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十四章 攻防心理(八)
在英国议会在争吵“英格兰传统和党争”问题的这段时间,大顺在直布罗陀的驻军们一直在很有韵律地进行着围城。
工兵挖坑。
散兵点杀。
炮兵每天闲着没事干就来几炮。
海军不是在抓犹太走私贩子,就是在抓胡格诺教徒或者摩尔人,弄得跟天主教的宗教审判所似的。
参谋部制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引蛇出洞计划,就是在围困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候,开始和法国人一起建造炮艇,做出一副准备要总攻的态势。
因为地峡方向的进攻其实很难,直布罗陀的石山横亘在那,使得从地峡由北向南进攻的路线非常狭窄,英国人在那里修了炮台和要塞。
反倒是看起来从海上的西班牙港口进攻,正面更宽大一些,也更容易展开。
铁索连环的智慧,变化一下,取其精髓内核,用在海上,也差毬不多。
军舰太贵,而且太大,舍不得用来和岸炮对轰。
那造一些浮动炮台,目标小一些,上面堆积上沙包,把重炮部署在这些浮动炮台上,即可解决岸炮和战舰对轰的问题——性价比。
当然,未必用得上。
参谋部的思路,还是延续着总参谋部给的战术指导思想,即:假装要进攻,迫使敌军在进攻发起来反击,从而拖延进攻时间,为他们赢的援军可能明天就来的希望。
这些浮动炮台,最好就是假装进攻用的。
要是实在不上当,非要强攻的话,那也用得上。反正造起来很便宜,和造军舰完全不是一个价格——74门炮的战列舰炮台,要几十万两白银,而同样的浮动炮台均摊74门炮,也就万把两银子。
兵力配置方面,大顺这边的精锐战斗工兵,和一部分陆战炮兵,都部署在地峡方向。
也就是紧靠着西班牙的德拉康塞普西翁小镇,小镇上正常生活,军队也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补给品。
而法军和假装要发动全面进攻的大量兵力,部署在了和直布罗陀有五里之遥的海湾对面的阿尔赫西拉斯。
已知直布罗陀方面已经没有啥军舰了,所以假如守军要选择进攻前反击打乱进攻节奏的话,能也只能选择地下的德拉康塞普西翁方向。
而那里,就是大顺为直布罗陀的守军布下的陷阱。
大顺的战斗工兵,是特化了堑壕、围城、斜坡等特殊战场的战斗技能的。压根不是为了做列阵野战的精锐掷弹兵的。
这相当于把战场变成主场作战,只要英军敢反击,那就消灭其有生力量,达成人亡地失之目的。
此时,时间已经来到了11月份,天气渐渐冷了起来。
大量的大顺商船,做好了回去的准备,季风时代的航行,只能尊重季风和时节,距离人类依靠煤炭烧热水而不鸟季风的日子,可能还要一些年。
十几艘要返程的商船,泊靠在了直布罗陀附近的港口。
他们来这里,一是为了送信。
二是为了拿汇票,把一些白银交到这边驻军的手里,从这里领汇票问朝廷要钱。
总的来说,这钱花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。
毕竟大量的银币,都是从加的斯换的,从加的斯那拿到西班牙银币,在相隔百十里外的直布罗陀花掉,连找犹太金融商换币这个步骤都省了。
这是这些商船的官方任务,除了这些官方任务外,这些商船还有自己的事要做。
就是把一些“战利品”,在这里低价卖掉。
大顺的倒逼英国把舰队集中在海峡的战略,是非常有效的,因为这不是中英之间的战争,而是英法唱主角,英国必须防备法国登陆。
实际上,在直布罗陀海战发生之后不久,即大顺这边的在印度参加完战斗的工兵援兵们还在南非休息的时候。
封锁北方商路、背风群岛的舰队被召回,加强海峡防御。
原本计划远征加拿大的杰弗里·阿默斯特的步兵,也被召回,做好全面防备法国登陆本土的准备,这极大地缓解了法国在加拿大的压力。
其实威廉·皮特的战略,和大顺当年下南洋的战略类似:消灭敌方海军,利用海洋作为分割,使得敌军的陆军无法相互支援,在某一方向始终保持以多打少的局面,各个击破。
包括大顺伐日本,也是这样的策略,精髓就是以多打少,各个击破。至于海军到底是快速战略机动用的,还是分割封锁用的,那不过是以这个战略精髓为基础的灵活变化。
战争嘛,打的就是钱钱钱。
威廉·皮特的想法,是自己这边一边打仗,一边不妨碍做生意,这样经济也能好点,至少能比法国撑得久。
而大顺这边,掐的就是英国贸易。
掐贸易,有两种形式。
一种,是我没有,但我把你掐死,大家都不好过。
另一种,是你有,我也有。我把你掐死,然后我鸠占鹊巢,把你的贸易品给替代了。
无疑,大顺因为自身的特性,以及此时欧洲的局势,理所当然采取的是第二种思路。
其实,很多东西,大顺的商品是不足以满足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的,也无法做到完全的替代。
比如烟草、棉花、靛草的销售;比如生铁、蜜糖、糖渣、牛马的运输。
不管怎么说,荷兰人经历过巴达维亚蔗糖危机,大顺要是从南洋往这边运糖卖,肯定是要把资本家的那点家底子都赔进去的。
这也是大顺为什么会选择扶植俄国的玻璃业生产,提供全套技术的原因:俄国和东欧地区的玻璃产业,大顺怎么也分不到一杯羹,扶植俄国的玻璃产业,打击的是英国的玻璃制造业。
延伸下去,就是英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,和北美十三州的玻璃制造业,为了愈发狭窄的市场,而不得不出现激烈的对抗。
放在此时,其实还是一样的道理:欧洲,是不是只有一个叫英国的国家,能够提供多样的商品?
的确,大顺不能提供蜜糖,因为赔钱。
但是,法国的蜜糖难道就不是蜜糖?难道法国的蜜糖因为没有被圣公会牧师开光,所以不能给北美十三州酿酒?
西班牙哈瓦那的烟草,就不是烟草?难道因为哈瓦那的烟草,没有弗吉尼亚神话,便不好抽?显然不是,神话在这里。敌不过哈瓦那的气候。
所以,大顺不能提供的商品,或者说大顺运过来利率不足的商品,比如铁棒、玻璃、烟草、蜜糖、铁钉等等,自有西、法、瑞、俄,以及北美十三州提供。
而大顺则补足这些产业的短板,比如廉价棉布、高端奢侈品茶丝瓷等等。
故而,大顺的“以彼之道、还施彼身”的战略,在北美和加勒比,相当的成功。
北美的酿酒商,不会因为这蜜糖是法国产的,就爱国热情迸发,宁可用贵一倍的祖国糖,也绝不用便宜一半的法国糖——因为法国要保护本国的葡萄酒和谷物酒产业,所以法国不准酿造甘蔗酒,而海上最出名的朗姆酒,就是广义的甘蔗酒。就像是广义的德国酒,在19世纪多半指的是土豆烧,这和德国的容克贵族农奴制绑定。
北美的普通消费者,也不会因为这些茶叶是直接运来的,没经过伦敦茶叶交易所加了一倍的关税,就弃而不用,宁可喝高价茶也不喝低价茶——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纯粹的精神力量,那倒也不必搞用军舰和大炮等物质基础搭建的航海条例了。
终究,世界是物质的,不是靠念经就能解释、并且指导世界运行的。
因为念经不灵,所以北美十三州才会去喝走私茶。如果念经灵的话,大家应该宁可喝两倍高价的……呃,其实还是中国茶,只不过在伦敦茶叶交易所转了一圈的“英国”茶。
所以只从贸易的角度,实际上,这一次是英国……准确的说,是英格兰加半个苏格兰,再加上个现在的平均生产力水平和大顺四川省(如果加上川南井盐区显然不如)差不多的普鲁士,对抗剩余的整个欧洲和印度、东亚。
英国此时真正能够“独一无二”的东西,除了圣公会牧师之外,其实啥也没有。
欧洲大陆缺乏的东西、或者说没有竞争力的东西,大顺这边都能补上。
应该说,大顺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品,或者说科技树,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是互补的。
因为始皇帝后后续汉朝的缘故,大顺继承了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——虽然其内部存在诸多的钞关,但相对于此时的欧洲而言,是统一的——故而大顺的纺织业、轻工业、日用品等产业,依托于这个形式统一和货币统一的国内大市场,相当的发达。
而欧洲则因为分裂、战争等,从17世纪开始,其金属加工、火药化学、力学等和战争相关的技术,超越了东亚。但其日用品,轻工业等,和东亚,甚至南亚还有很大的差距。
这个差距,很著名的“提花机”和“珍妮机”并未抹平,一直到骡机和拿破仑时代的改良提花机才算抹平。
在19世纪之前,欧洲和东亚的区别,更类似于“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达的欧洲”,与“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发达的东亚”。
大顺抄欧洲,抄起来很容易,尤其是此时也没有领先多少或者有极高技术壁垒的金属加工、军火工业,尤其是大顺这边有个懂这些基础学科的“先知”。
反过来,欧洲抄大顺,真的就挺难抄的。这个难点,倒是不在技术层面上,因为大顺抄欧洲的也是在抄技术层面。真正的难点,在于,大顺那碾压的人力、穷困而贫瘠的银铜贵金属缺乏、以及因为土地等生产资料不足而劳动力过剩导致的生产力停滞。
就好比……法国在北美的移民,为啥不够多?因为法国太他妈的富庶了,要是法国的农民混到去河里捡船上扔下的动物死尸吃的地步,保准这百年间北美殖民地的法国人翻几番。这是念再多的经也无法改变的物质现实——富兰克林这个时代就在感慨德国人太多,要污染北美的血统了,难道此时乱七八糟、加军营国家的德国竟比此时的法国更进步、开明,所以德国的“乡巴佬”才会多到让富兰克林警惕北美换种?
故而,大顺这边抄欧洲,真的很容易;而欧洲抄大顺,就真的很难。
正如老马讲的那个澳洲故事,把英国的技术复刻到澳洲,很容易;但把英国的物质基础、社会环境、人均资源、土地情况复刻到澳洲,很难。所以,那个在澳洲试图开纺织厂的人,很快破产,因为大家都跑路去当垦耕农民去了,而在英国本土的话,往哪跑、去哪当农民、去哪垦耕?
一样的。
欧洲的技术,在大顺开始交流后,可以很快的复刻到大顺;但大顺的人口、人均耕地、私有制土地制度、季风气候、白银缺乏、距离此时的世界印钞厂南美最远的物质基础,却不可能复刻到欧洲。
故而,在这场封锁、围堵、走私、替换的战略中。
货物,实际上只有两种。
一种,是大顺的。
另一种,是大顺这边可以生产,但是加上运费、耗损等,低于大顺的平均投资回报率的商品,比如玻璃蔗糖生铁棒,靠欧洲其余国家生产。
这里可以将休谟的“广袤的大洋保护了欧洲工商业不被中国冲垮”的思路,延伸一下,即可清晰地了解什么叫“大顺可以生产,但是是加上运费、耗损等,低于大顺的平均投资回报率的商品”。
比如经典货物。
蔗糖。
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,首先要确定一件事,即地球是个大致的球形,而不是长得跟个倭瓜似的。
是以,同等质量的白银,在欧洲和亚洲,重量是基本一样的。不存在在欧洲是一斤,跑到亚洲就变成两斤的情况。
第二个前提,是在伦敦、巴黎、彼得堡、哥德堡、加的斯、塞维利亚、德里、锡兰、松江、北京,都可以用白银作为货币。
在这两个前提下,大顺占据的爪哇的蔗糖生产成本,以白银计,略高于孟加拉,但绝对低于加勒比群岛,包括那些使用奴隶的岛屿。
之前爪哇的白糖成本,和孟加拉基本持平的前提,是甘蔗园园主和蔗部负责人,在自己的庄园内发行劣质铅币、发内部消费券、控制货物和日常用品在糖厂售卖。
伴随着大顺下南洋,这个“自行铸币”的大一统国家的原则性问题,自然是被取缔的,这也就造成了爪哇的白糖成本略高于孟加拉糖。
但是,依旧低于加勒比地区的白糖成本。
然而,是不是成本低,就一定会造成贸易价值?
显然不是。
因为,假设运爪哇的白糖去欧洲,那么需要在今年的正月起航,大约今年的八月份抵达欧洲。
而因为大顺和欧洲的贸易是畸形的,如果不把白银视作商品货物,而把白银视作货币,那么大顺和欧洲的贸易基本上可视作是单趟贸易。
八月份抵达欧洲,十二月份返航,大约在明年的六月份返回大顺。
整个贸易周期,为一年半。
这里面,假设英国的航海条例不存在、假设去了之后直接就能卖出去、假设没有被英国或者法国或者西班牙的缉私船抓到……等等、等等的假设,就假设整个过程,一帆风顺。
这里面,假设水手都是机器,一分钱不用花;假设船只不会遇到风浪,一点都不用修补;假设船上的货物没有任何损耗;假设全程的船员都不需要吃喝拉撒还要吃水果防止坏血病死亡。等等、等等。
那么,大顺现在国债的年平均收益率是8%、且有一定的朝廷耍赖不还钱或者还超发纸币的风险;《大顺律》规定的贷款最高利息,是年利率36%;在东北投资垦荒种黄豆去苏北贩卖做肥料的收益率大约是20%;在南洋垦荒种植靛草的年收益率大约是25%……
由此可知,一半年的贸易周期,即不考虑任何意外情况、风险情况、船员支出、假设运费为零。
那么,欧洲白糖和爪哇白糖的价格要相差多少,才会让资本选择不去装更赚钱的大黄瓷器丝绸香料,而失去选择白糖?
显然,加上那些风险,如果低于50%的周期性毛利润,也就是一年半的贸易周期毛利润,那么资本不会傻呵呵地往欧洲卖白糖的。
再低的话,去买国债好不好?去囤地收租好不好?去东北垦殖种黄豆好不好?
所以,考虑到这些,再想想东方棉布能顶着68%加%合计72%的关税和奢侈品税,依旧让东印度公司销售到让笛福等人痛骂的状态,那东方棉布和欧洲棉布,此时的生产成本到底差多少?
是差72%这么简单吗?
在东亚的利息普遍高达10%以上的情况下——朝鲜国的青苗法还米制,理论上依旧是仁政善政——一年半的贸易周期,如果毛利润低于50%,干点啥不好?
所以,这就是此时大西洋上的贸易品,只有“大顺的”和“大顺能产但是运过来没竞争力”两种。
“巧合”,或者说并非巧合的是,大顺能产但运过来没有竞争力的商品,俄国、瑞典、法国、西班牙、荷兰、甚至土耳其,都能产。
这里面,是个简单的逻辑。
如果,英国的商品,便宜到足够碾压欧洲各国,那么英国为什么需要《航海条例》呢?
这个例子,在大顺也有类似的事。
即,海州的晒盐场。
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,不是刘钰在两淮实行的、行政上的盐政改革。
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,是刘钰在海州兴建的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扬卤设备——淮南的小盐户们,你们随便煮私盐,但凡你们用柴禾和芦苇草煮的私盐比海州大型晒盐场的盐还便宜,那就算刘钰的改革反动、遏制了生产力进步。
当海州因为生产力进步而生产的盐,在加了盐税还比淮南的煮私盐便宜时,自然也就没有了私盐的市场。
反过来,既是说,假如英国的生产力,强悍到足以形成对其余国家生产力碾压的地步,那么英国便无需坚持《航海条例》,相反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们会试图废除《航海条例》,拥抱自由贸易。
而历史上,《航海条例》是哪一年废除的呢?
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一年,也就是1859年,正式废除了《航海条例》。
换句话说,19世纪50年代,英国凭借工业革命,正式完成了对其余国家的生产效率碾压。
同样的道理。
北美十三州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开始感到不满的?
1750年。从这一年开始,北美对英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。
重商主义,和《航海条例》,不再是保护北美十三州工业萌芽阶段的利器,而是成为英格兰资本家试图霸占产业链高端的工具——法律,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,由此可见,北美十三州的人并不是英国的统治阶级。
而这一年,从唯物主义的史观去看,也就是老马说的“英国基本消灭了自耕农经济”的一年。
故而,实际上,很多问题,拨开迷雾,很简单。
既没有什么平凡伟大的民族性,也没有任何的神圣性,俗不可耐。
大顺这边的战略,恰恰是拨开了这些迷雾之后而制定的。
很多东西,不过也就是“逆练”的成果而已。
比如这一次在直布罗陀停靠的几艘商船,原本是跑日本贸易的。
因为刘钰知道,如果放开贸易管制,那么跑日本的商船,就到了拼航运成本、拼皮薄馅大的阶段了。
而经过简单的计算可知,即便对日贸易,增加足够的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——比如培养注册水手、比如强制要求采用大型远航重装商船——其利润,依旧高于买地囤地收租。
是故,可知,在贸易管制的情况下,即便增加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,其利润回报率依旧可以促进中日贸易繁荣。
这个道理很简单,如果放开贸易管制,哪个资本家会选择对日贸易的时候,用昂贵的柚木做龙骨、用桧木和橡木做甲板船身、去个日本琉球为什么需要商船随时可以改装成可以装备16门重炮?
为什么不去造更廉价的福船沙船?为什么不学荷兰造皮薄馅大的马车夫商船?为什么要为海军培养实习水手海军一毛补助都不给?
我这么做。
别人不这么做。
是我会破产?还是上天能大发慈悲觉得我为国计长远让我发大财,叫那些皮薄馅大的破产?
从自由贸易的角度看,大顺对日贸易的管控,比满清有段时间对日贸易的政策都落后,甚至落后的多——专营、垄断、强制军事义务、高价强迫购买威海造船厂的标准化重装商船。
但这个落后的结果,就是二十年后,当大顺需要干涉欧洲事务的时候。
大顺可以从东洋贸易公司,征调30艘左右的重装商船,和大量的注册后的水手,毫无滞涩地开往欧洲。
就像是中国以市场经济和国内消费大市场,把火药用在烟花爆竹上,塑造了几个知名的鞭炮产地;而欧洲则用贵族投资、政府干涉、给伽利略、拉瓦锡等额外补助金的手段,逆市场而动,去研究弹道、火药配比、化学。
完美的世界之下,大顺、哪怕大明的商品,都能把欧洲消费品的屎打出来。奈何,世界并不是完美的理性人真正的无干涉市场。
相反,英、法等国,相继在1720年左右出台了严苛的关税法令和行政保护工业法令。
所以也就造就了这种非常啼笑皆非的局面:大顺以非常落后的专营贸易管制,打造了一支可以干涉欧洲事务的舰队,并且很可能靠这种反动管制打造的舰队,来塑造真正的世界市场和自由贸易……
而如果大顺一开始就拥抱自由贸易,那么大顺的商人,连马六甲都出不去,会在南洋被荷兰打出屎来,扣押商船、强制降价——奥斯坦德茶叶事件,已经证明过了,大顺的商船在巴达维亚被扣押了大半年,强逼降价。
故而,这些原本应该只是福船沙船、但现在却是军舰造船厂出品的标准重装商船的、原本隶属于东洋贸易公司的商船。
在抵达了大西洋之后,除了“正常”的贸易之外,还干了很多事。
抢劫英国商船,为了自由贸易。
走私法国蜜糖去北美,为了自由贸易。
炮击巴巴多斯,为了自由贸易。
偷运北美牛马去瓜德罗普,为了自由贸易。
从英国海军那买通行证去北美送货,为了自由贸易。
总之,至少,在“大义”上,大顺的这些武装商船和巡航舰,还是站得住的。
而这背后,则造成了两个结果。
其一:
大顺的水手们,赚的盆满钵满,鉴于他们抢劫的货物不是东家的,而是归他们分配。
所以,一方面,他们把蜜糖、甘蔗酒、呢绒、谷物等一些抢来的战利品,低价售卖给了直布罗陀的大顺军队。
另一方面,不少人,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,决定回家后不干这狗都不当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赚钱的水手了,可能会去扶桑或者南大洋买地垦殖,极大的促进了人类总生产力的发展。
其二:
威廉·皮特的“战争和贸易两不误”的战略,彻底破产。
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失去了西非市场和印度波斯,濒临崩溃。
30万英国家庭,要求政府给个说法:当初忽悠买的国债,怎么还?
北美的走私集团,迅速和大顺这边接洽,甩开荷兰中间商,没有中间商赚差价,极大地改善了北美人民的生活,茶叶降价、棉布降价。
英国西印度商会,损失惨重,希望政府能够把海峡决战的海军,抽调出来护航西印度,否则他们就要兑付国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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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兵挖坑。
散兵点杀。
炮兵每天闲着没事干就来几炮。
海军不是在抓犹太走私贩子,就是在抓胡格诺教徒或者摩尔人,弄得跟天主教的宗教审判所似的。
参谋部制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引蛇出洞计划,就是在围困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候,开始和法国人一起建造炮艇,做出一副准备要总攻的态势。
因为地峡方向的进攻其实很难,直布罗陀的石山横亘在那,使得从地峡由北向南进攻的路线非常狭窄,英国人在那里修了炮台和要塞。
反倒是看起来从海上的西班牙港口进攻,正面更宽大一些,也更容易展开。
铁索连环的智慧,变化一下,取其精髓内核,用在海上,也差毬不多。
军舰太贵,而且太大,舍不得用来和岸炮对轰。
那造一些浮动炮台,目标小一些,上面堆积上沙包,把重炮部署在这些浮动炮台上,即可解决岸炮和战舰对轰的问题——性价比。
当然,未必用得上。
参谋部的思路,还是延续着总参谋部给的战术指导思想,即:假装要进攻,迫使敌军在进攻发起来反击,从而拖延进攻时间,为他们赢的援军可能明天就来的希望。
这些浮动炮台,最好就是假装进攻用的。
要是实在不上当,非要强攻的话,那也用得上。反正造起来很便宜,和造军舰完全不是一个价格——74门炮的战列舰炮台,要几十万两白银,而同样的浮动炮台均摊74门炮,也就万把两银子。
兵力配置方面,大顺这边的精锐战斗工兵,和一部分陆战炮兵,都部署在地峡方向。
也就是紧靠着西班牙的德拉康塞普西翁小镇,小镇上正常生活,军队也在这里囤积了大量的补给品。
而法军和假装要发动全面进攻的大量兵力,部署在了和直布罗陀有五里之遥的海湾对面的阿尔赫西拉斯。
已知直布罗陀方面已经没有啥军舰了,所以假如守军要选择进攻前反击打乱进攻节奏的话,能也只能选择地下的德拉康塞普西翁方向。
而那里,就是大顺为直布罗陀的守军布下的陷阱。
大顺的战斗工兵,是特化了堑壕、围城、斜坡等特殊战场的战斗技能的。压根不是为了做列阵野战的精锐掷弹兵的。
这相当于把战场变成主场作战,只要英军敢反击,那就消灭其有生力量,达成人亡地失之目的。
此时,时间已经来到了11月份,天气渐渐冷了起来。
大量的大顺商船,做好了回去的准备,季风时代的航行,只能尊重季风和时节,距离人类依靠煤炭烧热水而不鸟季风的日子,可能还要一些年。
十几艘要返程的商船,泊靠在了直布罗陀附近的港口。
他们来这里,一是为了送信。
二是为了拿汇票,把一些白银交到这边驻军的手里,从这里领汇票问朝廷要钱。
总的来说,这钱花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。
毕竟大量的银币,都是从加的斯换的,从加的斯那拿到西班牙银币,在相隔百十里外的直布罗陀花掉,连找犹太金融商换币这个步骤都省了。
这是这些商船的官方任务,除了这些官方任务外,这些商船还有自己的事要做。
就是把一些“战利品”,在这里低价卖掉。
大顺的倒逼英国把舰队集中在海峡的战略,是非常有效的,因为这不是中英之间的战争,而是英法唱主角,英国必须防备法国登陆。
实际上,在直布罗陀海战发生之后不久,即大顺这边的在印度参加完战斗的工兵援兵们还在南非休息的时候。
封锁北方商路、背风群岛的舰队被召回,加强海峡防御。
原本计划远征加拿大的杰弗里·阿默斯特的步兵,也被召回,做好全面防备法国登陆本土的准备,这极大地缓解了法国在加拿大的压力。
其实威廉·皮特的战略,和大顺当年下南洋的战略类似:消灭敌方海军,利用海洋作为分割,使得敌军的陆军无法相互支援,在某一方向始终保持以多打少的局面,各个击破。
包括大顺伐日本,也是这样的策略,精髓就是以多打少,各个击破。至于海军到底是快速战略机动用的,还是分割封锁用的,那不过是以这个战略精髓为基础的灵活变化。
战争嘛,打的就是钱钱钱。
威廉·皮特的想法,是自己这边一边打仗,一边不妨碍做生意,这样经济也能好点,至少能比法国撑得久。
而大顺这边,掐的就是英国贸易。
掐贸易,有两种形式。
一种,是我没有,但我把你掐死,大家都不好过。
另一种,是你有,我也有。我把你掐死,然后我鸠占鹊巢,把你的贸易品给替代了。
无疑,大顺因为自身的特性,以及此时欧洲的局势,理所当然采取的是第二种思路。
其实,很多东西,大顺的商品是不足以满足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的,也无法做到完全的替代。
比如烟草、棉花、靛草的销售;比如生铁、蜜糖、糖渣、牛马的运输。
不管怎么说,荷兰人经历过巴达维亚蔗糖危机,大顺要是从南洋往这边运糖卖,肯定是要把资本家的那点家底子都赔进去的。
这也是大顺为什么会选择扶植俄国的玻璃业生产,提供全套技术的原因:俄国和东欧地区的玻璃产业,大顺怎么也分不到一杯羹,扶植俄国的玻璃产业,打击的是英国的玻璃制造业。
延伸下去,就是英国本土的玻璃制造业,和北美十三州的玻璃制造业,为了愈发狭窄的市场,而不得不出现激烈的对抗。
放在此时,其实还是一样的道理:欧洲,是不是只有一个叫英国的国家,能够提供多样的商品?
的确,大顺不能提供蜜糖,因为赔钱。
但是,法国的蜜糖难道就不是蜜糖?难道法国的蜜糖因为没有被圣公会牧师开光,所以不能给北美十三州酿酒?
西班牙哈瓦那的烟草,就不是烟草?难道因为哈瓦那的烟草,没有弗吉尼亚神话,便不好抽?显然不是,神话在这里。敌不过哈瓦那的气候。
所以,大顺不能提供的商品,或者说大顺运过来利率不足的商品,比如铁棒、玻璃、烟草、蜜糖、铁钉等等,自有西、法、瑞、俄,以及北美十三州提供。
而大顺则补足这些产业的短板,比如廉价棉布、高端奢侈品茶丝瓷等等。
故而,大顺的“以彼之道、还施彼身”的战略,在北美和加勒比,相当的成功。
北美的酿酒商,不会因为这蜜糖是法国产的,就爱国热情迸发,宁可用贵一倍的祖国糖,也绝不用便宜一半的法国糖——因为法国要保护本国的葡萄酒和谷物酒产业,所以法国不准酿造甘蔗酒,而海上最出名的朗姆酒,就是广义的甘蔗酒。就像是广义的德国酒,在19世纪多半指的是土豆烧,这和德国的容克贵族农奴制绑定。
北美的普通消费者,也不会因为这些茶叶是直接运来的,没经过伦敦茶叶交易所加了一倍的关税,就弃而不用,宁可喝高价茶也不喝低价茶——如果大家都有这样的纯粹的精神力量,那倒也不必搞用军舰和大炮等物质基础搭建的航海条例了。
终究,世界是物质的,不是靠念经就能解释、并且指导世界运行的。
因为念经不灵,所以北美十三州才会去喝走私茶。如果念经灵的话,大家应该宁可喝两倍高价的……呃,其实还是中国茶,只不过在伦敦茶叶交易所转了一圈的“英国”茶。
所以只从贸易的角度,实际上,这一次是英国……准确的说,是英格兰加半个苏格兰,再加上个现在的平均生产力水平和大顺四川省(如果加上川南井盐区显然不如)差不多的普鲁士,对抗剩余的整个欧洲和印度、东亚。
英国此时真正能够“独一无二”的东西,除了圣公会牧师之外,其实啥也没有。
欧洲大陆缺乏的东西、或者说没有竞争力的东西,大顺这边都能补上。
应该说,大顺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品,或者说科技树,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是互补的。
因为始皇帝后后续汉朝的缘故,大顺继承了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——虽然其内部存在诸多的钞关,但相对于此时的欧洲而言,是统一的——故而大顺的纺织业、轻工业、日用品等产业,依托于这个形式统一和货币统一的国内大市场,相当的发达。
而欧洲则因为分裂、战争等,从17世纪开始,其金属加工、火药化学、力学等和战争相关的技术,超越了东亚。但其日用品,轻工业等,和东亚,甚至南亚还有很大的差距。
这个差距,很著名的“提花机”和“珍妮机”并未抹平,一直到骡机和拿破仑时代的改良提花机才算抹平。
在19世纪之前,欧洲和东亚的区别,更类似于“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发达的欧洲”,与“轻工业和日用品工业发达的东亚”。
大顺抄欧洲,抄起来很容易,尤其是此时也没有领先多少或者有极高技术壁垒的金属加工、军火工业,尤其是大顺这边有个懂这些基础学科的“先知”。
反过来,欧洲抄大顺,真的就挺难抄的。这个难点,倒是不在技术层面上,因为大顺抄欧洲的也是在抄技术层面。真正的难点,在于,大顺那碾压的人力、穷困而贫瘠的银铜贵金属缺乏、以及因为土地等生产资料不足而劳动力过剩导致的生产力停滞。
就好比……法国在北美的移民,为啥不够多?因为法国太他妈的富庶了,要是法国的农民混到去河里捡船上扔下的动物死尸吃的地步,保准这百年间北美殖民地的法国人翻几番。这是念再多的经也无法改变的物质现实——富兰克林这个时代就在感慨德国人太多,要污染北美的血统了,难道此时乱七八糟、加军营国家的德国竟比此时的法国更进步、开明,所以德国的“乡巴佬”才会多到让富兰克林警惕北美换种?
故而,大顺这边抄欧洲,真的很容易;而欧洲抄大顺,就真的很难。
正如老马讲的那个澳洲故事,把英国的技术复刻到澳洲,很容易;但把英国的物质基础、社会环境、人均资源、土地情况复刻到澳洲,很难。所以,那个在澳洲试图开纺织厂的人,很快破产,因为大家都跑路去当垦耕农民去了,而在英国本土的话,往哪跑、去哪当农民、去哪垦耕?
一样的。
欧洲的技术,在大顺开始交流后,可以很快的复刻到大顺;但大顺的人口、人均耕地、私有制土地制度、季风气候、白银缺乏、距离此时的世界印钞厂南美最远的物质基础,却不可能复刻到欧洲。
故而,在这场封锁、围堵、走私、替换的战略中。
货物,实际上只有两种。
一种,是大顺的。
另一种,是大顺这边可以生产,但是加上运费、耗损等,低于大顺的平均投资回报率的商品,比如玻璃蔗糖生铁棒,靠欧洲其余国家生产。
这里可以将休谟的“广袤的大洋保护了欧洲工商业不被中国冲垮”的思路,延伸一下,即可清晰地了解什么叫“大顺可以生产,但是是加上运费、耗损等,低于大顺的平均投资回报率的商品”。
比如经典货物。
蔗糖。
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,首先要确定一件事,即地球是个大致的球形,而不是长得跟个倭瓜似的。
是以,同等质量的白银,在欧洲和亚洲,重量是基本一样的。不存在在欧洲是一斤,跑到亚洲就变成两斤的情况。
第二个前提,是在伦敦、巴黎、彼得堡、哥德堡、加的斯、塞维利亚、德里、锡兰、松江、北京,都可以用白银作为货币。
在这两个前提下,大顺占据的爪哇的蔗糖生产成本,以白银计,略高于孟加拉,但绝对低于加勒比群岛,包括那些使用奴隶的岛屿。
之前爪哇的白糖成本,和孟加拉基本持平的前提,是甘蔗园园主和蔗部负责人,在自己的庄园内发行劣质铅币、发内部消费券、控制货物和日常用品在糖厂售卖。
伴随着大顺下南洋,这个“自行铸币”的大一统国家的原则性问题,自然是被取缔的,这也就造成了爪哇的白糖成本略高于孟加拉糖。
但是,依旧低于加勒比地区的白糖成本。
然而,是不是成本低,就一定会造成贸易价值?
显然不是。
因为,假设运爪哇的白糖去欧洲,那么需要在今年的正月起航,大约今年的八月份抵达欧洲。
而因为大顺和欧洲的贸易是畸形的,如果不把白银视作商品货物,而把白银视作货币,那么大顺和欧洲的贸易基本上可视作是单趟贸易。
八月份抵达欧洲,十二月份返航,大约在明年的六月份返回大顺。
整个贸易周期,为一年半。
这里面,假设英国的航海条例不存在、假设去了之后直接就能卖出去、假设没有被英国或者法国或者西班牙的缉私船抓到……等等、等等的假设,就假设整个过程,一帆风顺。
这里面,假设水手都是机器,一分钱不用花;假设船只不会遇到风浪,一点都不用修补;假设船上的货物没有任何损耗;假设全程的船员都不需要吃喝拉撒还要吃水果防止坏血病死亡。等等、等等。
那么,大顺现在国债的年平均收益率是8%、且有一定的朝廷耍赖不还钱或者还超发纸币的风险;《大顺律》规定的贷款最高利息,是年利率36%;在东北投资垦荒种黄豆去苏北贩卖做肥料的收益率大约是20%;在南洋垦荒种植靛草的年收益率大约是25%……
由此可知,一半年的贸易周期,即不考虑任何意外情况、风险情况、船员支出、假设运费为零。
那么,欧洲白糖和爪哇白糖的价格要相差多少,才会让资本选择不去装更赚钱的大黄瓷器丝绸香料,而失去选择白糖?
显然,加上那些风险,如果低于50%的周期性毛利润,也就是一年半的贸易周期毛利润,那么资本不会傻呵呵地往欧洲卖白糖的。
再低的话,去买国债好不好?去囤地收租好不好?去东北垦殖种黄豆好不好?
所以,考虑到这些,再想想东方棉布能顶着68%加%合计72%的关税和奢侈品税,依旧让东印度公司销售到让笛福等人痛骂的状态,那东方棉布和欧洲棉布,此时的生产成本到底差多少?
是差72%这么简单吗?
在东亚的利息普遍高达10%以上的情况下——朝鲜国的青苗法还米制,理论上依旧是仁政善政——一年半的贸易周期,如果毛利润低于50%,干点啥不好?
所以,这就是此时大西洋上的贸易品,只有“大顺的”和“大顺能产但是运过来没竞争力”两种。
“巧合”,或者说并非巧合的是,大顺能产但运过来没有竞争力的商品,俄国、瑞典、法国、西班牙、荷兰、甚至土耳其,都能产。
这里面,是个简单的逻辑。
如果,英国的商品,便宜到足够碾压欧洲各国,那么英国为什么需要《航海条例》呢?
这个例子,在大顺也有类似的事。
即,海州的晒盐场。
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,不是刘钰在两淮实行的、行政上的盐政改革。
消灭淮南淮北私盐的,是刘钰在海州兴建的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扬卤设备——淮南的小盐户们,你们随便煮私盐,但凡你们用柴禾和芦苇草煮的私盐比海州大型晒盐场的盐还便宜,那就算刘钰的改革反动、遏制了生产力进步。
当海州因为生产力进步而生产的盐,在加了盐税还比淮南的煮私盐便宜时,自然也就没有了私盐的市场。
反过来,既是说,假如英国的生产力,强悍到足以形成对其余国家生产力碾压的地步,那么英国便无需坚持《航海条例》,相反英国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们会试图废除《航海条例》,拥抱自由贸易。
而历史上,《航海条例》是哪一年废除的呢?
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一年,也就是1859年,正式废除了《航海条例》。
换句话说,19世纪50年代,英国凭借工业革命,正式完成了对其余国家的生产效率碾压。
同样的道理。
北美十三州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开始感到不满的?
1750年。从这一年开始,北美对英国从贸易顺差转为贸易逆差。
重商主义,和《航海条例》,不再是保护北美十三州工业萌芽阶段的利器,而是成为英格兰资本家试图霸占产业链高端的工具——法律,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,由此可见,北美十三州的人并不是英国的统治阶级。
而这一年,从唯物主义的史观去看,也就是老马说的“英国基本消灭了自耕农经济”的一年。
故而,实际上,很多问题,拨开迷雾,很简单。
既没有什么平凡伟大的民族性,也没有任何的神圣性,俗不可耐。
大顺这边的战略,恰恰是拨开了这些迷雾之后而制定的。
很多东西,不过也就是“逆练”的成果而已。
比如这一次在直布罗陀停靠的几艘商船,原本是跑日本贸易的。
因为刘钰知道,如果放开贸易管制,那么跑日本的商船,就到了拼航运成本、拼皮薄馅大的阶段了。
而经过简单的计算可知,即便对日贸易,增加足够的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——比如培养注册水手、比如强制要求采用大型远航重装商船——其利润,依旧高于买地囤地收租。
是故,可知,在贸易管制的情况下,即便增加军事义务和强制规定,其利润回报率依旧可以促进中日贸易繁荣。
这个道理很简单,如果放开贸易管制,哪个资本家会选择对日贸易的时候,用昂贵的柚木做龙骨、用桧木和橡木做甲板船身、去个日本琉球为什么需要商船随时可以改装成可以装备16门重炮?
为什么不去造更廉价的福船沙船?为什么不学荷兰造皮薄馅大的马车夫商船?为什么要为海军培养实习水手海军一毛补助都不给?
我这么做。
别人不这么做。
是我会破产?还是上天能大发慈悲觉得我为国计长远让我发大财,叫那些皮薄馅大的破产?
从自由贸易的角度看,大顺对日贸易的管控,比满清有段时间对日贸易的政策都落后,甚至落后的多——专营、垄断、强制军事义务、高价强迫购买威海造船厂的标准化重装商船。
但这个落后的结果,就是二十年后,当大顺需要干涉欧洲事务的时候。
大顺可以从东洋贸易公司,征调30艘左右的重装商船,和大量的注册后的水手,毫无滞涩地开往欧洲。
就像是中国以市场经济和国内消费大市场,把火药用在烟花爆竹上,塑造了几个知名的鞭炮产地;而欧洲则用贵族投资、政府干涉、给伽利略、拉瓦锡等额外补助金的手段,逆市场而动,去研究弹道、火药配比、化学。
完美的世界之下,大顺、哪怕大明的商品,都能把欧洲消费品的屎打出来。奈何,世界并不是完美的理性人真正的无干涉市场。
相反,英、法等国,相继在1720年左右出台了严苛的关税法令和行政保护工业法令。
所以也就造就了这种非常啼笑皆非的局面:大顺以非常落后的专营贸易管制,打造了一支可以干涉欧洲事务的舰队,并且很可能靠这种反动管制打造的舰队,来塑造真正的世界市场和自由贸易……
而如果大顺一开始就拥抱自由贸易,那么大顺的商人,连马六甲都出不去,会在南洋被荷兰打出屎来,扣押商船、强制降价——奥斯坦德茶叶事件,已经证明过了,大顺的商船在巴达维亚被扣押了大半年,强逼降价。
故而,这些原本应该只是福船沙船、但现在却是军舰造船厂出品的标准重装商船的、原本隶属于东洋贸易公司的商船。
在抵达了大西洋之后,除了“正常”的贸易之外,还干了很多事。
抢劫英国商船,为了自由贸易。
走私法国蜜糖去北美,为了自由贸易。
炮击巴巴多斯,为了自由贸易。
偷运北美牛马去瓜德罗普,为了自由贸易。
从英国海军那买通行证去北美送货,为了自由贸易。
总之,至少,在“大义”上,大顺的这些武装商船和巡航舰,还是站得住的。
而这背后,则造成了两个结果。
其一:
大顺的水手们,赚的盆满钵满,鉴于他们抢劫的货物不是东家的,而是归他们分配。
所以,一方面,他们把蜜糖、甘蔗酒、呢绒、谷物等一些抢来的战利品,低价售卖给了直布罗陀的大顺军队。
另一方面,不少人,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,决定回家后不干这狗都不当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赚钱的水手了,可能会去扶桑或者南大洋买地垦殖,极大的促进了人类总生产力的发展。
其二:
威廉·皮特的“战争和贸易两不误”的战略,彻底破产。
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失去了西非市场和印度波斯,濒临崩溃。
30万英国家庭,要求政府给个说法:当初忽悠买的国债,怎么还?
北美的走私集团,迅速和大顺这边接洽,甩开荷兰中间商,没有中间商赚差价,极大地改善了北美人民的生活,茶叶降价、棉布降价。
英国西印度商会,损失惨重,希望政府能够把海峡决战的海军,抽调出来护航西印度,否则他们就要兑付国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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