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七章 轮台之思(三)
都说君心难测,此时的情况就是最好的体现。
刘钰不可能去问问皇帝,哎,你是不是准备在死前把黄河问题解决了?
毕竟,对皇帝来说,黄河本身是不能威胁到皇权统治的。真正威胁的,是黄河决口之后的“人”。
而皇帝觉得,可能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,所以可能会琢磨着把人解决掉。
封建帝王,屠戮百姓,如屠猪狗,这种事很正常,变种的草薙而已。
理性判断,一旦和皇帝这个在理性时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结合,那就很容易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。
明末混乱时代,农民、贱民、矿工等,用暴力给大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也因之,会让大顺的皇帝尽可能维系小农的生存;但一旦感觉可能无法维系的时候,便很有可能扼杀于摇篮之中。
这不是没有可能,而是很有可能。
一开始,刘钰听着皇帝忽然谈及轮台诏,他心里肯定是嘲讽加吐槽。
心里嘲讽说,皇帝的脑子,顶天也就到那种不谈生产力生产关系、期待几个超人的良心,搞个什么零之镇魂曲之类的东西。死前发個轮台诏,把国内的兼并问题缓解一下,让太子去做“好皇帝”。
这当然要嘲讽。
但到了后面,刘钰越听,就感觉味儿越不对。
凡事就怕对比,这味儿越发不对的情况下,刘钰觉得,这种类似“放水淹田改稻为桑”的手段,还不如一开始自己嘲讽的那种想法呢。
做事,肯定要算成本。
而做事,怕也怕算成本。
投入成本,是为了目的。
关键在于,皇帝的目的是啥?
皇帝的目的,是百姓更好的生活?还是皇权的稳固统治?
大部分时候,二者似乎外表来看没啥区别,但一旦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,就会立刻露出本质。
哪怕不考虑生产力这种理性的因素,只是考虑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维系小农生活这个目的,投入几亿两白银,也是值得的。
但如果只考虑皇权的稳固统治,实际上……是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的。
铁路的出现,的确让皇帝增强了统治的力量。并且给皇帝塑造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案。
一旦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大致完工;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铁路。实际上,黄泛区——大顺的黄泛区,多半是后世的黄河下游流域,而不是原本历史上花园口后的黄泛区概念——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围的死地。
按照刘钰设想的花钱移民的构想,这需要大约至少三五亿两、甚至更多的钱,才能解决。毕竟还涉及到几千万亩的耕地,挖黄河的河道,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区,因为黄河不能穿山越岭加爬坡,水往低处流嘛。
并且其中必然夹杂着反抗、混乱、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。
而如果皇帝真要搞点反人类的办法,那只能说,成本确实大大降低。
水一冲,死一波、杀一波。北以黄河新河道为壑、西以铁路为墙、南以富裕乡绅防止灾民南下为忠、东以大海为弱水。
到时候,不但迁徙成本大大降低,而且少了许多迁徙的怨气,顺带还能重新分配土地。
甚至,完全有可能在大量迁民之后,于黄泛区搞中唐均田制,打造成为皇权的新堡垒,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。
并且,在铁路出现之后,以及大顺的财政状况,这种想法,是真的有可行性的……
而且,不论是难度,还是对天下结构稳定的破坏,都比刘钰一开始以为皇帝要搞的那种轮台诏的手段,简单多了、影响也小得多。
虽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这么想的,可听着皇帝说的那些话,刘钰总感觉味儿很是不对,着实很慌。
于是乎,在皇帝听来,刘钰的这番话,让皇帝略微有些诧异。
就刘钰在阜宁、苏北等地的手段来看,怎么看刘钰都是个激进的变法派。
皇帝万万没想到,刘钰竟然说出来一个相对来说最为保守、最为温和的办法。
虽然这个内部的保守、温和,是以激进的对外扩张为基础的。
说温和,那自不必提,确实温和。
说保守,因为刘钰的这个想法,完全避开了改变黄河可能泛滥去的土地制度、土地私有制是否要改变的方向。并且,显然是以维系现有一切制度为基础的迁民计划。
皇帝相信以刘钰为首的枢密院那群人,对于外部世界的判断,那里集中了大顺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。
而且既然刘钰说五年之内能够解决很多问题,皇帝鉴于之前的信任,也相信五年之后,财政收入翻一番颇有可能。
只是刘钰把问题直接引向了黄河问题,让皇帝有些诧异。
不提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,现在的黄河问题,就是一滩屎,指不定哪天炸了,谁挨得近谁就得黏一身。
庙堂边缘、江湖深处,喊着解决黄河问题的人,没有威望也没有足够的朝堂高度来做这件事,只能空喊。
庙堂之高,谁敢抗这个事?谁又想抗这件事?
但皇帝没有直接去接黄河这个话茬,而是问道:“以爱卿之见,此番印度、欧罗巴事,是必胜之战?已经到了需要考虑败、一切要按照打赢的方向去考虑将来了?”
刘钰深吸一口气,前所未有地郑重道:“回陛下,臣昔日顽皮,得陛下垂青。彼时军改时候,臣便说,要做到纵无能之将,而有有制之兵,成不可轻败之事。”
“再者,臣自编练海军起,便言南洋、印度诸事。为此事,已然谋划二十余年。”
“期间下南洋、迁锡兰、乱荷兰、变罗刹、盟法国,皆为此事。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,臣就说,欧罗巴各国的矛盾没有解决,只是谁都打不动了的休战,早晚还要打。枢密院一直在等这个机会。”
“英人有多少舰队、有多少船、殖民地的情况、民心……英人的财政、利息、关税……法国在加勒比和印度问题上的选择……等等这些,枢密院搜罗的材料,汗牛充栋。”
“枢密院只是定战略,打与不打在陛下。而前线厮杀,在将士。”
“本朝将士用命,训练有素,以一敌一,六成可胜。但于印度,可能以十敌一,臣实不知怎么失败。”
“至于参与欧罗巴之战,只要海军出动,扰乱其贸易、联法海战,拖下去,英国必败。”
“是以,臣在枢密院,整日不过看书消遣,无所事事。只要陛下圣裁不变,坚定打下去,谁坐在枢密院,结果都一样。”
“黄河事,既无人肯碰……臣,请,卸枢密院之职,以国公之爵,便宜行事,出镇禹贡之兖州。”
话止于此。
意却不尽于此。
皇帝饶是满身的法力诈术,这辈子也见多了朝中争斗,还是被刘钰的这番话给弄的不知所措了。
刘钰这是找找死?不想活了?疯了?还是……还是说绝望到要自杀的地步?
一时间,各式各样的想法,飞快地在皇帝的头脑中旋转,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刘钰的话茬。
哪怕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,哪怕他也经历了改革和守旧的二十年争斗。
显然他从未想过,会有臣子,真的会把这番话讲出来。
这番话的言外之意……就是刘钰请求出镇兖州,要来担起来黄河事。
而做这件事,是必死的。
无论是政治上的,还是民心上的,亦或者是任何方向,都是必死的。
或者说,除了皇帝做这件事,其余任何人做这件事,都是在求死。
包括太子。
以往的任何改革,总还是有人得利、有人受损。
哪怕是被骂了数百年的王安石变法,总还算是毁誉参半,还留了一段“与士大夫治天下,非与百姓治天下的”的话。
但这件事,只有骂名。
在朝中,几乎必然是“烹弘羊、天始雨”的情况。
在民间……
如果发生了洪灾,黄河已经决口了,上千万百姓被淹、数百万百姓衣食无着的时候。这时候,皇帝大力赈灾、官员全力以赴,皆得千古美名。
而现在,事还未发。
不提河道变革后的各种零碎的、分阶层的影响。
比如对商业的影响、盐业的影响、农业的影响等等。
只说个最笼统的。
好好的过了四五百年,从来没有黄河泛滥的风险,也不用承担修黄河大堤的悲惨,更不用提心吊胆地担心黄河决口……
却有人要把黄河走山东。
任何一个山东的百姓,都恨不得寝其皮、食其肉。
黄河是啥好东西吗?
至少在此时的民间看来,黄河就意味着灾难,而并不意味着肥沃的黄河水。
意味着要出徭役去修黄河堤。
意味着要面临着黄河泛滥决口的危险——基本上,一年一泛。
意味着要淹没祖坟,淹没仅有的家产,自己要背井离乡。
谁让黄河走山东,除了老天爷这种不可抗力,于此时……没人会立生词,只会立一个跪像,跪在黄河大堤上。
至于刘钰在山东的名声……刨除掉受益的莱州、登州沿海地区。这么说吧,运河沿岸,不知道多少人骂。
刘钰可不止是毁了一个淮安、扬州。
随便举个例子,临清城。运河漕米改革之前,20万人口的大城,短短十几年间,剩下了八万人。
曾经鼎鼎大名的临清关,曾经的山东排在前列的大城,曾经整个山东算是粮价最便宜的地方,因为改革,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诗:
临清官道柳,采掇有饥妇。
年年旱魃杀五谷,客米千钱仅一斗。
有饭柳作齑,无饭柳作糜。
丈夫失纤因病死,妇食老姑兼乳儿。
春风飘飘柳已深,枝叶老梗伤人心。
临清最起码还剩了八万人,最起码还有个州城、府县的底子。
而另一个漕运重镇,张秋……
《张秋志》的最后一段,是这样写的:
昔者漕运重镇,夹河而城,襟带济汶,控接海岱,输贡咽喉,南北要地。五方商贾辐凑,三邑物阜齿繁。自兴国公行海运,始而萧条,继而凋零,不啻迅风之扫秋叶。廿年间,城廓是而风景非。
夫志也,一郡一邑之史也。张秋无郡之名、非县之邑,而有其史,可谓兴矣!
自行海运后,张秋再无其史,此张秋之绝笔。
愣生生把一个繁华大镇,弄到绝望,弄到士绅写下了“张秋之绝笔”这样的词,作为张秋志的最后一句话。
临清还剩下的八万人,是因为漕运被废了之后,但运河凑合着还能用,多少还能有些贸易。
但也仅限于此了。
一旦黄河再从山东过境,仅存的几个还能支撑的运河城市,全都得死。临清的那八万人,可能也就能剩下三万。
当然,也不能说,这些事都怪到刘钰行海运上,而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。
首先一点,就是之前的山东漕运区,一切配置、水利工程,都不是围绕着灌溉、发展农业生产来的。
而是山东有漕州县虽多临近运河,但农业水利资源却极其匮乏,仅有的汶、泗诸水,泰、沂、滕诸泉也被纳入漕运体系之中。
在不能满足运河充足水源的情况下,地方州县是无权使用这些河道或泉源的。
这个问题,从明中期开始,就已经频频成为问题。
保漕运为第一优先级,为此甚至是默许黄河向南决口的。沿途的河流,都要为漕运补水。
而漕运的时间,又基本上和灌溉期重合——等到夏天雨季到来的时候,那时候不缺水,但他妈的运河水也大,又要往外排水——这就导致了旱天要用水的时候,用不了;雨季不要水的时候,往外排。
听起来,刘钰行海运,解决了漕运问题,应该是个好事。
但问题在于,数百年间,频繁的水利工程,都是围绕着漕运来的,已经基本把原本的灌溉体系给破坏了。
漕运本身带来的工商业,养活了一定的人口。而且漕米可以稳定米价。
废掉漕运,是个系统工程,因为“非废运河,无以治黄”是废漕运的一个重要理由。
即便不解决黄河可能决口的问题。
只说之前漕运带来的诸多水利工程的反农业性质,这些数百年积累的坑,不是说废掉运河就一下子解决了的。
这是一个方面。
另一个方面,废掉运河,大量的人失业。
本身,运河区就是闻香教、白莲教、青莲教这些教派的重要传播地。各式各样的变种,层出不穷。
废运河之后,鲁西北、鲁西南地区,至少发生了六七次成规模的起义。
战乱,起义、厮杀,围剿,这又是一波破坏。
最后,就是一些决定性的、根本性的因素。
山东除却这几年发展较好的沿海莱登地区——除了控制着对朝鲜的贸易、海军基地、新学兴起外,还有可以通过海路闯关东——刨除掉这两个地区,山东一共也就大约7500万亩的耕地。
在取消了人头税,或者叫把人头税夹在土地里只能算是朝三暮四不算取消后,隐匿人口已无必要。
统计之后,山东人口已经破2200万了。
2200万人,7500万亩耕地——以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,鲁西南、鲁西北地区的复种、套种、两年三熟率,也只有30%——实际上,山东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大问题了。
此时的生产力水平,就这个样了。
之前的大规模水利工程,都是围着运河、漕运、盐运打转的。
平准亩产是多少?算上复种率,其实顶天说,也就200斤,甚至可能也就170来斤。
人均三亩半地,要是真正达成了均田,刨除掉平均每年6个县受灾的现实,也就是人均600斤粮食。
听起来,好像还行。
但现实不是均田的,不能真的去算“平均粮食占有量”的,平均不了。
现实也不是没有灾荒的。
现实也不是没有贪官污吏的。
现实也不是没有佃户要交租子的。
现实也不是商人不趁着交税的时候压粮食价格的。
后世的人,吃着大量的油脂、鸡蛋、奶、肉、感觉一天一斤粮食,够吃了。
这年月,干活的老百姓,你给他一天两斤粮食,他也就混个七八分饱。
况且,这些土地是不是全都种粮食呢?
有没有种经济作物的?种棉花的?种花生的?种枣子的?实际上,还是很多的。
没有土地,就得冲向那些原本不适合作为耕地的地方,而这,又进一步破坏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结构,旱涝频发。
除此之外,经过在山东的一些统计数据,刨除掉青岛、威海等这样的奇葩城市,这些奇葩城市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80比100,但很正常,证明去做工的多。刨除掉他们后,很多地方的男女比例,也达到了110比100,甚至130比100的情况。
种种以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,促成了很多的问题。
但所有这些问题,都比不上刘钰现在提出的话外之音。
他要让黄河走山东!
这等于是直接往火药桶里扔火炭。
黄河对于绝大多数百姓而言,就此时的生产力水平,都意味着灾难。
没有省份,愿意让黄河经过自己家门口。
从开封往下的河段,没有人愿意。
不干,黄河就不决口了吗?
当然不是。
不干的话,黄河决口,是没有河道的。南边历经600年,已经被抬的太高了,已经不可能走南边了。
而没有河道的黄河,要自己漫灌,自己找河道。这个过程,可能要五年、十年。
甚至可以说,能让山东的人口,直接变成负增长。
但如同后世那个“氦闪”的故事。
当黄河决口之后再去赈灾,那是行善。
而在黄河决口之前,就去盘黄河,搞无人区河道,那就是作恶。
这个事儿,皇帝可以办,但皇帝不想办。
因为皇帝只要不傻,就不会干这件事,成本高不说,而且收益低。
远比黄河决口之后再解决,成本要高、收益也低。
大臣若要办,但凡朝中有党、有派系,就没人会做这件事。
这等于是自己往身上抹屎。
官小了,做不了。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,而是一个涉及三省、波及上千万人口的大事。
还要系统地考虑盐运、城市、迁民、镇压、工商、水利工程、灌溉、农业等等一系列的事。
官大了,不敢做。
这件事谁做,谁遗臭万年。
太子很聪明,要做事,选了汉口。因为太子要是敢干这件事,这个太子多半也当到头了。
刘钰没说要做,但他说他在枢密院已经闲的吊疼了,对印度和欧洲的战争,庙算已定了结局了,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。
所以皇帝才诧异。
不是诧异别的,是诧异刘钰为什么要这么做?
刨除掉为了百姓这个答案之后,皇帝只能认为,刘钰是绝望了想要政治自杀,或者说是困在轮回之悲中出不来了。
甚至,更像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举动:反正我也活不成,不如死前干点啥。
至少,皇帝是这么看的。
但实际上,除却最基本的原因外,刘钰只是感觉,当铁路修好和此时大顺的情况下,山东的农民起义、百姓反抗,都是白白送命,连为王前驱扰乱朝廷、直接崩溃朝政的可能都没有了。
因为运河、粮税、漕米等的改变,这里已然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了。
既如此,何必叫人将来白白牺牲?
如果不要白白牺牲,何不除了不叫人白白牺牲之外,再趁机干点啥,继续趁机打一打日后的经济基础?
至于说什么寻死、破罐破摔、负气自杀之类的想法,倒真是和刘钰一点不沾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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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钰不可能去问问皇帝,哎,你是不是准备在死前把黄河问题解决了?
毕竟,对皇帝来说,黄河本身是不能威胁到皇权统治的。真正威胁的,是黄河决口之后的“人”。
而皇帝觉得,可能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,所以可能会琢磨着把人解决掉。
封建帝王,屠戮百姓,如屠猪狗,这种事很正常,变种的草薙而已。
理性判断,一旦和皇帝这个在理性时代本不该存在的东西结合,那就很容易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。
明末混乱时代,农民、贱民、矿工等,用暴力给大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也因之,会让大顺的皇帝尽可能维系小农的生存;但一旦感觉可能无法维系的时候,便很有可能扼杀于摇篮之中。
这不是没有可能,而是很有可能。
一开始,刘钰听着皇帝忽然谈及轮台诏,他心里肯定是嘲讽加吐槽。
心里嘲讽说,皇帝的脑子,顶天也就到那种不谈生产力生产关系、期待几个超人的良心,搞个什么零之镇魂曲之类的东西。死前发個轮台诏,把国内的兼并问题缓解一下,让太子去做“好皇帝”。
这当然要嘲讽。
但到了后面,刘钰越听,就感觉味儿越不对。
凡事就怕对比,这味儿越发不对的情况下,刘钰觉得,这种类似“放水淹田改稻为桑”的手段,还不如一开始自己嘲讽的那种想法呢。
做事,肯定要算成本。
而做事,怕也怕算成本。
投入成本,是为了目的。
关键在于,皇帝的目的是啥?
皇帝的目的,是百姓更好的生活?还是皇权的稳固统治?
大部分时候,二者似乎外表来看没啥区别,但一旦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候,就会立刻露出本质。
哪怕不考虑生产力这种理性的因素,只是考虑抽象的百姓更好的维系小农生活这个目的,投入几亿两白银,也是值得的。
但如果只考虑皇权的稳固统治,实际上……是有成本更低的解决方案的。
铁路的出现,的确让皇帝增强了统治的力量。并且给皇帝塑造了另一种可行的方案。
一旦从京城到汉口的铁路大致完工;再配上海州到徐州再到皖北河南的铁路。实际上,黄泛区——大顺的黄泛区,多半是后世的黄河下游流域,而不是原本历史上花园口后的黄泛区概念——已然是一片四面皆围的死地。
按照刘钰设想的花钱移民的构想,这需要大约至少三五亿两、甚至更多的钱,才能解决。毕竟还涉及到几千万亩的耕地,挖黄河的河道,必然是最好的耕地区,因为黄河不能穿山越岭加爬坡,水往低处流嘛。
并且其中必然夹杂着反抗、混乱、以及即便做了也未必能成。
而如果皇帝真要搞点反人类的办法,那只能说,成本确实大大降低。
水一冲,死一波、杀一波。北以黄河新河道为壑、西以铁路为墙、南以富裕乡绅防止灾民南下为忠、东以大海为弱水。
到时候,不但迁徙成本大大降低,而且少了许多迁徙的怨气,顺带还能重新分配土地。
甚至,完全有可能在大量迁民之后,于黄泛区搞中唐均田制,打造成为皇权的新堡垒,极大地增强皇权的力量。
并且,在铁路出现之后,以及大顺的财政状况,这种想法,是真的有可行性的……
而且,不论是难度,还是对天下结构稳定的破坏,都比刘钰一开始以为皇帝要搞的那种轮台诏的手段,简单多了、影响也小得多。
虽然不知道皇帝是不是真这么想的,可听着皇帝说的那些话,刘钰总感觉味儿很是不对,着实很慌。
于是乎,在皇帝听来,刘钰的这番话,让皇帝略微有些诧异。
就刘钰在阜宁、苏北等地的手段来看,怎么看刘钰都是个激进的变法派。
皇帝万万没想到,刘钰竟然说出来一个相对来说最为保守、最为温和的办法。
虽然这个内部的保守、温和,是以激进的对外扩张为基础的。
说温和,那自不必提,确实温和。
说保守,因为刘钰的这个想法,完全避开了改变黄河可能泛滥去的土地制度、土地私有制是否要改变的方向。并且,显然是以维系现有一切制度为基础的迁民计划。
皇帝相信以刘钰为首的枢密院那群人,对于外部世界的判断,那里集中了大顺对外部世界最了解的一群人。
而且既然刘钰说五年之内能够解决很多问题,皇帝鉴于之前的信任,也相信五年之后,财政收入翻一番颇有可能。
只是刘钰把问题直接引向了黄河问题,让皇帝有些诧异。
不提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,现在的黄河问题,就是一滩屎,指不定哪天炸了,谁挨得近谁就得黏一身。
庙堂边缘、江湖深处,喊着解决黄河问题的人,没有威望也没有足够的朝堂高度来做这件事,只能空喊。
庙堂之高,谁敢抗这个事?谁又想抗这件事?
但皇帝没有直接去接黄河这个话茬,而是问道:“以爱卿之见,此番印度、欧罗巴事,是必胜之战?已经到了需要考虑败、一切要按照打赢的方向去考虑将来了?”
刘钰深吸一口气,前所未有地郑重道:“回陛下,臣昔日顽皮,得陛下垂青。彼时军改时候,臣便说,要做到纵无能之将,而有有制之兵,成不可轻败之事。”
“再者,臣自编练海军起,便言南洋、印度诸事。为此事,已然谋划二十余年。”
“期间下南洋、迁锡兰、乱荷兰、变罗刹、盟法国,皆为此事。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后,臣就说,欧罗巴各国的矛盾没有解决,只是谁都打不动了的休战,早晚还要打。枢密院一直在等这个机会。”
“英人有多少舰队、有多少船、殖民地的情况、民心……英人的财政、利息、关税……法国在加勒比和印度问题上的选择……等等这些,枢密院搜罗的材料,汗牛充栋。”
“枢密院只是定战略,打与不打在陛下。而前线厮杀,在将士。”
“本朝将士用命,训练有素,以一敌一,六成可胜。但于印度,可能以十敌一,臣实不知怎么失败。”
“至于参与欧罗巴之战,只要海军出动,扰乱其贸易、联法海战,拖下去,英国必败。”
“是以,臣在枢密院,整日不过看书消遣,无所事事。只要陛下圣裁不变,坚定打下去,谁坐在枢密院,结果都一样。”
“黄河事,既无人肯碰……臣,请,卸枢密院之职,以国公之爵,便宜行事,出镇禹贡之兖州。”
话止于此。
意却不尽于此。
皇帝饶是满身的法力诈术,这辈子也见多了朝中争斗,还是被刘钰的这番话给弄的不知所措了。
刘钰这是找找死?不想活了?疯了?还是……还是说绝望到要自杀的地步?
一时间,各式各样的想法,飞快地在皇帝的头脑中旋转,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接刘钰的话茬。
哪怕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皇帝,哪怕他也经历了改革和守旧的二十年争斗。
显然他从未想过,会有臣子,真的会把这番话讲出来。
这番话的言外之意……就是刘钰请求出镇兖州,要来担起来黄河事。
而做这件事,是必死的。
无论是政治上的,还是民心上的,亦或者是任何方向,都是必死的。
或者说,除了皇帝做这件事,其余任何人做这件事,都是在求死。
包括太子。
以往的任何改革,总还是有人得利、有人受损。
哪怕是被骂了数百年的王安石变法,总还算是毁誉参半,还留了一段“与士大夫治天下,非与百姓治天下的”的话。
但这件事,只有骂名。
在朝中,几乎必然是“烹弘羊、天始雨”的情况。
在民间……
如果发生了洪灾,黄河已经决口了,上千万百姓被淹、数百万百姓衣食无着的时候。这时候,皇帝大力赈灾、官员全力以赴,皆得千古美名。
而现在,事还未发。
不提河道变革后的各种零碎的、分阶层的影响。
比如对商业的影响、盐业的影响、农业的影响等等。
只说个最笼统的。
好好的过了四五百年,从来没有黄河泛滥的风险,也不用承担修黄河大堤的悲惨,更不用提心吊胆地担心黄河决口……
却有人要把黄河走山东。
任何一个山东的百姓,都恨不得寝其皮、食其肉。
黄河是啥好东西吗?
至少在此时的民间看来,黄河就意味着灾难,而并不意味着肥沃的黄河水。
意味着要出徭役去修黄河堤。
意味着要面临着黄河泛滥决口的危险——基本上,一年一泛。
意味着要淹没祖坟,淹没仅有的家产,自己要背井离乡。
谁让黄河走山东,除了老天爷这种不可抗力,于此时……没人会立生词,只会立一个跪像,跪在黄河大堤上。
至于刘钰在山东的名声……刨除掉受益的莱州、登州沿海地区。这么说吧,运河沿岸,不知道多少人骂。
刘钰可不止是毁了一个淮安、扬州。
随便举个例子,临清城。运河漕米改革之前,20万人口的大城,短短十几年间,剩下了八万人。
曾经鼎鼎大名的临清关,曾经的山东排在前列的大城,曾经整个山东算是粮价最便宜的地方,因为改革,竟然出现了这样的诗:
临清官道柳,采掇有饥妇。
年年旱魃杀五谷,客米千钱仅一斗。
有饭柳作齑,无饭柳作糜。
丈夫失纤因病死,妇食老姑兼乳儿。
春风飘飘柳已深,枝叶老梗伤人心。
临清最起码还剩了八万人,最起码还有个州城、府县的底子。
而另一个漕运重镇,张秋……
《张秋志》的最后一段,是这样写的:
昔者漕运重镇,夹河而城,襟带济汶,控接海岱,输贡咽喉,南北要地。五方商贾辐凑,三邑物阜齿繁。自兴国公行海运,始而萧条,继而凋零,不啻迅风之扫秋叶。廿年间,城廓是而风景非。
夫志也,一郡一邑之史也。张秋无郡之名、非县之邑,而有其史,可谓兴矣!
自行海运后,张秋再无其史,此张秋之绝笔。
愣生生把一个繁华大镇,弄到绝望,弄到士绅写下了“张秋之绝笔”这样的词,作为张秋志的最后一句话。
临清还剩下的八万人,是因为漕运被废了之后,但运河凑合着还能用,多少还能有些贸易。
但也仅限于此了。
一旦黄河再从山东过境,仅存的几个还能支撑的运河城市,全都得死。临清的那八万人,可能也就能剩下三万。
当然,也不能说,这些事都怪到刘钰行海运上,而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。
首先一点,就是之前的山东漕运区,一切配置、水利工程,都不是围绕着灌溉、发展农业生产来的。
而是山东有漕州县虽多临近运河,但农业水利资源却极其匮乏,仅有的汶、泗诸水,泰、沂、滕诸泉也被纳入漕运体系之中。
在不能满足运河充足水源的情况下,地方州县是无权使用这些河道或泉源的。
这个问题,从明中期开始,就已经频频成为问题。
保漕运为第一优先级,为此甚至是默许黄河向南决口的。沿途的河流,都要为漕运补水。
而漕运的时间,又基本上和灌溉期重合——等到夏天雨季到来的时候,那时候不缺水,但他妈的运河水也大,又要往外排水——这就导致了旱天要用水的时候,用不了;雨季不要水的时候,往外排。
听起来,刘钰行海运,解决了漕运问题,应该是个好事。
但问题在于,数百年间,频繁的水利工程,都是围绕着漕运来的,已经基本把原本的灌溉体系给破坏了。
漕运本身带来的工商业,养活了一定的人口。而且漕米可以稳定米价。
废掉漕运,是个系统工程,因为“非废运河,无以治黄”是废漕运的一个重要理由。
即便不解决黄河可能决口的问题。
只说之前漕运带来的诸多水利工程的反农业性质,这些数百年积累的坑,不是说废掉运河就一下子解决了的。
这是一个方面。
另一个方面,废掉运河,大量的人失业。
本身,运河区就是闻香教、白莲教、青莲教这些教派的重要传播地。各式各样的变种,层出不穷。
废运河之后,鲁西北、鲁西南地区,至少发生了六七次成规模的起义。
战乱,起义、厮杀,围剿,这又是一波破坏。
最后,就是一些决定性的、根本性的因素。
山东除却这几年发展较好的沿海莱登地区——除了控制着对朝鲜的贸易、海军基地、新学兴起外,还有可以通过海路闯关东——刨除掉这两个地区,山东一共也就大约7500万亩的耕地。
在取消了人头税,或者叫把人头税夹在土地里只能算是朝三暮四不算取消后,隐匿人口已无必要。
统计之后,山东人口已经破2200万了。
2200万人,7500万亩耕地——以20世纪30年代的统计,鲁西南、鲁西北地区的复种、套种、两年三熟率,也只有30%——实际上,山东已经出现了人多地少的大问题了。
此时的生产力水平,就这个样了。
之前的大规模水利工程,都是围着运河、漕运、盐运打转的。
平准亩产是多少?算上复种率,其实顶天说,也就200斤,甚至可能也就170来斤。
人均三亩半地,要是真正达成了均田,刨除掉平均每年6个县受灾的现实,也就是人均600斤粮食。
听起来,好像还行。
但现实不是均田的,不能真的去算“平均粮食占有量”的,平均不了。
现实也不是没有灾荒的。
现实也不是没有贪官污吏的。
现实也不是没有佃户要交租子的。
现实也不是商人不趁着交税的时候压粮食价格的。
后世的人,吃着大量的油脂、鸡蛋、奶、肉、感觉一天一斤粮食,够吃了。
这年月,干活的老百姓,你给他一天两斤粮食,他也就混个七八分饱。
况且,这些土地是不是全都种粮食呢?
有没有种经济作物的?种棉花的?种花生的?种枣子的?实际上,还是很多的。
没有土地,就得冲向那些原本不适合作为耕地的地方,而这,又进一步破坏了原本就很脆弱的生态结构,旱涝频发。
除此之外,经过在山东的一些统计数据,刨除掉青岛、威海等这样的奇葩城市,这些奇葩城市的男女比例达到了180比100,但很正常,证明去做工的多。刨除掉他们后,很多地方的男女比例,也达到了110比100,甚至130比100的情况。
种种以上这些因素加在一起,促成了很多的问题。
但所有这些问题,都比不上刘钰现在提出的话外之音。
他要让黄河走山东!
这等于是直接往火药桶里扔火炭。
黄河对于绝大多数百姓而言,就此时的生产力水平,都意味着灾难。
没有省份,愿意让黄河经过自己家门口。
从开封往下的河段,没有人愿意。
不干,黄河就不决口了吗?
当然不是。
不干的话,黄河决口,是没有河道的。南边历经600年,已经被抬的太高了,已经不可能走南边了。
而没有河道的黄河,要自己漫灌,自己找河道。这个过程,可能要五年、十年。
甚至可以说,能让山东的人口,直接变成负增长。
但如同后世那个“氦闪”的故事。
当黄河决口之后再去赈灾,那是行善。
而在黄河决口之前,就去盘黄河,搞无人区河道,那就是作恶。
这个事儿,皇帝可以办,但皇帝不想办。
因为皇帝只要不傻,就不会干这件事,成本高不说,而且收益低。
远比黄河决口之后再解决,成本要高、收益也低。
大臣若要办,但凡朝中有党、有派系,就没人会做这件事。
这等于是自己往身上抹屎。
官小了,做不了。
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,而是一个涉及三省、波及上千万人口的大事。
还要系统地考虑盐运、城市、迁民、镇压、工商、水利工程、灌溉、农业等等一系列的事。
官大了,不敢做。
这件事谁做,谁遗臭万年。
太子很聪明,要做事,选了汉口。因为太子要是敢干这件事,这个太子多半也当到头了。
刘钰没说要做,但他说他在枢密院已经闲的吊疼了,对印度和欧洲的战争,庙算已定了结局了,言外之意已经很明显了。
所以皇帝才诧异。
不是诧异别的,是诧异刘钰为什么要这么做?
刨除掉为了百姓这个答案之后,皇帝只能认为,刘钰是绝望了想要政治自杀,或者说是困在轮回之悲中出不来了。
甚至,更像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举动:反正我也活不成,不如死前干点啥。
至少,皇帝是这么看的。
但实际上,除却最基本的原因外,刘钰只是感觉,当铁路修好和此时大顺的情况下,山东的农民起义、百姓反抗,都是白白送命,连为王前驱扰乱朝廷、直接崩溃朝政的可能都没有了。
因为运河、粮税、漕米等的改变,这里已然不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了。
既如此,何必叫人将来白白牺牲?
如果不要白白牺牲,何不除了不叫人白白牺牲之外,再趁机干点啥,继续趁机打一打日后的经济基础?
至于说什么寻死、破罐破摔、负气自杀之类的想法,倒真是和刘钰一点不沾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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