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八三章 破立之困(四)
这种捧杀式的政治隐喻之外,刘钰对于这场儒学争论的态度,则是完全的置身事外。
一来他水平有限,根本没资格掺和这件事。
二来就算他有,他也不敢。
大顺皇权,不允许有个位极人臣的人,有“道统”。
因为大顺皇权怕三样东西。
造反的李自成。
解经的王莽。
军权的赵匡胤。
而刘钰本身对儒学的理解就远远不足,水平极低。
他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下,有大儒站出来解经。
至于他自己,则是用很标准的解构法。
拆掉儒学的体系,或者说他本来不懂儒学的体系。
寻章摘句。
断章取义。
拿出来一句话,来做政策的合法性解读。
至于说儒学道统、学派、孔孟、宋儒这些东西,他是“他们的话对我有利的,我就拿来用”。
属于是把一个完整的、成体系的儒学,搞成了“名人名言”了。
故而关于孟子的争论,他基本上是站在认为孔孟一家的角度去解读的。
比如,土地税改革问题。
反对他改革的人,认为刘钰搞的税率过高了,一点不仁义。算下来,其实平均税率接近10%了。相对于前朝的三十税一,这简直是暴政啊。
而刘钰就引用了孟子的名人名言。
白圭曰:“吾欲二十而取一,何如?”
孟子曰:“子之道,貉道也。万室之国,一人陶,则可乎?”曰:“不可,器不足用也。”
曰:“夫貉,五谷不生,惟黍生之;无城郭、宫室、宗庙、祭祀之礼,无诸侯币帛饔飧,无百官有司,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今居中国,去人伦,无君子,如之何其可也?陶以寡,且不可以为国,况无君子乎?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,大貉小貉也;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,大桀小桀也。”
刘钰就直接搬出来孟子说事。
说三十税一,是标准的夷狄做派,是夷狄那种几乎不会行政管理、没有完整管制、中央政府几乎不管民生官僚的夷狄风气。
夷狄,五谷不生,没有城郭要营造、没有宫室要维护、没有宗庙要祭祀。也没有百官、有司。
对地方几乎是不管不问的状态,有了灾荒也不救济、出了问题也不管理,所以才能取二十税一。
所以,孟子说,税率过低的,就可以算作夷狄了。只是夷狄的程度是深还是浅的区别。
顾炎武说:元入中国,定天下田税,上田每亩税三升,中田二升半,下田二升,水田五升。
难道,蒙元不是夷狄吗?所以,低税率,就是夷狄的陋习。
因为夷狄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,不知道政府要管理基层,不知道要抚恤民众,不知道要修缮黄河,不知道要赈济百姓,不知道要有一整套的行政体系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。
值此大争之世,西洋人若英圭黎人,已经跳出了夷狄的范畴,税率基本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4%,甚至于在土地税上,更是收入一磅而税四先令,行五一税;法兰西国只能把税收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%,所以法兰西国人口数倍土地数倍却不能占据全面的上风。
本朝如果不想做夷狄,就要加税。
朝廷有钱,才能够修缮水利、赈济灾荒、保养军队、平衡财富、开办学校、保护小民。
只有把税收上来,才能摆脱蒙元以来,所残留的夷狄恶习。
难道孟子的话,是没有道理的吗?
按照十亿亩土地来算,按照每亩土地的收获在200斤算,朝廷如果想要摆脱夷狄的恶习,土地上的财政收入要达到200亿斤,也就是大约1亿两白银,才能算作真正摆脱了夷狄的恶习。
现在只能收入这么点钱,既不能管控基层,又不能抚育百姓,更不能广建学校发展教育,还不能给予鳏寡孤独一些财政补贴,这不是夷狄风气的残余又是什么呢?
刘钰也没从什么朝廷收不上税、基层只能搞摊派、士绅避税之类的角度去论证。
而是直接抬出来了孟子的话,就说三十税一就是夷狄习气,低税率放弃基层管控让基层半自治的做法,就是蒙元残余。
他这种“对我有利我就引用之,而不论其体系”的做法,也使得这场“如皋之会”十分难搞。
要不要收税、收多少税、怎么维系一个朝廷运转、怎么搞地区平衡,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。
结果弄成什么了?
弄成了读经。
经说,要十一税,不能二十税一,于是十一税是好的。
但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不好,针对税率问题引发的争论,也确实引导了一些大儒去思考,收税、治国、基层管控、朝廷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。
偏偏,这里面又确实绕不开孟子。
政府行善政,就是仁政。
而在绝对皇权的基础下,行善政的基础又是什么?
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;无羞恶之心,非人也;无辞让之心,非人也;无是非之心,非人也。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,犹其有四体也。
所以要修心。
而修心之后。
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,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,行不忍人之政,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
由上位者的不忍之心,行不忍之政,这就算是仁政的基础了。
谷/span这也就是心性派壮大的缘故,不然,怎么约束让朝廷行善政呢?
这个,倒不是说孟子学说在这次变革中真正绕不开的地方,这玩意儿用处不能说没有,但实际上就现实来看,颇为有限。
一堆学了一辈子儒学、修了一辈子心的士绅,也没见得真就自发行善了。
真正说绕不开的地方,在于孟子说的一些具体的实例。
比如这番话:当尧之时,天下犹未平;洪水横流,泛滥于天下;草木畅茂,禽兽繁殖,五谷不登;禽兽逼人,兽蹄鸟迹之道,交于中国。尧独忧之,举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,益烈山泽而焚之,禽兽逃匿。禹疏九河,瀹济、漯,而注诸海;决汝、汉,排淮、泗,而注之江。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。当是时也,禹八年于外,三过其门而不入;虽欲耕,得乎?后稷教民稼穑,树艺五谷,五谷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;饱食暖衣,逸居而无教,则近于禽兽;圣人有忧之,使契为司徒,教以人伦……
这番话的本源,是反对农家的绝对平均主义,反对农家的小生产者公平交换理论的。
但因为时代变迁,后世的重点,都放在了后面的“人与禽兽”的区别。
不过,如果想要解歪经,也不是不可以,甚至非常简单。
即,孟子说的从大禹、到后稷,再到契的过程,是否可以理解为是有“先后顺序”的?
或者说,是有主次顺序的?
治水,也就是人民的生命权、安全保障、生存保障是最优先的。
然后,才去搞生产。
然后再去搞人伦教化?
如果有主次顺序,或者先后顺序,那么是否可以说,现在刘钰搞的工商业发展、盐政改革、土地政策,发展生产力,在儒学概念中,也是有巨大意义的。
或者换另一个角度,孟子这番话,是否可以理解为,政府必须要承担诸如治水、保护人民、发展生产、教化百姓等等义务?
如果要承担的话,钱从哪来?是不是要收税?是不是要改革?是不是要加强朝廷的财政收入?
总之,把这些话都拆开的话,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。
当然,要想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,解决孔孟争端、儒学流派等等问题,并且再从新角度解读这些圣人之言,那就是大儒要做的事了。
刘钰肯定是没这个本事的。
但他这种解经的角度,还真就确实得到了一些大儒的支持,也真的是顺着刘钰预想的角度,来理解刘钰所进行的诸多改革。
甚至,人还不少。
但是……
但是,从惟新元年持续到惟新五年的江苏改革中,最开始支持刘钰的做法、甚至接近刘钰解经角度的一些大儒,终于还是和刘钰发生了分歧。
惟新元年改革之初,解决了废盐垦荒的基本规则之后,刘钰邀请了一些大儒前往海州晒盐工厂进行参观。
这些本来就倾向于刘钰改革的大儒们,很是支持,也很高兴。
觉得这样的好处确实很多。
朝廷可以控制盐税,这就可以有更多的钱赈灾、治水等等。
而且,成本降低,商人得利、朝廷亦得利的同时,还能把成本降下来,这确实是有利于百姓。最起码,百姓吃盐比以前便宜了。
然而,伴随着改革的深入,问题终于还是爆发了。
惟新三年初,淮安、扬州的大约两万盐工,爆发了反抗朝廷更改盐产区的集会,或者叫起义。
伴随着盐产区的改变、盐业物流中心的改变,以及过于剧烈的改革速度,那边也确实无法安置容纳这么多的原本以盐为业的盐工。
这次起义,得到了普遍的同情,尤其是扬州、淮安本地人的同情和支持。
因为不只是他们,其实变革过程中,整个淮安、扬州的日子,都不好过。
而且因为变革的过于剧烈,扬州和淮安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急速衰落。
运河加淮南盐,就是扬州和淮安的根。
刘钰把根直接刨了。
这么说吧,连扬州城的妓,都反对刘钰。甚至出了至少不下于四十部羞辱刘钰的戏剧。
盐工为主体的起事,得到了扬州的普遍同情和支持,还给予了大量的资助。一些儒生甚至也投身到起事之中。
这些人起义的口号,也不是造反,而是反奸臣。直奔海州,要毁灭海州的晒盐厂,给扬州、淮安的百万百姓,留一条活路。
然后……被刘钰这个刽子手,残酷地镇压了。
打死了七百余人,四千人被判处流放到南洋种植园、鲸海、锡兰等地。剩下的人,给了点活路,让他们去松江府那边做工,但房子什么的全都没了,去那边即便还做一样的工作,生活水平也是比起在扬州时候直线下降。
真正恶心的地方倒不是镇压本身,而是刘钰在击溃了起事队伍后,故意纵容一部分人做匪。
原本还算是有诉求、有儒生带领的起事者,被打散之后,配合江苏改革留下的不能全部覆盖的极端贫困化的盐户、盐丁等,迅速土匪化。
刘钰故意纵容,混乱造成了几年间,大量的富户、商贾,或者说,资本,向长江以南的松江府、苏州府等地迁徙。
短短数年,淮安、扬州的大量资本南迁。
之后的继续衰败,一次又一次的底层无法生存而导致的反抗,一次又一次的混乱。
然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资本南迁。
唐朝时候,无数文人幻想的骑鹤下扬州的扬州;明朝时候,繁华之盛几近京城的淮安。
一千年的繁华,几年之内,被刘钰折腾的,半死不活。
一切都在从大顺废运河、兴海运、改盐政的数年之内,巨大的反差,而很多人是见证过大顺废运河之前扬州、淮安的繁华的。
楼台倾颓、花木凋零、蜗涎蛛网、衰草颓垣,旧城风景叹凋零。
荒城围败瓦,穷贾坐空桐。
昔日繁华今日衰,观之不堕泪者,非人哉。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2ngon.com。二南宫小说网手机版:https://m.2ngon.com
一来他水平有限,根本没资格掺和这件事。
二来就算他有,他也不敢。
大顺皇权,不允许有个位极人臣的人,有“道统”。
因为大顺皇权怕三样东西。
造反的李自成。
解经的王莽。
军权的赵匡胤。
而刘钰本身对儒学的理解就远远不足,水平极低。
他把希望寄托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之下,有大儒站出来解经。
至于他自己,则是用很标准的解构法。
拆掉儒学的体系,或者说他本来不懂儒学的体系。
寻章摘句。
断章取义。
拿出来一句话,来做政策的合法性解读。
至于说儒学道统、学派、孔孟、宋儒这些东西,他是“他们的话对我有利的,我就拿来用”。
属于是把一个完整的、成体系的儒学,搞成了“名人名言”了。
故而关于孟子的争论,他基本上是站在认为孔孟一家的角度去解读的。
比如,土地税改革问题。
反对他改革的人,认为刘钰搞的税率过高了,一点不仁义。算下来,其实平均税率接近10%了。相对于前朝的三十税一,这简直是暴政啊。
而刘钰就引用了孟子的名人名言。
白圭曰:“吾欲二十而取一,何如?”
孟子曰:“子之道,貉道也。万室之国,一人陶,则可乎?”曰:“不可,器不足用也。”
曰:“夫貉,五谷不生,惟黍生之;无城郭、宫室、宗庙、祭祀之礼,无诸侯币帛饔飧,无百官有司,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今居中国,去人伦,无君子,如之何其可也?陶以寡,且不可以为国,况无君子乎?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,大貉小貉也;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,大桀小桀也。”
刘钰就直接搬出来孟子说事。
说三十税一,是标准的夷狄做派,是夷狄那种几乎不会行政管理、没有完整管制、中央政府几乎不管民生官僚的夷狄风气。
夷狄,五谷不生,没有城郭要营造、没有宫室要维护、没有宗庙要祭祀。也没有百官、有司。
对地方几乎是不管不问的状态,有了灾荒也不救济、出了问题也不管理,所以才能取二十税一。
所以,孟子说,税率过低的,就可以算作夷狄了。只是夷狄的程度是深还是浅的区别。
顾炎武说:元入中国,定天下田税,上田每亩税三升,中田二升半,下田二升,水田五升。
难道,蒙元不是夷狄吗?所以,低税率,就是夷狄的陋习。
因为夷狄根本不懂得如何有效地管理一个国家,不知道政府要管理基层,不知道要抚恤民众,不知道要修缮黄河,不知道要赈济百姓,不知道要有一整套的行政体系来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。
值此大争之世,西洋人若英圭黎人,已经跳出了夷狄的范畴,税率基本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4%,甚至于在土地税上,更是收入一磅而税四先令,行五一税;法兰西国只能把税收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%,所以法兰西国人口数倍土地数倍却不能占据全面的上风。
本朝如果不想做夷狄,就要加税。
朝廷有钱,才能够修缮水利、赈济灾荒、保养军队、平衡财富、开办学校、保护小民。
只有把税收上来,才能摆脱蒙元以来,所残留的夷狄恶习。
难道孟子的话,是没有道理的吗?
按照十亿亩土地来算,按照每亩土地的收获在200斤算,朝廷如果想要摆脱夷狄的恶习,土地上的财政收入要达到200亿斤,也就是大约1亿两白银,才能算作真正摆脱了夷狄的恶习。
现在只能收入这么点钱,既不能管控基层,又不能抚育百姓,更不能广建学校发展教育,还不能给予鳏寡孤独一些财政补贴,这不是夷狄风气的残余又是什么呢?
刘钰也没从什么朝廷收不上税、基层只能搞摊派、士绅避税之类的角度去论证。
而是直接抬出来了孟子的话,就说三十税一就是夷狄习气,低税率放弃基层管控让基层半自治的做法,就是蒙元残余。
他这种“对我有利我就引用之,而不论其体系”的做法,也使得这场“如皋之会”十分难搞。
要不要收税、收多少税、怎么维系一个朝廷运转、怎么搞地区平衡,本来是一个科学问题。
结果弄成什么了?
弄成了读经。
经说,要十一税,不能二十税一,于是十一税是好的。
但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不好,针对税率问题引发的争论,也确实引导了一些大儒去思考,收税、治国、基层管控、朝廷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。
偏偏,这里面又确实绕不开孟子。
政府行善政,就是仁政。
而在绝对皇权的基础下,行善政的基础又是什么?
无恻隐之心,非人也;无羞恶之心,非人也;无辞让之心,非人也;无是非之心,非人也。恻隐之心,仁之端也;羞恶之心,义之端也;辞让之心,礼之端也;是非之心,智之端也。人之有是四端也,犹其有四体也。
所以要修心。
而修心之后。
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,斯有不忍人之政矣。以不忍人之心,行不忍人之政,治天下可运之掌上。
由上位者的不忍之心,行不忍之政,这就算是仁政的基础了。
谷/span这也就是心性派壮大的缘故,不然,怎么约束让朝廷行善政呢?
这个,倒不是说孟子学说在这次变革中真正绕不开的地方,这玩意儿用处不能说没有,但实际上就现实来看,颇为有限。
一堆学了一辈子儒学、修了一辈子心的士绅,也没见得真就自发行善了。
真正说绕不开的地方,在于孟子说的一些具体的实例。
比如这番话:当尧之时,天下犹未平;洪水横流,泛滥于天下;草木畅茂,禽兽繁殖,五谷不登;禽兽逼人,兽蹄鸟迹之道,交于中国。尧独忧之,举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,益烈山泽而焚之,禽兽逃匿。禹疏九河,瀹济、漯,而注诸海;决汝、汉,排淮、泗,而注之江。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。当是时也,禹八年于外,三过其门而不入;虽欲耕,得乎?后稷教民稼穑,树艺五谷,五谷熟而民人育。人之有道也;饱食暖衣,逸居而无教,则近于禽兽;圣人有忧之,使契为司徒,教以人伦……
这番话的本源,是反对农家的绝对平均主义,反对农家的小生产者公平交换理论的。
但因为时代变迁,后世的重点,都放在了后面的“人与禽兽”的区别。
不过,如果想要解歪经,也不是不可以,甚至非常简单。
即,孟子说的从大禹、到后稷,再到契的过程,是否可以理解为是有“先后顺序”的?
或者说,是有主次顺序的?
治水,也就是人民的生命权、安全保障、生存保障是最优先的。
然后,才去搞生产。
然后再去搞人伦教化?
如果有主次顺序,或者先后顺序,那么是否可以说,现在刘钰搞的工商业发展、盐政改革、土地政策,发展生产力,在儒学概念中,也是有巨大意义的。
或者换另一个角度,孟子这番话,是否可以理解为,政府必须要承担诸如治水、保护人民、发展生产、教化百姓等等义务?
如果要承担的话,钱从哪来?是不是要收税?是不是要改革?是不是要加强朝廷的财政收入?
总之,把这些话都拆开的话,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。
当然,要想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,解决孔孟争端、儒学流派等等问题,并且再从新角度解读这些圣人之言,那就是大儒要做的事了。
刘钰肯定是没这个本事的。
但他这种解经的角度,还真就确实得到了一些大儒的支持,也真的是顺着刘钰预想的角度,来理解刘钰所进行的诸多改革。
甚至,人还不少。
但是……
但是,从惟新元年持续到惟新五年的江苏改革中,最开始支持刘钰的做法、甚至接近刘钰解经角度的一些大儒,终于还是和刘钰发生了分歧。
惟新元年改革之初,解决了废盐垦荒的基本规则之后,刘钰邀请了一些大儒前往海州晒盐工厂进行参观。
这些本来就倾向于刘钰改革的大儒们,很是支持,也很高兴。
觉得这样的好处确实很多。
朝廷可以控制盐税,这就可以有更多的钱赈灾、治水等等。
而且,成本降低,商人得利、朝廷亦得利的同时,还能把成本降下来,这确实是有利于百姓。最起码,百姓吃盐比以前便宜了。
然而,伴随着改革的深入,问题终于还是爆发了。
惟新三年初,淮安、扬州的大约两万盐工,爆发了反抗朝廷更改盐产区的集会,或者叫起义。
伴随着盐产区的改变、盐业物流中心的改变,以及过于剧烈的改革速度,那边也确实无法安置容纳这么多的原本以盐为业的盐工。
这次起义,得到了普遍的同情,尤其是扬州、淮安本地人的同情和支持。
因为不只是他们,其实变革过程中,整个淮安、扬州的日子,都不好过。
而且因为变革的过于剧烈,扬州和淮安,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急速衰落。
运河加淮南盐,就是扬州和淮安的根。
刘钰把根直接刨了。
这么说吧,连扬州城的妓,都反对刘钰。甚至出了至少不下于四十部羞辱刘钰的戏剧。
盐工为主体的起事,得到了扬州的普遍同情和支持,还给予了大量的资助。一些儒生甚至也投身到起事之中。
这些人起义的口号,也不是造反,而是反奸臣。直奔海州,要毁灭海州的晒盐厂,给扬州、淮安的百万百姓,留一条活路。
然后……被刘钰这个刽子手,残酷地镇压了。
打死了七百余人,四千人被判处流放到南洋种植园、鲸海、锡兰等地。剩下的人,给了点活路,让他们去松江府那边做工,但房子什么的全都没了,去那边即便还做一样的工作,生活水平也是比起在扬州时候直线下降。
真正恶心的地方倒不是镇压本身,而是刘钰在击溃了起事队伍后,故意纵容一部分人做匪。
原本还算是有诉求、有儒生带领的起事者,被打散之后,配合江苏改革留下的不能全部覆盖的极端贫困化的盐户、盐丁等,迅速土匪化。
刘钰故意纵容,混乱造成了几年间,大量的富户、商贾,或者说,资本,向长江以南的松江府、苏州府等地迁徙。
短短数年,淮安、扬州的大量资本南迁。
之后的继续衰败,一次又一次的底层无法生存而导致的反抗,一次又一次的混乱。
然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资本南迁。
唐朝时候,无数文人幻想的骑鹤下扬州的扬州;明朝时候,繁华之盛几近京城的淮安。
一千年的繁华,几年之内,被刘钰折腾的,半死不活。
一切都在从大顺废运河、兴海运、改盐政的数年之内,巨大的反差,而很多人是见证过大顺废运河之前扬州、淮安的繁华的。
楼台倾颓、花木凋零、蜗涎蛛网、衰草颓垣,旧城风景叹凋零。
荒城围败瓦,穷贾坐空桐。
昔日繁华今日衰,观之不堕泪者,非人哉。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2ngon.com。二南宫小说网手机版:https://m.2ngon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