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七二章 启蒙跃进年(中)
这种争论,当然也是启蒙运动的一种。
只不过,俄国的统治方式、贵族势力,使得沙皇没办法对各路言论下死手,都是自己人。而蹲在村社里除了打仗基本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农奴,自然也就没机会参与这场争论。
于是,可以预见地,沙皇解决不了问题,又因为都是亲戚和关系户也不能解决讨论问题的人,必然会搞出来养蛊似的争论。
温和派,最终会湮灭在养蛊风格的各种极端派之下,最后炸个死无全尸问题不大。
而罗蒙诺索夫的第二封奏疏,就可以看出这种极端化的苗头。
此时欧洲的绝大多数大学,是不可能不设置神学系的。
包括卢梭写征文的第戎学院,建立是经过教皇英诺森十三世的“御”批,才建立的。
而英国这边,今年也批准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,而这个大学就是个纯粹的神学院;殖民地自己建立的普林斯顿大学,也是标准的基督教曙光长老会长老培训班。
这种请求批准建立莫斯科大学,同时又要求莫斯科大学根本不设置神学院的奏请,本身就是极端激进的,甚至激进到在欧洲算是惊世骇俗的地步。
在奏请书上,罗蒙诺索夫附上了一首小诗。
【各种神奇的科学,越过高山、大海和江河。科学把手伸向俄罗斯,对伟大的君主说:科学愿意竭尽全力,把纯粹智慧的新成果,交给俄罗斯的人民】
在这首小诗下面的办学请求中,罗蒙诺索夫这样建议:
大学不设置神学系。开办之初,设置法学系、哲学系、医学系、数学物理系。
大学面向所有纳税阶层招收学生。
大学设置预科班,面向受教育不足的非贵族学生,包括农奴身份,在预科班接受教育后再转入大学,从而避免贵族弟子垄断大学名额。
这些大胆的建议,得到了批准,并且很快营造出一种欣欣向荣的、当然也或许是昙花一现的景象。
很难说,是成功还是失败。
于罗蒙诺索夫,他从未否认过自己是个农民的孩子,没有贵族身份,并将此视为俄国摆脱愚昧的象征。
然而在他的办学理念下,以及他试图营造的这种“有教无类”的启蒙思潮下的第一批受益者。
比如农奴出身的著名画家,费奥多尔·罗科托夫。
他进入彼得堡艺术学院的时候,身份还是农奴。
当他从学院毕业,融入上流圈子后,很快就有一个“他是某位贵族的私生子”的流言在上流社会流传,尤其是他给女皇画完肖像之后,更是升格为了“他大约好像或许是戈利岑公爵的私生子”。
这事儿吧,其实大顺这边,从形式上也差不多。
从明朝开始,编族谱的事儿,就层出不穷。
但形式相似,意义却大不一样。
中国的历史太长了,姓氏分离,以及从汉高祖布衣斩蛇之后,每隔一二百年就来一波阶级流动。
百家姓,从赵钱孙李,到第五言福……往上编族谱,哪个姓还没有个三五个达官显赫?哪怕是生僻的第五姓,还有东汉帝国大司空第五伦、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五琦。
就大明、大顺来说,自己姓啥,往上攀附,找个当过大官、贵族的祖宗,只看你愿意出多少钱给那些生员考证。
这玩意儿,当所有人都是“贵族”、“显赫”的后代的时候,就等于所有人都不是。
所以,即便形式相似,但实质大不相同。
但不管怎么样,标准俄语语法,和没有神学院的莫斯科大学,都是俄国特色的启蒙运动的开启标志。
同样的,类似的这种各国特色、依托各国传统和历史、不同的经济基础、不同的情况的启蒙运动,正在以不同的形式,在各国迸发着。
在普鲁士。
腓特烈二世,此时正发起“征服自然运动”,要以人对自然的征服,不费一枪一弹,得到一个新的省份。
开发运河,抽干奥得河沼泽的水,迁徙了大量小农前往奥得河沼泽区、残酷镇压了奥得河沼泽排干垦殖运动里受损的渔民阶层,为普鲁士增加了大约两万户小农阶层,并提供了稳定的兵员和税源。
原本历史上,这场依靠科学征服自然的奥得河沼泽征服运动,负责“测量数据、成本核算和利润计算”的人,是欧拉。而现在,总负责人,是工程师冯·希姆莱。
科学与数学,不再是国王王冠上的点缀,亦离开了纯粹的战争,而是开始应用在对自然的征服上。
在瑞典。
在大顺参与建造了大顺科学院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职员钱伯斯,回到瑞典后,应瑞典国王的要求,为瑞典王后璐维莎·尤里卡,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德诺丁尔摩,建造了“中国宫”作为礼物。
谷鲮/span当然,钱伯斯懂建筑,却不懂礼法,于是璐维莎·尤里卡的回忆,还是比较奇葩的——我吃惊地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神话世界……近卫兵穿着中国的服装,王室侍从则打扮成中国文官的模样……国王安排了中国的芭蕾舞表演,伴随着土耳其音乐……
虽然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无法理解,这芭蕾舞表演、土耳其音乐,是怎么和中国风搭配起来的。
但不管怎么样,在大顺和瑞典交流日多的情况下,【中国成为折射这个时代的快乐、美好氛围、国家富庶、制度优越之追求的一滴水珠,因为它遥远,且在传说和现实之间,并是一处便于想象的乐土】。
伴随着璐维莎·尤里卡的中国宫罗成,也伴随着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和瑞典公司的合作加深。
那场被刘钰吐槽为“启蒙编造理想国运动”的、借中国而讽时政的、在法国已经被卢梭开始炮轰而在瑞典方兴未艾的启蒙编造运动,也在轰轰烈烈的进行。
包括且不限于对唐律疏议的选择性摘抄、对科举制的美化性幻想、对中国皇帝整天微服私访巡察百姓疾苦的胡编等等。
不过这种类似盲人摸象的故事,在历史上是非常讽刺的。
历史上,瑞典人胡编乱造的中国故事,可是不少,哪怕瑞典去过中国的人一抓一大把。
同样的,历史上满清乾隆年间,对瑞典国记录最清晰的、明确描绘国旗颜色、国旗形状、国土物产、面积大小、去荷兰多久、去英国大约多久、国旗是蓝旗黄十字的中国人,是个瞎子,真正意义上的双目失明的盲人,谢清高。
但不管怎么说,此时瑞典所由中国宫引起的启蒙运动,还是用瑞典特色的方式进行着。
剩下的,诸如葡萄牙、西班牙等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国家,他们国内的启蒙运动,也在今年出现了转机。
而这场转机,也正源于遥远的东方。
…………
大顺,松苏。
为皇帝南巡而做的盛大准备,早已就绪。
明天就是大阅的日子,天气很好,一艘在刘钰看来纯他妈浪费钱、没啥用的99炮的大顺最大的战列舰,停泊在港口,作为明日皇帝大阅舰队的旗舰。
这破船,也就能在渤海里用一用,可真要是被人打到渤海湾,那本身就已经败了。
不过,这种大舰停泊在那,还是足够骇人的。
军舰的巨大阴影下,欧洲各国的使节团、驻华公司的负责人,在安静地听着刘钰传达朝廷的一些决定。
当然朝廷的决定,倒是很简单。
一共两件事。
第一件事,就是恢复对澳门的直接管理,驱逐所有的罗马教廷各个教团的传教士,并要求逗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,在今天之内,或者编户齐民,或者离开澳门。
第二件事,就是大顺将采取类似管辖和尚、道士的方式,对国内、包括南洋地区的耶稣教教徒进行管辖。大顺礼政府将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,对基督教进行官方管理,并且严格控制度牒的发放,而且内部晋升体系,和罗马教廷再无任何关系。
这并不是对葡萄牙宣战,大顺只是不想把澳门租给葡萄牙了。
当然如果葡萄牙认为这是宣战,大可以在明天大阅之后,选择开战,来保卫他们所认为的“殖民地”。
这种事,自然不必皇帝自己宣布,但礼政府又可能说不明白其中的关键,故而还是刘钰来负责解决这件事。
大顺既然选择了要独霸南洋,并且要征服印度,那么澳门问题就是个最好在战前解决的问题。
解决问题,不是说攻下澳门,或者怎么样。
那简直不要太简单。
而是说,怎么解决大顺国内的基督教问题。
禁教当然是有成果的,但伴随着开放和贸易,以及南洋地区、印度地区的交流,有些东西又是无法阻挡的。
就像是之前的日本,禁教禁的那么早,马尼拉那边的各种教团,三天两头偷着上岸。
大顺这边,这个会、那个教团,也在各地进行秘密传教。
况且,内部倒是好说,可南洋等大顺无法做到严格管理的地方,以及之前遗留下的诸多教徒,都必须要解决掉。
单纯的禁,伴随着大顺贸易额的不断增加,东西方往来的日益密切,以及暗地里不断发展的传教,只靠单纯的禁是禁不绝的。
与其让他們悄悄传播,不如找一个专门的坑,把他们都装进去,驯化他们,否则是不好处置澳门、以及南洋的基督徒问题的。
这不是驱逐那么简单的,驱逐之后,他们肯定往南洋跑。儒家那一套东西,在南洋是传不动的,搞驱逐的结果就是大顺的几个军镇,过些年就全都被染色了。
况且,南洋、印度,以及吕宋,还有一大堆的问题。基本盘核心区自然是要严防死守的,可边缘区,便要换个办法,一个进攻主义而非防守主义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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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不过,俄国的统治方式、贵族势力,使得沙皇没办法对各路言论下死手,都是自己人。而蹲在村社里除了打仗基本没见过外面世界的农奴,自然也就没机会参与这场争论。
于是,可以预见地,沙皇解决不了问题,又因为都是亲戚和关系户也不能解决讨论问题的人,必然会搞出来养蛊似的争论。
温和派,最终会湮灭在养蛊风格的各种极端派之下,最后炸个死无全尸问题不大。
而罗蒙诺索夫的第二封奏疏,就可以看出这种极端化的苗头。
此时欧洲的绝大多数大学,是不可能不设置神学系的。
包括卢梭写征文的第戎学院,建立是经过教皇英诺森十三世的“御”批,才建立的。
而英国这边,今年也批准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,而这个大学就是个纯粹的神学院;殖民地自己建立的普林斯顿大学,也是标准的基督教曙光长老会长老培训班。
这种请求批准建立莫斯科大学,同时又要求莫斯科大学根本不设置神学院的奏请,本身就是极端激进的,甚至激进到在欧洲算是惊世骇俗的地步。
在奏请书上,罗蒙诺索夫附上了一首小诗。
【各种神奇的科学,越过高山、大海和江河。科学把手伸向俄罗斯,对伟大的君主说:科学愿意竭尽全力,把纯粹智慧的新成果,交给俄罗斯的人民】
在这首小诗下面的办学请求中,罗蒙诺索夫这样建议:
大学不设置神学系。开办之初,设置法学系、哲学系、医学系、数学物理系。
大学面向所有纳税阶层招收学生。
大学设置预科班,面向受教育不足的非贵族学生,包括农奴身份,在预科班接受教育后再转入大学,从而避免贵族弟子垄断大学名额。
这些大胆的建议,得到了批准,并且很快营造出一种欣欣向荣的、当然也或许是昙花一现的景象。
很难说,是成功还是失败。
于罗蒙诺索夫,他从未否认过自己是个农民的孩子,没有贵族身份,并将此视为俄国摆脱愚昧的象征。
然而在他的办学理念下,以及他试图营造的这种“有教无类”的启蒙思潮下的第一批受益者。
比如农奴出身的著名画家,费奥多尔·罗科托夫。
他进入彼得堡艺术学院的时候,身份还是农奴。
当他从学院毕业,融入上流圈子后,很快就有一个“他是某位贵族的私生子”的流言在上流社会流传,尤其是他给女皇画完肖像之后,更是升格为了“他大约好像或许是戈利岑公爵的私生子”。
这事儿吧,其实大顺这边,从形式上也差不多。
从明朝开始,编族谱的事儿,就层出不穷。
但形式相似,意义却大不一样。
中国的历史太长了,姓氏分离,以及从汉高祖布衣斩蛇之后,每隔一二百年就来一波阶级流动。
百家姓,从赵钱孙李,到第五言福……往上编族谱,哪个姓还没有个三五个达官显赫?哪怕是生僻的第五姓,还有东汉帝国大司空第五伦、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五琦。
就大明、大顺来说,自己姓啥,往上攀附,找个当过大官、贵族的祖宗,只看你愿意出多少钱给那些生员考证。
这玩意儿,当所有人都是“贵族”、“显赫”的后代的时候,就等于所有人都不是。
所以,即便形式相似,但实质大不相同。
但不管怎么样,标准俄语语法,和没有神学院的莫斯科大学,都是俄国特色的启蒙运动的开启标志。
同样的,类似的这种各国特色、依托各国传统和历史、不同的经济基础、不同的情况的启蒙运动,正在以不同的形式,在各国迸发着。
在普鲁士。
腓特烈二世,此时正发起“征服自然运动”,要以人对自然的征服,不费一枪一弹,得到一个新的省份。
开发运河,抽干奥得河沼泽的水,迁徙了大量小农前往奥得河沼泽区、残酷镇压了奥得河沼泽排干垦殖运动里受损的渔民阶层,为普鲁士增加了大约两万户小农阶层,并提供了稳定的兵员和税源。
原本历史上,这场依靠科学征服自然的奥得河沼泽征服运动,负责“测量数据、成本核算和利润计算”的人,是欧拉。而现在,总负责人,是工程师冯·希姆莱。
科学与数学,不再是国王王冠上的点缀,亦离开了纯粹的战争,而是开始应用在对自然的征服上。
在瑞典。
在大顺参与建造了大顺科学院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职员钱伯斯,回到瑞典后,应瑞典国王的要求,为瑞典王后璐维莎·尤里卡,在斯德哥尔摩郊外的德诺丁尔摩,建造了“中国宫”作为礼物。
谷鲮/span当然,钱伯斯懂建筑,却不懂礼法,于是璐维莎·尤里卡的回忆,还是比较奇葩的——我吃惊地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神话世界……近卫兵穿着中国的服装,王室侍从则打扮成中国文官的模样……国王安排了中国的芭蕾舞表演,伴随着土耳其音乐……
虽然一个正常的中国人无法理解,这芭蕾舞表演、土耳其音乐,是怎么和中国风搭配起来的。
但不管怎么样,在大顺和瑞典交流日多的情况下,【中国成为折射这个时代的快乐、美好氛围、国家富庶、制度优越之追求的一滴水珠,因为它遥远,且在传说和现实之间,并是一处便于想象的乐土】。
伴随着璐维莎·尤里卡的中国宫罗成,也伴随着大顺西洋贸易公司和瑞典公司的合作加深。
那场被刘钰吐槽为“启蒙编造理想国运动”的、借中国而讽时政的、在法国已经被卢梭开始炮轰而在瑞典方兴未艾的启蒙编造运动,也在轰轰烈烈的进行。
包括且不限于对唐律疏议的选择性摘抄、对科举制的美化性幻想、对中国皇帝整天微服私访巡察百姓疾苦的胡编等等。
不过这种类似盲人摸象的故事,在历史上是非常讽刺的。
历史上,瑞典人胡编乱造的中国故事,可是不少,哪怕瑞典去过中国的人一抓一大把。
同样的,历史上满清乾隆年间,对瑞典国记录最清晰的、明确描绘国旗颜色、国旗形状、国土物产、面积大小、去荷兰多久、去英国大约多久、国旗是蓝旗黄十字的中国人,是个瞎子,真正意义上的双目失明的盲人,谢清高。
但不管怎么说,此时瑞典所由中国宫引起的启蒙运动,还是用瑞典特色的方式进行着。
剩下的,诸如葡萄牙、西班牙等天主教传统深厚的国家,他们国内的启蒙运动,也在今年出现了转机。
而这场转机,也正源于遥远的东方。
…………
大顺,松苏。
为皇帝南巡而做的盛大准备,早已就绪。
明天就是大阅的日子,天气很好,一艘在刘钰看来纯他妈浪费钱、没啥用的99炮的大顺最大的战列舰,停泊在港口,作为明日皇帝大阅舰队的旗舰。
这破船,也就能在渤海里用一用,可真要是被人打到渤海湾,那本身就已经败了。
不过,这种大舰停泊在那,还是足够骇人的。
军舰的巨大阴影下,欧洲各国的使节团、驻华公司的负责人,在安静地听着刘钰传达朝廷的一些决定。
当然朝廷的决定,倒是很简单。
一共两件事。
第一件事,就是恢复对澳门的直接管理,驱逐所有的罗马教廷各个教团的传教士,并要求逗留在澳门的葡萄牙人,在今天之内,或者编户齐民,或者离开澳门。
第二件事,就是大顺将采取类似管辖和尚、道士的方式,对国内、包括南洋地区的耶稣教教徒进行管辖。大顺礼政府将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,对基督教进行官方管理,并且严格控制度牒的发放,而且内部晋升体系,和罗马教廷再无任何关系。
这并不是对葡萄牙宣战,大顺只是不想把澳门租给葡萄牙了。
当然如果葡萄牙认为这是宣战,大可以在明天大阅之后,选择开战,来保卫他们所认为的“殖民地”。
这种事,自然不必皇帝自己宣布,但礼政府又可能说不明白其中的关键,故而还是刘钰来负责解决这件事。
大顺既然选择了要独霸南洋,并且要征服印度,那么澳门问题就是个最好在战前解决的问题。
解决问题,不是说攻下澳门,或者怎么样。
那简直不要太简单。
而是说,怎么解决大顺国内的基督教问题。
禁教当然是有成果的,但伴随着开放和贸易,以及南洋地区、印度地区的交流,有些东西又是无法阻挡的。
就像是之前的日本,禁教禁的那么早,马尼拉那边的各种教团,三天两头偷着上岸。
大顺这边,这个会、那个教团,也在各地进行秘密传教。
况且,内部倒是好说,可南洋等大顺无法做到严格管理的地方,以及之前遗留下的诸多教徒,都必须要解决掉。
单纯的禁,伴随着大顺贸易额的不断增加,东西方往来的日益密切,以及暗地里不断发展的传教,只靠单纯的禁是禁不绝的。
与其让他們悄悄传播,不如找一个专门的坑,把他们都装进去,驯化他们,否则是不好处置澳门、以及南洋的基督徒问题的。
这不是驱逐那么简单的,驱逐之后,他们肯定往南洋跑。儒家那一套东西,在南洋是传不动的,搞驱逐的结果就是大顺的几个军镇,过些年就全都被染色了。
况且,南洋、印度,以及吕宋,还有一大堆的问题。基本盘核心区自然是要严防死守的,可边缘区,便要换个办法,一个进攻主义而非防守主义的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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