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三一章 以霸道、兴王道
第131章以霸道兴王道
策论一贯以之,都是只说大略,少谈具体。
重论点而轻论据,更不会有详实清晰的数据。
刘钰的这一篇策论在形式上没有太过惊骇,大体还是延续着之前的套路。
只是这内容,实在叫在场的人难以评价。
没有一句仁义之言、更无半句德政。
连王霸夹杂都算不上,从头到尾都是霸道。
久久的沉默,皇帝不说话,也没人愿意率先发表自己的意见。
刘钰的这篇策论,分明是说收复西域根本没资格自比汉唐,只能算是前朝设立了辽东都司罢了。
李淦之前被刘钰的一番惊人之语吓唬过了一次,已经有了足够的抵抗力。
只是连他都没想到,刘钰的这篇策论会这么写。
上一次刘钰是从《公羊》的三世之说,谈到了天下已经不复是宋明之前的天下概念了。
这一次则直接用白银问题的实例,和古籍经典一点都没关系的地方,直接阐明了他的观点:国朝的天下观,该变一变了,天下是整个地球,而不再是曾经的东亚了。
若天下的概念变了,那么大顺也就不再是天朝了,而是这个没有天子登基的天下中的一个诸侯罢了。
既为诸侯,自当用霸道。至少,诸侯争霸的时候,无人用儒。
好在大顺官方用的儒学是事功学派,讲究王霸并用,这若是放在前朝定然是难以接受的。
李淦知道他是要先做声表态的,便道:“朕读《三国》,见武侯行事,偶有所悟。”
“史称武侯开诚心、布公道、尽忠益、时者虽仇必赏、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。此实申商之术也,不纯用德政。”
“然武侯治蜀,邦域之内畏而爱之、刑政虽峻而无怨者。所谓有仁德之心,而用申商之术。”
“本朝王霸并用,若论起来,就是以霸道、行王道。这和武侯治蜀的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“行霸道,是为了兴王道。”
他先定了个基调,拿出来诸葛武侯,扯虎皮做大旗。武侯这面大旗足够大,若想反喷,就得先论证武侯是奸贼,谁敢这么论谁就是作死。可武侯又确确实实治蜀的时候用的霸道,而非王道。
虽然李淦心里想的是要用霸道,可总要用王道做个幌子。
即便用了永嘉永康的浙东学派为正统学问,可怎么说也是儒学的范畴。义利之辨不是墨家那一套纯粹的功利,而是必须要把利藏在义的大旗之下。
北儒一派的加平章事对此也是认同,便顺着皇帝的话道:“臣以为,陛下所言‘以霸道、兴王道’正是正途。”
“如宋时朱熹评王荆公:意欲富国强兵,然后行礼义;不知未富强,人才风俗已先坏了!而王荆公以必先富国强兵,然后可行礼义。这其中的区别,便是用霸道而兴王道?还是内圣而外王?”
“朱熹所谓‘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,积累到熏蒸洋溢,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’,其言听起来似乎有理,可细想来,却是空谈的学问。”
“教化自然是要教化的,但需得内无战祸、外敌降服。否则正教化着呢,金兵到了汴梁城、东虏攻到青州府,难道要用教化退敌吗?以策论所言,我朝断还没到可以安然教化的时候。”
“天子者,莅中国,而抚四夷也。如今这天下周寰八万里,陛下居于中国,教化四夷,此昭昭天命也!”
“非以霸道不可为之。然陛下本心,还是为了兴王道。霸道不过术尔,亦是武侯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术意。”
“是以这篇策论,虽少仁德,却可用其术。论及见识,又的确给人启发,虽不言醍醐灌顶,但亦可算有所得。”
“况且,科举以王道、武德宫以霸道,王霸并用,此太宗遗训。臣以为,这篇策论,倒可算作史论之魁首。”
大顺既用事功之学,又小范围内复三舍法,这王安石的评价在官方层面上,是比之前几乎快要与秦桧并列的程度正面了许多。
北派儒学在反理学之外,也有很大程度受了王安石新学的影响。
策论多篇,第一论的史论外,便是有制之兵的兵法策、内外轻重的政策论。
一共三篇,既有了第一篇的例子,众人也都看过了后面的,相较于第一篇来说,虽然观点依旧犀利、破题点依旧偏锋,但总算没有第一篇那么大的争议。
所有的争议都在第一篇,北派儒学的平章事在大局上还是看的清的。
本身他们又有“复古井田”的想法,虽然这是个不可能达成的愿望,可是策论后面关于移民减少人地矛盾的说法,正说到了关键处。
见识过北方流民遍地的景象,也知道那是一种怎样恐怖的破坏力。如果官方能够支持移民,他们也是支持的。
况且如果真的能够不加赋而国用足,那又何乐而不为?
反正开拓南洋,和北方的关系并不是很大,民众几乎不会增加负担,又可以有钱支持移民。
北方经济远远落后于东南,如果能够拿出一条新的财路支持北方移民计划,的确是一件好事。
再者策论只不过是策论,又不是国策,也未必是说国家就要这么做。也不是科举策论,要讲文采讲经义,霸道太多,亦非不可取。
皇帝既然已经表态说,要兴王道,必要先用霸道,这等于是为今后的争论铺了一条路。
选郎官本就是以皇帝的意愿为上,这是皇帝的直属力量,平章事们也就是提提意见,参谋一下,并无最终的决定权。
皇帝表了态,也有平章事认可,在场的人也就不再纠结里面的霸道太重的问题,而是开始顺着这篇策论思索里面真正要说的内容。
策论不提距离的政策,也不论证政策的可行性,就是说一个大概。可这个大概,也足以让很多人忧虑重重。
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问题。
不算王道霸道这些大义非义,还涉及到海关、关税、对外贸易体系、漕运、水师、南洋米……哪一个要动起来,都是天下哗然。
海关和关税,牵扯到庞大的走私集团。
策论中只用了三百字描述了一下贸易路线的变迁,论证了一下西域的经济价值不复从前,也不可能再复从前。
可这短短的三百字,直接把一些烂肉彻底掀开。
这么多银子流入,大部分都是避税逃税的,足见有多少人依靠不正当的走私为生。
就算是开海,只要还收入关税、出关税,那就杜绝不了走私。不用交税,自然比用缴税的赚的更多。
南派儒学的那位加平章事,想到刚才英国公“税在哪”的疑问,不免担忧。
倒不是说他就偷税漏税,而是担心皇帝脑袋一晕,搞出两件事。
一个是一口通商,封闭其余海关。
另一个就是郑和下西洋。
这两个无论搞成哪一种,都是皇室参与其中,垄断贸易。
税固然能收上来了,钱也固然能赚到了,但恐怕这样一来东南地区的外贸经济会受极大的影响。
英国公,左平章事则在思索里面说的另一件事:将来来自海上的威胁。
这里面又和漕运息息相关。
海运的想法,不是没有人提过,但定都北方,依赖运输,这废漕改海的想法,有两个问题一直绕不开。
一个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。
另一个就是沿岸的海盗、敌国海军的威胁。
现在来看,还是漕运更适合。
因为航海技术不过关,远距离航海,还是要靠针路歌。不管是风险性,还是沉没率,都高了些,远不如漕运安全。
可若是有西洋人的航海技术,再走海运,就完全比漕运更有利了。
至于沿海的海盗、敌国海军的威胁,这也还是一个海军是否昌盛的问题。若是海军昌盛,航海术有所提升,那么海盗也就不成问题。
等到有了强大的海军、熟练的航海术,到时候再慢慢把漕运废掉。
只要不求急,分几十年内完成,似乎也没有多大的问题。
然而……英国公担心的,就是这个“急”字。
皇帝的性子,他是知道的,有时候心太急。
心一急,就容易脑袋一热,就容易明明三十年做成可以名垂千古的事,非要三五年之内办成,恨不得死前的功绩比肩汉武唐宗,这就很容易出事。
想到这,英国公便道:“陛下,臣以为,这策论做的极好,后半段更是精髓所在。”
“然而,国朝如今第一要务,还是要平准部之叛。他虽以南洋比汉唐西域,亦不算跑题,但只恐文章流出,天下多有议论。有恐有巧言令色善于钻营之辈,以为陛下此时就是要开南洋,恐会上一些惊人之言。”
“是故,臣以为……应将这篇策论截断。”
“以上半段取之,而下半段,则做士子借殿试而上书之举,不宜作为策论,而应严藏之。”
“此事不比他事,若出,必引震动,更使一些有心之心借此行事。或上言蛊惑,或引发党争,不合时宜。”
“此策所做之论,宏大则大矣,只是若要做成,非一朝一夕,更不是夸夸其谈就可成。臣以为,待传胪日,天佑殿面问之时,应多做询问。”
“若能对答,则可用。”
“若是问他该如何做,他却答只要做了便如何好,那又和理学腐儒空谈道义又有什么区别呢?”
英国公心里清楚,这篇策论基本上就是刘钰做的,以他在北边和罗刹人谈判的作为来看,除了他没人有这样奇葩的天下观。
不管是出于同为勋贵自己人的圈子,还是出于之前做事的喜爱,英国公心眼里是支持刘钰这样的年轻人的。
但英国公已经老了,在左平章事的位子上干不了几年了。儿孙辈也都安排妥当了。
或言,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
亦或许,自己这辈子该做的都做完了,儿孙辈的事也都安排下了。那就不得不考虑国事了。
现在看来,刘钰在北边的事,做的还好。
可英国公必须要再确定一下,刘钰做事是否急躁?是否夸夸其谈?是否不考虑后果?想问题的角度是否全面?
选魁首之前定不下来,但传胪日的天佑殿面问却可大致判断出来。若可用,自然支持;若不可用,那便做最后的进谏:此人不可大用。
否则配上皇帝好大喜功而又急躁的性子,必出大事。
皇帝倒是没想到这一层,以为英国公是在出面维护,不想再引发更多的争论,所以才要把卷子截断,这倒是一个好办法。
“嗯,卿所言极是。既如此,那就以上半段为策论、下半段为借策上书,此古士所为,不违制。取其上半,点为魁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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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论一贯以之,都是只说大略,少谈具体。
重论点而轻论据,更不会有详实清晰的数据。
刘钰的这一篇策论在形式上没有太过惊骇,大体还是延续着之前的套路。
只是这内容,实在叫在场的人难以评价。
没有一句仁义之言、更无半句德政。
连王霸夹杂都算不上,从头到尾都是霸道。
久久的沉默,皇帝不说话,也没人愿意率先发表自己的意见。
刘钰的这篇策论,分明是说收复西域根本没资格自比汉唐,只能算是前朝设立了辽东都司罢了。
李淦之前被刘钰的一番惊人之语吓唬过了一次,已经有了足够的抵抗力。
只是连他都没想到,刘钰的这篇策论会这么写。
上一次刘钰是从《公羊》的三世之说,谈到了天下已经不复是宋明之前的天下概念了。
这一次则直接用白银问题的实例,和古籍经典一点都没关系的地方,直接阐明了他的观点:国朝的天下观,该变一变了,天下是整个地球,而不再是曾经的东亚了。
若天下的概念变了,那么大顺也就不再是天朝了,而是这个没有天子登基的天下中的一个诸侯罢了。
既为诸侯,自当用霸道。至少,诸侯争霸的时候,无人用儒。
好在大顺官方用的儒学是事功学派,讲究王霸并用,这若是放在前朝定然是难以接受的。
李淦知道他是要先做声表态的,便道:“朕读《三国》,见武侯行事,偶有所悟。”
“史称武侯开诚心、布公道、尽忠益、时者虽仇必赏、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。此实申商之术也,不纯用德政。”
“然武侯治蜀,邦域之内畏而爱之、刑政虽峻而无怨者。所谓有仁德之心,而用申商之术。”
“本朝王霸并用,若论起来,就是以霸道、行王道。这和武侯治蜀的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“行霸道,是为了兴王道。”
他先定了个基调,拿出来诸葛武侯,扯虎皮做大旗。武侯这面大旗足够大,若想反喷,就得先论证武侯是奸贼,谁敢这么论谁就是作死。可武侯又确确实实治蜀的时候用的霸道,而非王道。
虽然李淦心里想的是要用霸道,可总要用王道做个幌子。
即便用了永嘉永康的浙东学派为正统学问,可怎么说也是儒学的范畴。义利之辨不是墨家那一套纯粹的功利,而是必须要把利藏在义的大旗之下。
北儒一派的加平章事对此也是认同,便顺着皇帝的话道:“臣以为,陛下所言‘以霸道、兴王道’正是正途。”
“如宋时朱熹评王荆公:意欲富国强兵,然后行礼义;不知未富强,人才风俗已先坏了!而王荆公以必先富国强兵,然后可行礼义。这其中的区别,便是用霸道而兴王道?还是内圣而外王?”
“朱熹所谓‘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,积累到熏蒸洋溢,天下无一民一物不被其化’,其言听起来似乎有理,可细想来,却是空谈的学问。”
“教化自然是要教化的,但需得内无战祸、外敌降服。否则正教化着呢,金兵到了汴梁城、东虏攻到青州府,难道要用教化退敌吗?以策论所言,我朝断还没到可以安然教化的时候。”
“天子者,莅中国,而抚四夷也。如今这天下周寰八万里,陛下居于中国,教化四夷,此昭昭天命也!”
“非以霸道不可为之。然陛下本心,还是为了兴王道。霸道不过术尔,亦是武侯有仁德之心而用申商之术意。”
“是以这篇策论,虽少仁德,却可用其术。论及见识,又的确给人启发,虽不言醍醐灌顶,但亦可算有所得。”
“况且,科举以王道、武德宫以霸道,王霸并用,此太宗遗训。臣以为,这篇策论,倒可算作史论之魁首。”
大顺既用事功之学,又小范围内复三舍法,这王安石的评价在官方层面上,是比之前几乎快要与秦桧并列的程度正面了许多。
北派儒学在反理学之外,也有很大程度受了王安石新学的影响。
策论多篇,第一论的史论外,便是有制之兵的兵法策、内外轻重的政策论。
一共三篇,既有了第一篇的例子,众人也都看过了后面的,相较于第一篇来说,虽然观点依旧犀利、破题点依旧偏锋,但总算没有第一篇那么大的争议。
所有的争议都在第一篇,北派儒学的平章事在大局上还是看的清的。
本身他们又有“复古井田”的想法,虽然这是个不可能达成的愿望,可是策论后面关于移民减少人地矛盾的说法,正说到了关键处。
见识过北方流民遍地的景象,也知道那是一种怎样恐怖的破坏力。如果官方能够支持移民,他们也是支持的。
况且如果真的能够不加赋而国用足,那又何乐而不为?
反正开拓南洋,和北方的关系并不是很大,民众几乎不会增加负担,又可以有钱支持移民。
北方经济远远落后于东南,如果能够拿出一条新的财路支持北方移民计划,的确是一件好事。
再者策论只不过是策论,又不是国策,也未必是说国家就要这么做。也不是科举策论,要讲文采讲经义,霸道太多,亦非不可取。
皇帝既然已经表态说,要兴王道,必要先用霸道,这等于是为今后的争论铺了一条路。
选郎官本就是以皇帝的意愿为上,这是皇帝的直属力量,平章事们也就是提提意见,参谋一下,并无最终的决定权。
皇帝表了态,也有平章事认可,在场的人也就不再纠结里面的霸道太重的问题,而是开始顺着这篇策论思索里面真正要说的内容。
策论不提距离的政策,也不论证政策的可行性,就是说一个大概。可这个大概,也足以让很多人忧虑重重。
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问题。
不算王道霸道这些大义非义,还涉及到海关、关税、对外贸易体系、漕运、水师、南洋米……哪一个要动起来,都是天下哗然。
海关和关税,牵扯到庞大的走私集团。
策论中只用了三百字描述了一下贸易路线的变迁,论证了一下西域的经济价值不复从前,也不可能再复从前。
可这短短的三百字,直接把一些烂肉彻底掀开。
这么多银子流入,大部分都是避税逃税的,足见有多少人依靠不正当的走私为生。
就算是开海,只要还收入关税、出关税,那就杜绝不了走私。不用交税,自然比用缴税的赚的更多。
南派儒学的那位加平章事,想到刚才英国公“税在哪”的疑问,不免担忧。
倒不是说他就偷税漏税,而是担心皇帝脑袋一晕,搞出两件事。
一个是一口通商,封闭其余海关。
另一个就是郑和下西洋。
这两个无论搞成哪一种,都是皇室参与其中,垄断贸易。
税固然能收上来了,钱也固然能赚到了,但恐怕这样一来东南地区的外贸经济会受极大的影响。
英国公,左平章事则在思索里面说的另一件事:将来来自海上的威胁。
这里面又和漕运息息相关。
海运的想法,不是没有人提过,但定都北方,依赖运输,这废漕改海的想法,有两个问题一直绕不开。
一个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。
另一个就是沿岸的海盗、敌国海军的威胁。
现在来看,还是漕运更适合。
因为航海技术不过关,远距离航海,还是要靠针路歌。不管是风险性,还是沉没率,都高了些,远不如漕运安全。
可若是有西洋人的航海技术,再走海运,就完全比漕运更有利了。
至于沿海的海盗、敌国海军的威胁,这也还是一个海军是否昌盛的问题。若是海军昌盛,航海术有所提升,那么海盗也就不成问题。
等到有了强大的海军、熟练的航海术,到时候再慢慢把漕运废掉。
只要不求急,分几十年内完成,似乎也没有多大的问题。
然而……英国公担心的,就是这个“急”字。
皇帝的性子,他是知道的,有时候心太急。
心一急,就容易脑袋一热,就容易明明三十年做成可以名垂千古的事,非要三五年之内办成,恨不得死前的功绩比肩汉武唐宗,这就很容易出事。
想到这,英国公便道:“陛下,臣以为,这策论做的极好,后半段更是精髓所在。”
“然而,国朝如今第一要务,还是要平准部之叛。他虽以南洋比汉唐西域,亦不算跑题,但只恐文章流出,天下多有议论。有恐有巧言令色善于钻营之辈,以为陛下此时就是要开南洋,恐会上一些惊人之言。”
“是故,臣以为……应将这篇策论截断。”
“以上半段取之,而下半段,则做士子借殿试而上书之举,不宜作为策论,而应严藏之。”
“此事不比他事,若出,必引震动,更使一些有心之心借此行事。或上言蛊惑,或引发党争,不合时宜。”
“此策所做之论,宏大则大矣,只是若要做成,非一朝一夕,更不是夸夸其谈就可成。臣以为,待传胪日,天佑殿面问之时,应多做询问。”
“若能对答,则可用。”
“若是问他该如何做,他却答只要做了便如何好,那又和理学腐儒空谈道义又有什么区别呢?”
英国公心里清楚,这篇策论基本上就是刘钰做的,以他在北边和罗刹人谈判的作为来看,除了他没人有这样奇葩的天下观。
不管是出于同为勋贵自己人的圈子,还是出于之前做事的喜爱,英国公心眼里是支持刘钰这样的年轻人的。
但英国公已经老了,在左平章事的位子上干不了几年了。儿孙辈也都安排妥当了。
或言,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。
亦或许,自己这辈子该做的都做完了,儿孙辈的事也都安排下了。那就不得不考虑国事了。
现在看来,刘钰在北边的事,做的还好。
可英国公必须要再确定一下,刘钰做事是否急躁?是否夸夸其谈?是否不考虑后果?想问题的角度是否全面?
选魁首之前定不下来,但传胪日的天佑殿面问却可大致判断出来。若可用,自然支持;若不可用,那便做最后的进谏:此人不可大用。
否则配上皇帝好大喜功而又急躁的性子,必出大事。
皇帝倒是没想到这一层,以为英国公是在出面维护,不想再引发更多的争论,所以才要把卷子截断,这倒是一个好办法。
“嗯,卿所言极是。既如此,那就以上半段为策论、下半段为借策上书,此古士所为,不违制。取其上半,点为魁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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