十亿亩土地,是士绅的,皇帝无力动员这十亿亩土地的力量。而大型盐场、大农场,可以是皇帝的,皇帝只需要一支军队就能控制、并且转化为皇权的力量。
控制一个用蒸汽机的大型晒盐场,和控制10万盐户小农,对皇权而言意义一样,但成本大不一样。
第二个:真到乱世,比如明末给大顺的教训。钱,不如粮食、盐、铁、布管用。
朝廷在放弃了实物税、又放弃了基层控制力、又放弃了均田制后。已经不能按照实物税时代的经验,去治理了。
至于皇帝和林敏讲的这些理由,冠冕堂皇罢了。
皇帝只是单纯的压根不在乎,淮南产业结构改变导致的、扬州府等地数以十万计的和盐产业有关的人失业而已。
但又不好直接说,遂用“大义”、“大利”这样的理由;用未雨绸缪这样的道理,暗示林敏:扬州淮安的衰败,是为了“防患于未然”的必要代价。
要么,你把黄河问题解决了;要么,你把江苏问题解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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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多人都知道,洪泽湖冲沙的玩法迟早要炸、也知道黄河越来越高早晚要出大事。
但是,没有人敢去真正解决这个问题。
在大顺被刘钰主持军改、燧发枪配刺刀加野战炮兵之前,北方威胁始终存在。这种存在,迫使大顺只能选在在北京定都。
北方是政治中心加军事重心,南方做经济中心。依靠漕运、运河来维系帝国运转;依靠两淮盐政,作朝廷重要的紧急财源。
在这个体系之下,很多问题是无解的。
治河必先废漕,喊了多少年,在大顺下南洋彻底击溃西洋舰队之前,有前朝的台湾事件、有大顺东伐日本的海上战略调动为鉴,喊再多也不敢动。
解决了海运问题后,黄河问题才真的敢拿出来讨论,或者说有了所谓的“勿要讳疾忌医”的资格。
在这之前,所有人都只能装傻,一厢情愿地相信黄河不会出大事。
刘钰算是把这个脓疮挑开了,但管杀不管埋,就明确表示,别考虑彻底根治黄河了,就大顺这点能力和此时的生产力水平,准备救灾就得了。
在皇帝看来,大顺和大明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已经不一样了。
大明存在的某种纯粹政权意义,是整合南北方的力量,防备北方农耕线以北的夷狄入侵。
大顺存在的纯粹政权意义,在北方问题解决之后,其实就是加强集权和财政收入,利用国家的调控能力,通过各种方式减缓内部矛盾,延续统治。
相对于赈灾这种“保守治疗且等死”;变革和扩张移民是“积极治疗且等死”。
这种意义上的转变,就使得皇帝在某种程度上,必须接受一些改革。
很多事情,刘钰一直在忽悠皇帝,忽悠皇帝这么做是为了皇帝。
皇帝当然不是傻子,但他仍然支持,就因为他真的看到了好处。
很多事情,就如康不怠说刘钰不是大顺人一样,同样的事,在刘钰和皇帝眼里,是截然不同的结论。
比如。
之前的铜钱铸币厂叫歇事件、苏州织工罢业、松江府踹工歇业、广州府石匠鞋匠组织“西家行会”对抗东家等等。
在刘钰看来,就是这证明……萌芽……发展……局限性……巴拉巴拉巴拉。
在皇帝看来,那就大不一样。
皇帝仔细研究了这些类似事件,得出了三个结论。
其一:这些工匠们是软弱的,这些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搞罢业,非常容易摆平,他们非常倾向于献祭领头的,而且他们是支持朝廷稳定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朝廷稳定的得益者。
其二:这些工匠们只有经济诉求,他们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能够威胁大顺的口号。反观明末时候,真正有威胁的,是提出了明确政治上诉求和粗略纲领的那群人。
包括且不限于均田免粮、均平天下、铲平不公、减租永佃等等。其主力,是失地小农、和各种矿工矿奴等等。
其三:这些工匠们更倾向于相信朝廷的清官,而更恐惧和害怕那些工场主和东家,并且视他们为坏人。而工场主则因为打不过他们,也更需要朝廷的保护。同时也因为大顺农村的极端贫困,不管是工匠还是工场主,都对自己现在的稳定生活基本满意。
由此,皇帝得出了一个结论:即,他这个皇权,可以用一种超然的姿态,凌驾于工匠和工场主之上。在必要的时候,站工匠;在必要的时候,站工场主。
这种脆弱的、软弱的、凭借一技之长吃饭的人,是成不得事的。并且他们是非常支持朝廷稳定的,绝大多数时候只需要让工场主多发两个钱、过年割点肉送点酒就能解决的。
此辈,不足为虑也。
所以,皇帝支持苏南工商业的发展,因为工商业的发展,处在工厂制之前的变革阶段期,真正能迸发力量的东西皇帝还没看到。
相反,皇帝看到了这些人可以提供足够的赋税、海关收入、贸易收入。
皇帝可以通过这些财政金银,遏制真正的有危险的东西。
再比如。
废漕运、改海运、修淮河、变盐业等一系列事件链。
在刘钰的视角下,是以苏北苏中为原材料产地、苏南为工业基地、南洋西洋为市场,催生新时代所必须的新阶级。
但在皇帝的视角下,又大不一样。
在整个事件链里,皇帝看到的是如下问题。
便是,从明朝中期开始的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,但是,钱和物资并不是一回事。
朝廷的统治,靠的是手里掌握的物资,如粮食、盐、武器等等。
钱在稳定的时候,可以等同于物资。
但白银货币化,导致朝廷收税收白银,手里能调控的资源并不多。朝廷手里只有点粮食,但粮食也不多,而且一点盐都没有。
在白银货币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前提下,朝廷的首要任务,是确保白银能够在想花的时候,快速且大宗地花出去,立刻换取朝廷急需的各种实物。
即,大顺现在的首要任务,是打通“钱——物资”的快速转换。不能重蹈大明的覆辙,有钱有时候也买不到急需的东西。
也就是说,大顺必须保证市面上,存在足够的流通的现货,且是大宗的。
在必要的时候,朝廷用钱能确保立刻买到这些大宗的现货。
这些流通的现货必须是流通的,但又不会对内部造成巨大冲击的。
那么,这就需要一个蓄水池。
这个蓄水池,就是日本、朝鲜、南洋,以及一些再加工产品。
必要的时候,朝廷可以把通往那些蓄水池的水管,换个地方即可。
比如,刘钰在淮河事件上的操作。
本质就是动用了白银,买走了辽东、虾夷、南洋等地市场化的、非小农的大型种植园和农场的粗粮,很多粗粮是用来酿酒卖的,所以有充足的现货。
并且,如果一旦本国缺粮,大顺的海军可以迅速动员,以日本和南洋市场为主的虾夷农场、南洋稻米种植园的粮食,快速运回国内。至于日本和南洋缺粮,反正影响不到皇帝的统治。
大顺解决了“白银和物资”快速转换的问题,极大地提高了皇权的力量,加强了统治。
如果不想退回前朝前期的“实物税”,那么怎么保证钱能买到东西就是大顺统治下去的精髓。
要么,退回白银货币化之前的收实物税,加大百姓徭役、运输、损耗。
确保朝廷手里始终有粮食、有盐、有布匹。
要么,认定无法往回退,那就确保大宗物资能买到。
确保朝廷手里有钱、有海军,就等于朝廷手里有粮食、有盐、有布匹。
从刘钰跃上大顺的决策层开始,实际上大顺皇帝李淦,花了二十年时间,搞明白了一件事。
而这件事,用一句话就能概括。
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,弄明白了:哦,原来钱不是财富啊,粮食大米食盐铁器耕牛布匹才是财富啊。
看上去,好像挺搞笑的,皇帝花了二十年时间,就琢磨出来个这?
但实际上,这并不好笑。
中华帝国从大明成化二十三年,丘浚上疏认为使用白银等于国家放弃铸币权、等同于把铸币权让给商人;再到隆庆元年正式白银货币化和税收白银化;再到大顺主动海外贸易白银涌入……摸索了整整二百年时间,终于想明白了和之前征收实物税的时代截然不同了。
也终于回过味儿来了。
而等着皇帝回过来味儿之后,再回头看看这些年改革的方向,皇帝终于融会贯通,用他自己的理解、或者说他自认为是有效的一套逻辑,来理解这一切的改革。
比如盐场改革。
皇帝支持的原因,就是因为大盐场方便管理,并且在需要的时候,只需要一小队士兵、三五个狱吏,就能完全接管这些大盐场,保证盐的生产。
或者说,保证朝廷手里有盐。
而淮南盐的小生产者模式……同样是100万石的产量,是控制一个大盐场容易?还是控制七八万小生产者的盐户容易?
再比如那些在虾夷、东北、南洋办农场种植园的。
如果朝廷急需100万石粮食的时候,是从这些大农场大种植园搞比较容易?还是从100万小农手里征收100万石粮食容易?
皇帝盘算了一下,如今他手里握着的、算作必要时候朝廷能够掌控的力量,比起二十年前可多太多了。
他手里,多出来一个可以一次性赖账不还的银行,里面存着上千万两的白银,必要的时候直接抢。虽然这么玩只能用一次,但或许足够救命、翻盘。
多出来两个商品粮基地,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,保证大顺遇到大规模灾荒,可以迅速征集粮食——可以用钱,如果没钱,那就直接用枪。
多出来一个扶植起来的财阀模式的运输公司,必要的时候直接强制征调,保证钱能买到物资、物资能运到地方。
现在,就差一个产盐基地了。这个产盐基地必须是密集的、集中的、人少的、方便接管的。必要的时候,必须能保证每年两三亿斤的产量。
在一切平稳、一切顺利的时候,朝廷只要有钱就够了。
然而一旦出事,钱不管用、或者没有钱可用的时候,他可以让舰炮、大炮、火枪去把这些东西控制起来。
皇帝这二十年,总结出来两个道理。
第一个:大顺的十亿亩土地,是士绅的,皇帝无力动员这十亿亩土地的力量。而大型盐场、大农场,可以是皇帝的,皇帝只需要一支军队就能控制、并且转化为皇权的力量。
控制一个用蒸汽机的大型晒盐场,和控制10万盐户小农,对皇权而言意义一样,但成本大不一样。
第二个:真到乱世,比如明末给大顺的教训。钱,不如粮食、盐、铁、布管用。
朝廷在放弃了实物税、又放弃了基层控制力、又放弃了均田制后。已经不能按照实物税时代的经验,去治理了。
至于皇帝和林敏讲的这些理由,冠冕堂皇罢了。
皇帝只是单纯的压根不在乎,淮南产业结构改变导致的、扬州府等地数以十万计的和盐产业有关的人失业而已。
但又不好直接说,遂用“大义”、“大利”这样的理由;用未雨绸缪这样的道理,暗示林敏:扬州淮安的衰败,是为了“防患于未然”的必要代价。
要么,你把黄河问题解决了;要么,你把江苏问题解决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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