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一章 全是好处,没有坏处(中)
太子又没学过矛盾和辩证之类的东西,自然不能理解,旧矛盾消灭之后,新矛盾就会产生。并不是说把旧矛盾解决了,就没有矛盾了。
所以听到刘钰说“只有利、而无弊”这样扯淡的判断之后,琢磨了一下,却觉得好像非常有道理。
单单是那个让经济作物原材料等,进入内地,而使百姓务本这个观点,就让太子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。
可太子虽和刘钰接触不多、交往不密,然而对刘钰的一些评价,太子可是听的多了。
这样的想法,怎么听,都感觉好像和刘钰平日里的想法不一样。
按照大顺的影射那一套,一直说刘钰学的是管夷吾的霸道。现在居然弄出来“务本”的说辞,这就让太子相当的不解。
“国公之论,大有道理。不过,昔者,桑弘羊引《管子》之论,曰:不饰宫室,则材木不可胜用,不充庖厨,则禽兽不损其寿。无末利,则本业无所出,无黼黻,则女工不施。”
“其又曰:农商交易,以利本末。山居泽处,蓬蒿尧埆,财物流通,有以均之。是以多者不独衍,少者不独馑。若各居其处,食其食,则是橘柚不鬻,朐卤之盐不出,旃罽不市,而吴、唐之材不用也。”
“此言尽言贸易之利。如果没有贸易,产橘子的地方就只能吃橘子,不产橘子的地方想吃橘子也吃不到。其余如盐、竹、毯子等,都是如此。”
“素来都闻兴国公重管夷吾、桑弘羊之术。然而今日听国公这番话,尤其‘务本’一词,似又不对。”
“贤良文学曰:男子去本为末,雕文刻镂,以象禽兽,穷物究变,则谷不足食也。妇女饰微治细,以成文章,极伎尽巧,则丝布不足衣也。庖宰烹杀胎卵,煎炙齐和,穷极五味,则鱼肉不足食也。当今世,非患禽兽不损,材木不胜,患僭侈之无穷也;非患无旃罽橘柚,患无狭庐糠糟也。”
“貌似是贤良文学支持本业,不要让男子不去种地而去纺织工商等等。国公谈‘务本’……实不相瞒,着实让我有些讶异。”
刘钰心道我既不站桑弘羊,也不站管仲,但这个你们非要这么想,那也算個是这些年朝中那些人非给我立的人设,方便他们去影射了。
可你要说我站贤良文学那边,我可就得说到说到了。
“殿下误会了。彼时的道理,此时依旧可用;但彼时由此道理推出的办法,此时未必可用。”
“杀死敌人消除威胁,是道理。而豢养武士、分封车兵,那是那时候的办法。而现在的办法,则是招募步兵,训练枪械。都是在贯彻杀死敌人消除威胁这个道理。”
“汉时,天下之大,户不过千万、人不过5000万口。”
“而即便有牛耕、铁器、加之耧车、垄作、保墒休耕等,一户小农的极限,也就是百二十亩地。”
“是以,那时候贤良文学可以说什么他们理解的务本之言。多一个人种地,就多出来一份生产。”
“因为,的确,多一个人种地,就多一份生产。”
“如今天下,人口数倍于当初。”
“同样是一百二十亩地,一户种,十户种,于产出产出而言,有区别吗?”
太子若有所悟,回道:“只言产出,似无区别。”
刘钰点点头,心道只说产出,看似无区别。但要论商品粮数量,那差的可就大了。农民得先吃饱了,然后才能把粮食作为商品卖出去。
同样的一百二十亩地,一户吃的剩余的商品粮,和十户吃完剩下的商品粮,那可不一样。
不过这时候也不必和太子讲这个问题,刘钰又道:“于是说回‘务本’。彼时务本,可以增加生产,对吧?现在‘务本’,并不能增加生产。”
“所以,如果非要体会贤良文学说的道理是什么,现在要做的,就是把大量的人口,迁徙到关东、南洋、扶桑等地,使之务本,增加生产——如果非要给贤良文学说的这些东西,找到一些道理的话。当然实际上他们脑子里并没有这样的道理。”
“在土地多、而人口少的时候。让人居于地上务本,是增加生产。”
“当人口多、土地少的,让人迁徙到新大陆,也是增加生产。”
“如果假设,贤良文学的脑子里,有增加生产这个概念,并且非要贴金,说他们的思路是以增加生产为目的的话。那么,道理是对的,但过去时候为了践行这个道理而用的方法,未必是现在依旧可用的。”
“如果非要用,这就叫刻舟求剑。”
“桑弘羊大夫说的‘今吴、越之竹,隋、唐之材,不可胜用,而曹、卫、梁、宋,采棺转尸;江、湖之鱼,莱、黄之鲐,不可胜食,而邹、鲁、周、韩,藜藿蔬食。天地之利无不赡,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;然百姓匮乏,财用不足,多寡不调,而天下财不散也’的问题。”
“铁路、海运,是最终的解决方案。不是说,我要重工商,那么吴越的竹子就能飞到曹卫了;莱州的青鱼,就能让邹鲁的百姓吃到了。物流运输,也是需要成本的。”
“铁路修好只好,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最起码,京城吃到汉口的橘子,并且小康之家也能吃到,这肯定是没问题的,对吧?”
“而之前,就是京西的煤,距离京城才不过几十里,寻常百姓依旧用不起。”
“桑弘羊指出了贸易的必要性,但当时他没办法解决物流问题。现在修路、兴海运,则是为贸易提供了基础。”
“而我说的务本,是另一回事。是说通过外部的棉花大量倾销输入,消灭本地的种棉产业,使得本地百姓种棉无利,不得不种粮食。而种粮,也就意味着还会继续保持收租子、放高利贷的形式。”
“而继续保持收租子、放高利贷的形式,又让外地货物涌入本地,使得地主想要维系原本的生活,不得不加重租子。这就会迫使佃农愿意接受迁徙。迁徙之后,这才叫……务本。”
“务本的本质,是增加生产。贤良文学或许可能认为,贸易不会增加生产,所以非要说他们懂经济,务本就只能这么理解。”
“将这里的百姓迁徙到人少地多之处,是不是增加了生产呢?那么,怎么能说这不是务本呢?”
“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务本的理解。”
“本地多种粮食,粮价则低,粮食便多。朝廷以类均输之法,以江南之财币,收本地之粮。”
“以工代赈,于农闲时候,多兴水利、道路等工程。”
“使得每个百姓所能创造的财富增加,宏观上水坝、运河、灌溉渠、道路等,都是财富。这也是一种务本。”
“至于朝中守旧之臣所言的‘务本’。那不过是得其形,而不得其意;知其然,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以为种粮食这个形,就是本……”
“他们既非要这么想,那么这也算是一种务本。总归,此时于谁而言,都可以理解为务本,那不是说只有利而无弊吗?”
“站在桑弘羊、管夷吾一边的,觉得此事大利。湖北的橘子,确实可以卖到京城了。”
“站在贤良文学一边的,也会觉得此事大利。”
“既如此,便有利而无弊。”
太子明显能听出来刘钰是有立场的。
只不过,刘钰在没有隐藏自己立场的情况下,站在了对立面的角度,嘲讽之余,还阐述了一番站在对立面的视角下一样有利的说辞。
皇帝既是让太子来听其“所以然”的,对于这里面的东西,仔细思索之后,问道:“之前父皇说,应师夷之长技。这夷之长技,多由国公带人编纂,多化用先秦两汉之经济手段,予以阐释。最多也就追到了永乐帝遣三宝太监下西洋,垄断香料之利,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比较。”
“刚才闻国公之言,说要倾销棉纱棉花……是不是,国公所言的‘务本’,其实担心出现类似夷人圈地运动之事?”
“若棉贵,则驱佃户,而收土地种棉,得利颇丰。致使百万佃户为流民,而乱中原?”
“国公之‘务本’,可有这个意思?”
这些东西,朝中读过的人多了去了。
只不过,负责编写这些东西的人,是刘钰。
他有自己的立场,也有自己的三观,所以不会朝着什么“民族性”、“平凡而伟大的气质”、“宗教的优越”、“文化的优越”这些扯犊子的方向上去搞。
而是很标准地用他所定型的三观,联系先秦两汉的诸多学说,把事情从物质的角度去解释。
太子问出来圈地运动的事,刘钰也只是笑了笑,然后摇了摇头。
“殿下多虑了,此事断不可能发生。我说的务本,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太子加重语气道:“断不可能?”
“断不可能!我说的务本,于此毫无关系。”
“既说师夷长技,那么圈地运动无非三件事。”
“其一,确定地权,公地、私地之分;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划归私人占据。这些事,自秦汉时候,再到宋,已然完成。本朝不存在村社的集体土地。我在松苏搞盐政改革的时候,倒是遇到过宗族的草荡,至少他们非说是他们的,但顶天也就这样了,基本上不存在那么多的公地。”
“其二,养羊,卖毛,而供纺织之用。本朝得南洋,下锡兰、闯关东。棉花、亚麻等,皆不缺,何需本土圈地为工商业提供原材料?或者种粮食,卖给工商业发达的城市,可问题是南洋米辽东麦,已经叫人哭着喊着谷贱伤农了。”
“其三,为兴工商,必要廉价劳动力。本朝不圈地,一年流民何止百万,难道缺从事工商之劳力吗?我在松苏变革,单单一个商路改变,至少二十万岭南脚夫失业,只五岭西江一地,流民般的廉价劳力不下二三十万,缺吗?”
“既然这三项,并无长处可学。那么,反过来说,南洋印度之棉,极其廉价,中原种棉无利可图,那么圈地种棉的意义何在?”
“若为种粮食卖钱,工商业最兴盛之地,方需大量粮食,然而南洋米、辽东麦,乃至朝鲜米,都比河南的粮食便宜,即便一个价,加上运费那也便宜……那圈地种粮,也无利可图。粮食总得卖出去才是钱。”
“除了粮食、棉花、亚麻等消耗量大的东西外,还有啥东西,能值得大规模圈地以致影响千万人?”
“况且地租本高,又有高利贷压身,又可驱使佃户如农奴,种啥玩意儿能比这个利润更大?”
“若说本朝唯一像圈地运动的地方,也唯独就是淮南草荡。但其三意,也不过得其二而已。淮南圈地,是为了明确产权,将国有的草荡私有化;是为了种棉,利润更高。但也不是为了制造廉价的流民劳力而入城市。”
“所以,圈地三意只得其二,这已经是最像的了。还非得天时地利的苏北草荡荒芜区才可。”
“只要朝廷允许原棉、棉纱、粮食、油料等,源源不断入河南、江汉,则无需担忧圈地事。绝无可能。”
“我也根本不是担心会出现圈地事。圈地,是让原本五户折腾的三百亩地,只余一户做工折腾便是。剩余的滚去做工。本朝的兼并,是让原本属于五户的百亩地,属于一户,其余人皆为佃户,缴纳租子。这些佃户,欲去做工、欲为契约长工去海外垦殖而不得。”
“殿下担心的圈地,担心的是佃户无业而为流民。此事我敢打包票,三十年内,中原绝无可能发生,因为没啥可种的能让获利高过收租子。唯一可能的,或许是种烤烟?但这玩意儿,最多也就靠近铁路的一二个县,顶天了,问题不大。”
“要解决的,还是兼并问题……此事或可解、或不肯解、或不愿解。既如此,那么修路本身,也是有利的。”
“若有灾荒,可赈、可济、可抚、可剿、可输粮、可以工代赈修路挖河。”
“或者,若朝廷真有社稷长久之愿,敛财聚力,集中力量,移民海外。”
“亦或者,相信工商业发展下去,能容下半数人口。一切以工业化为目的,期间安抚百姓,均其田亩,使之少地主之租,足以苟活于转型完成。”
“殿下可知,江南一些地方,怀念前朝洪武时候,说那时候赁官田,四成租,现在有人思念当时,竟怀念为善政、保民之举。”
这里面一些东西,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道理。
就像是大顺的土布生命力之顽强,刘钰压根就不觉得国内市场能有多大。究其根源,就是劳动力已经便宜到,哪怕费劲吧啦地把棉花纺成纱线、织成布,整个过程能多买五斤米,都会有人去干,因为要不然这劳动力是空闲的,连五斤米都换不到。
修水利、修路这些工程,如果能给米,这当然是条正途。最起码,路,水利工程,这都是财富,也是在提高生产力。
如果朝廷能花钱,有计划、有目的、有执行力地,把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边疆、海外,那也是提高了生产力、释放每个小农的极限生产力。
在这个时代,实学派里的大部分人,倾向于后者。
因为前者,是错过了大航海时代,外面的好地方都被人占据了的无奈选择。
大顺的实学派接受的那一套价值观,可以算出来:向外移民所提升的生产力,是巨大的。能种百亩,无地可种,只能种三亩,扔到能种百亩的地方,相当于生产力提升了三十倍。
除了刘钰等少部分人外,实学派的多数人,支持均田的原因很激进。
他们支持均田的原因,是想扔掉地主这个中间商,学英国,搞五一农业税,把农业税税率拉到20%,利用十几亿亩土地,一年拉到一亿两的农业税盈余,把这一亿两的农业税收入花在造船、移民上。
拼上三十年时间,移个上亿人,占满已经确定了大小的地球的那些阳光普照之地,重走一边西周分封殖民的路,中原做周天子,并且利用中原的先发优势发展工业,把“分封垦殖”区,全部变成经济体系内的配套部分。
类朝鲜国之纸、日本之米、爪哇之靛、印度之棉,以管仲之轻重聘币术控之,不得不朝。
但显然,这么搞,大顺必炸,李家多半必死,不死的那一小半可能是李家的其余皇子复辟旧政,武装清君侧。
这就是皇帝担心的“王莽改革”。
而要是不搞,也是多半必死。那就是刘钰之前假哭的宇宙之悲。
这也是皇帝苦恼的“王朝轮回”。
不搞激进改革,守成也不是什么都不做。相反还必须得做一些事。
今日太子大张旗鼓地来找刘钰谈铁路的事,而且还是皇帝让太子来说的,在刘钰看来,皇帝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。
皇帝要给太子留遗产,但不会让太子行刘钰的办法,而是希望太子来听听刘钰的看法,将来真要是走不通的时候,或许可以选择另一条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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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听到刘钰说“只有利、而无弊”这样扯淡的判断之后,琢磨了一下,却觉得好像非常有道理。
单单是那个让经济作物原材料等,进入内地,而使百姓务本这个观点,就让太子有点醍醐灌顶的感觉。
可太子虽和刘钰接触不多、交往不密,然而对刘钰的一些评价,太子可是听的多了。
这样的想法,怎么听,都感觉好像和刘钰平日里的想法不一样。
按照大顺的影射那一套,一直说刘钰学的是管夷吾的霸道。现在居然弄出来“务本”的说辞,这就让太子相当的不解。
“国公之论,大有道理。不过,昔者,桑弘羊引《管子》之论,曰:不饰宫室,则材木不可胜用,不充庖厨,则禽兽不损其寿。无末利,则本业无所出,无黼黻,则女工不施。”
“其又曰:农商交易,以利本末。山居泽处,蓬蒿尧埆,财物流通,有以均之。是以多者不独衍,少者不独馑。若各居其处,食其食,则是橘柚不鬻,朐卤之盐不出,旃罽不市,而吴、唐之材不用也。”
“此言尽言贸易之利。如果没有贸易,产橘子的地方就只能吃橘子,不产橘子的地方想吃橘子也吃不到。其余如盐、竹、毯子等,都是如此。”
“素来都闻兴国公重管夷吾、桑弘羊之术。然而今日听国公这番话,尤其‘务本’一词,似又不对。”
“贤良文学曰:男子去本为末,雕文刻镂,以象禽兽,穷物究变,则谷不足食也。妇女饰微治细,以成文章,极伎尽巧,则丝布不足衣也。庖宰烹杀胎卵,煎炙齐和,穷极五味,则鱼肉不足食也。当今世,非患禽兽不损,材木不胜,患僭侈之无穷也;非患无旃罽橘柚,患无狭庐糠糟也。”
“貌似是贤良文学支持本业,不要让男子不去种地而去纺织工商等等。国公谈‘务本’……实不相瞒,着实让我有些讶异。”
刘钰心道我既不站桑弘羊,也不站管仲,但这个你们非要这么想,那也算個是这些年朝中那些人非给我立的人设,方便他们去影射了。
可你要说我站贤良文学那边,我可就得说到说到了。
“殿下误会了。彼时的道理,此时依旧可用;但彼时由此道理推出的办法,此时未必可用。”
“杀死敌人消除威胁,是道理。而豢养武士、分封车兵,那是那时候的办法。而现在的办法,则是招募步兵,训练枪械。都是在贯彻杀死敌人消除威胁这个道理。”
“汉时,天下之大,户不过千万、人不过5000万口。”
“而即便有牛耕、铁器、加之耧车、垄作、保墒休耕等,一户小农的极限,也就是百二十亩地。”
“是以,那时候贤良文学可以说什么他们理解的务本之言。多一个人种地,就多出来一份生产。”
“因为,的确,多一个人种地,就多一份生产。”
“如今天下,人口数倍于当初。”
“同样是一百二十亩地,一户种,十户种,于产出产出而言,有区别吗?”
太子若有所悟,回道:“只言产出,似无区别。”
刘钰点点头,心道只说产出,看似无区别。但要论商品粮数量,那差的可就大了。农民得先吃饱了,然后才能把粮食作为商品卖出去。
同样的一百二十亩地,一户吃的剩余的商品粮,和十户吃完剩下的商品粮,那可不一样。
不过这时候也不必和太子讲这个问题,刘钰又道:“于是说回‘务本’。彼时务本,可以增加生产,对吧?现在‘务本’,并不能增加生产。”
“所以,如果非要体会贤良文学说的道理是什么,现在要做的,就是把大量的人口,迁徙到关东、南洋、扶桑等地,使之务本,增加生产——如果非要给贤良文学说的这些东西,找到一些道理的话。当然实际上他们脑子里并没有这样的道理。”
“在土地多、而人口少的时候。让人居于地上务本,是增加生产。”
“当人口多、土地少的,让人迁徙到新大陆,也是增加生产。”
“如果假设,贤良文学的脑子里,有增加生产这个概念,并且非要贴金,说他们的思路是以增加生产为目的的话。那么,道理是对的,但过去时候为了践行这个道理而用的方法,未必是现在依旧可用的。”
“如果非要用,这就叫刻舟求剑。”
“桑弘羊大夫说的‘今吴、越之竹,隋、唐之材,不可胜用,而曹、卫、梁、宋,采棺转尸;江、湖之鱼,莱、黄之鲐,不可胜食,而邹、鲁、周、韩,藜藿蔬食。天地之利无不赡,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;然百姓匮乏,财用不足,多寡不调,而天下财不散也’的问题。”
“铁路、海运,是最终的解决方案。不是说,我要重工商,那么吴越的竹子就能飞到曹卫了;莱州的青鱼,就能让邹鲁的百姓吃到了。物流运输,也是需要成本的。”
“铁路修好只好,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。最起码,京城吃到汉口的橘子,并且小康之家也能吃到,这肯定是没问题的,对吧?”
“而之前,就是京西的煤,距离京城才不过几十里,寻常百姓依旧用不起。”
“桑弘羊指出了贸易的必要性,但当时他没办法解决物流问题。现在修路、兴海运,则是为贸易提供了基础。”
“而我说的务本,是另一回事。是说通过外部的棉花大量倾销输入,消灭本地的种棉产业,使得本地百姓种棉无利,不得不种粮食。而种粮,也就意味着还会继续保持收租子、放高利贷的形式。”
“而继续保持收租子、放高利贷的形式,又让外地货物涌入本地,使得地主想要维系原本的生活,不得不加重租子。这就会迫使佃农愿意接受迁徙。迁徙之后,这才叫……务本。”
“务本的本质,是增加生产。贤良文学或许可能认为,贸易不会增加生产,所以非要说他们懂经济,务本就只能这么理解。”
“将这里的百姓迁徙到人少地多之处,是不是增加了生产呢?那么,怎么能说这不是务本呢?”
“除此之外,还有一种务本的理解。”
“本地多种粮食,粮价则低,粮食便多。朝廷以类均输之法,以江南之财币,收本地之粮。”
“以工代赈,于农闲时候,多兴水利、道路等工程。”
“使得每个百姓所能创造的财富增加,宏观上水坝、运河、灌溉渠、道路等,都是财富。这也是一种务本。”
“至于朝中守旧之臣所言的‘务本’。那不过是得其形,而不得其意;知其然,而不知其所以然。以为种粮食这个形,就是本……”
“他们既非要这么想,那么这也算是一种务本。总归,此时于谁而言,都可以理解为务本,那不是说只有利而无弊吗?”
“站在桑弘羊、管夷吾一边的,觉得此事大利。湖北的橘子,确实可以卖到京城了。”
“站在贤良文学一边的,也会觉得此事大利。”
“既如此,便有利而无弊。”
太子明显能听出来刘钰是有立场的。
只不过,刘钰在没有隐藏自己立场的情况下,站在了对立面的角度,嘲讽之余,还阐述了一番站在对立面的视角下一样有利的说辞。
皇帝既是让太子来听其“所以然”的,对于这里面的东西,仔细思索之后,问道:“之前父皇说,应师夷之长技。这夷之长技,多由国公带人编纂,多化用先秦两汉之经济手段,予以阐释。最多也就追到了永乐帝遣三宝太监下西洋,垄断香料之利,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比较。”
“刚才闻国公之言,说要倾销棉纱棉花……是不是,国公所言的‘务本’,其实担心出现类似夷人圈地运动之事?”
“若棉贵,则驱佃户,而收土地种棉,得利颇丰。致使百万佃户为流民,而乱中原?”
“国公之‘务本’,可有这个意思?”
这些东西,朝中读过的人多了去了。
只不过,负责编写这些东西的人,是刘钰。
他有自己的立场,也有自己的三观,所以不会朝着什么“民族性”、“平凡而伟大的气质”、“宗教的优越”、“文化的优越”这些扯犊子的方向上去搞。
而是很标准地用他所定型的三观,联系先秦两汉的诸多学说,把事情从物质的角度去解释。
太子问出来圈地运动的事,刘钰也只是笑了笑,然后摇了摇头。
“殿下多虑了,此事断不可能发生。我说的务本,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太子加重语气道:“断不可能?”
“断不可能!我说的务本,于此毫无关系。”
“既说师夷长技,那么圈地运动无非三件事。”
“其一,确定地权,公地、私地之分;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划归私人占据。这些事,自秦汉时候,再到宋,已然完成。本朝不存在村社的集体土地。我在松苏搞盐政改革的时候,倒是遇到过宗族的草荡,至少他们非说是他们的,但顶天也就这样了,基本上不存在那么多的公地。”
“其二,养羊,卖毛,而供纺织之用。本朝得南洋,下锡兰、闯关东。棉花、亚麻等,皆不缺,何需本土圈地为工商业提供原材料?或者种粮食,卖给工商业发达的城市,可问题是南洋米辽东麦,已经叫人哭着喊着谷贱伤农了。”
“其三,为兴工商,必要廉价劳动力。本朝不圈地,一年流民何止百万,难道缺从事工商之劳力吗?我在松苏变革,单单一个商路改变,至少二十万岭南脚夫失业,只五岭西江一地,流民般的廉价劳力不下二三十万,缺吗?”
“既然这三项,并无长处可学。那么,反过来说,南洋印度之棉,极其廉价,中原种棉无利可图,那么圈地种棉的意义何在?”
“若为种粮食卖钱,工商业最兴盛之地,方需大量粮食,然而南洋米、辽东麦,乃至朝鲜米,都比河南的粮食便宜,即便一个价,加上运费那也便宜……那圈地种粮,也无利可图。粮食总得卖出去才是钱。”
“除了粮食、棉花、亚麻等消耗量大的东西外,还有啥东西,能值得大规模圈地以致影响千万人?”
“况且地租本高,又有高利贷压身,又可驱使佃户如农奴,种啥玩意儿能比这个利润更大?”
“若说本朝唯一像圈地运动的地方,也唯独就是淮南草荡。但其三意,也不过得其二而已。淮南圈地,是为了明确产权,将国有的草荡私有化;是为了种棉,利润更高。但也不是为了制造廉价的流民劳力而入城市。”
“所以,圈地三意只得其二,这已经是最像的了。还非得天时地利的苏北草荡荒芜区才可。”
“只要朝廷允许原棉、棉纱、粮食、油料等,源源不断入河南、江汉,则无需担忧圈地事。绝无可能。”
“我也根本不是担心会出现圈地事。圈地,是让原本五户折腾的三百亩地,只余一户做工折腾便是。剩余的滚去做工。本朝的兼并,是让原本属于五户的百亩地,属于一户,其余人皆为佃户,缴纳租子。这些佃户,欲去做工、欲为契约长工去海外垦殖而不得。”
“殿下担心的圈地,担心的是佃户无业而为流民。此事我敢打包票,三十年内,中原绝无可能发生,因为没啥可种的能让获利高过收租子。唯一可能的,或许是种烤烟?但这玩意儿,最多也就靠近铁路的一二个县,顶天了,问题不大。”
“要解决的,还是兼并问题……此事或可解、或不肯解、或不愿解。既如此,那么修路本身,也是有利的。”
“若有灾荒,可赈、可济、可抚、可剿、可输粮、可以工代赈修路挖河。”
“或者,若朝廷真有社稷长久之愿,敛财聚力,集中力量,移民海外。”
“亦或者,相信工商业发展下去,能容下半数人口。一切以工业化为目的,期间安抚百姓,均其田亩,使之少地主之租,足以苟活于转型完成。”
“殿下可知,江南一些地方,怀念前朝洪武时候,说那时候赁官田,四成租,现在有人思念当时,竟怀念为善政、保民之举。”
这里面一些东西,其实就是个很简单的道理。
就像是大顺的土布生命力之顽强,刘钰压根就不觉得国内市场能有多大。究其根源,就是劳动力已经便宜到,哪怕费劲吧啦地把棉花纺成纱线、织成布,整个过程能多买五斤米,都会有人去干,因为要不然这劳动力是空闲的,连五斤米都换不到。
修水利、修路这些工程,如果能给米,这当然是条正途。最起码,路,水利工程,这都是财富,也是在提高生产力。
如果朝廷能花钱,有计划、有目的、有执行力地,把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边疆、海外,那也是提高了生产力、释放每个小农的极限生产力。
在这个时代,实学派里的大部分人,倾向于后者。
因为前者,是错过了大航海时代,外面的好地方都被人占据了的无奈选择。
大顺的实学派接受的那一套价值观,可以算出来:向外移民所提升的生产力,是巨大的。能种百亩,无地可种,只能种三亩,扔到能种百亩的地方,相当于生产力提升了三十倍。
除了刘钰等少部分人外,实学派的多数人,支持均田的原因很激进。
他们支持均田的原因,是想扔掉地主这个中间商,学英国,搞五一农业税,把农业税税率拉到20%,利用十几亿亩土地,一年拉到一亿两的农业税盈余,把这一亿两的农业税收入花在造船、移民上。
拼上三十年时间,移个上亿人,占满已经确定了大小的地球的那些阳光普照之地,重走一边西周分封殖民的路,中原做周天子,并且利用中原的先发优势发展工业,把“分封垦殖”区,全部变成经济体系内的配套部分。
类朝鲜国之纸、日本之米、爪哇之靛、印度之棉,以管仲之轻重聘币术控之,不得不朝。
但显然,这么搞,大顺必炸,李家多半必死,不死的那一小半可能是李家的其余皇子复辟旧政,武装清君侧。
这就是皇帝担心的“王莽改革”。
而要是不搞,也是多半必死。那就是刘钰之前假哭的宇宙之悲。
这也是皇帝苦恼的“王朝轮回”。
不搞激进改革,守成也不是什么都不做。相反还必须得做一些事。
今日太子大张旗鼓地来找刘钰谈铁路的事,而且还是皇帝让太子来说的,在刘钰看来,皇帝的态度还是很明确的。
皇帝要给太子留遗产,但不会让太子行刘钰的办法,而是希望太子来听听刘钰的看法,将来真要是走不通的时候,或许可以选择另一条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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