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章 九三年(十)
在巴黎,刘玉的名声,尤其是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,相当不错。在这里,就完全不一样。
在欧洲的“沙龙”界,基本上,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,当时还活着的刘玉,“先知”般狂喷了天主教廷和耶稣会,在那之后,至少在欧洲,他在巴黎的沙龙间,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“东方旗手”。
这事,在大顺,就是个小事,小到不能再小的事。
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,却是个大事。
一方面,刘玉“先知”般地提前把耶稣会和天主教听在地震后可能要说的话,讽刺了一番,而事实果然如此,里斯本大地震之后,耶稣会果然声称这是天罚。
另一方面,刘玉提前的狂喷和打预防针,为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——来布尼茨乐观主义——降了降温。
这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非常的重要,按照欧洲的宗教浸润人心的传统,理性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,而极端又很容易在面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懵圈:说好了,这是万千种可能中,最不坏的那个世界被上帝选中,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场景真正入眼的时候,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“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世界”。
那场之前所谓的“启蒙运动加速年”之后,由里斯本大地震等问题作为导火索,最终引爆了耶稣会问题、各国与教廷关系等,导致了耶稣会被解散,这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一场重大胜利。
加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,和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启蒙还不一样,他们更激进,最终也更倾向于无神论。
而舍弃来布尼茨的乐观主义——世间虽有恶,但这是一种平衡,是上帝创世时候弄了成千上万个程序后,发现这才是BUG最少、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——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加速到反教会、反宗教、甚至最后破四大旧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,是非常重要的。
启蒙运动既然是一场伟大的运动,那么必然得有两个条件。
一:为现状的批判。
二:对未来的展望。
不是说别的没有。
而是说,想要伟大,这两条是必须的。
那么,对未来的展望,又得具备一定的世界视角。
于是,刘玉鼓吹的自由贸易、配上自然秩序论,自然可以作为对未来展望的一部分。
包括说。
67年法国发生饥荒,而重农学派认为不应该管,应该等待自然秩序的调节。
这是不是启蒙运动?
当然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。
这就好比说,伏尔泰和卢梭整天对喷,那你总不能因为他俩意见不同,就开除卢梭或者伏尔泰的启蒙籍。
现在的大顺,处在一个进可攻、退可守的状态下。
这不是说军事或者地缘,而是说“文化”上。
大顺实学派的对外扩张派,秉持的是刘玉当初定下的“把世界的,伪装成民族的”。
这是进攻手段。
但一样。
大顺不能接受基督教,而欧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顺的旧时代的诸多传统文化。
是以,这个“自然秩序”、“道法自然”,便是大顺最佳的进攻手段。
首先,这玩意儿,你别管这道、自然,到底是谁创的。是上帝、耶和华、盘古,亦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,那都无所谓。你觉得是谁,那就是谁。关键是自然,而不是自然是谁创的。
其次,这玩意儿,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。而启蒙运动中,自然包括着对未来的展望,这种展望又必须是世界范围内的,不能说这东西在你这对,在别处就错。
最后,刘玉在大顺一战之前,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:各国自由贸易,充分发挥各国的绝对优势、比较优势、整个人类都一起携手蒸蒸日上。
这东西吧,在之前的大顺,其实影响力没那么大。
但在支离破碎的欧洲,影响力可比在大顺这边大多了。
人,不能虚空打靶。
在大顺,具体到经济问题上,之前喷的方向,一直延续着盐铁论里的几个事:无非就是盐到底是否该彻底放开,商贾去经营;朝廷到底有没有必要铸钱,为啥不把铸钱下放给私人?
而别的事,确实没法喷。比如说,之前大顺真没有说,让陕西对松苏的丝绸增加100%关税以保护陕西丝织业;也没有说,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,必须要穿松苏产的棉布下葬……
是以,在大顺内部,准确来说,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,是本身存在的。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黑的,你难道去喷说这玩意儿不是黑的吗?
所以,这东西,在大顺的影响力,和在欧洲,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
再换个说法。
比如说,法革的一项伟大成就,是在继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,也即长子继承。这在欧洲,是要被惊呼为惊天创世之举的。
而在大顺的民间,这玩意儿,肯定当不起“惊天创世”这样伟大的称赞,因为这对老百姓来说,没啥惊奇的,反倒觉得这不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吗?
是以说,刘玉当年的一些言论,在欧洲启蒙运动这边,威望是很高的,很多人对于未来的希冀,至少在经济学上,是相信自然秩序会带来全人类的幸福的。
还有一点。
启蒙学者,基本都是脱产的。
既不种地。
也不纺织。
他们的感受,和底层的感受,是不同的。
这几个因素摆在这,无疑,使得刘玉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,总的来说,还好。
当然,谁要是真敢把刘玉的灵柩拉到里昂去,那真的会被当地的纺织工人,开棺戮尸,挂在教堂上的。
而在印度。
尤其是在吉吉拉特、摩诃罗嵯这两个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渗透、统治、交易的地区。
只能说,刘玉的名声实在太臭。
这里不是说欧洲东印度公司就是好人、而大顺就是坏人。
而是说,在这之前,欧洲的所有的东印度公司,按照后世的标准,挂个“买办”的帽子,那是一点不冤的。
东印度公司是要花钱,在议会游说,大谈【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】的。
这是大顺打一战,也即1760年之前的东西方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决定的。
包括说,当初刘玉改革的时候,就明确表示过:
大顺的手工业,和先发的工业资本,和东印度公司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。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。
而真正的矛盾,在于两点:
其一,东西方贸易的转运利润,大顺的商业资本想要,而东印度公司不想给。
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,那就只能打呗。
其二,欧洲的手工业、本国工业资本、圈地后搓羊毛的土地贵族,和大顺手工业、先发工业资本之间的矛盾。
这个也是不可调和的,也只能打。
那你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《棉布禁止令》的看法,觉得他们支持吗?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?
但本国庞大的羊毛土地贵族、乡绅力量,人家也是有力量的。力量强大到很多年后,都工业革命了,都有力量推出《谷物法》引起那么大的风波,一个连印度土地税还没收的、当时在印度被法国打的节节败退全面战略被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,哪能推动撤销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法桉?
再说了,反重商主义,得靠自由贸易。没有大义,做不成事。而东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义的受益者,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有利的“规矩”?
理解了大顺和欧洲的矛盾,和欧洲这些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,也就明白此时大顺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弹。
既然谈矛盾。
那就好理解了。
松苏纺织业,和吉吉拉特纺织业,有没有矛盾?
这矛盾,是可调和的吗?
大顺,能不能像之前的欧洲东印度公司一样,一年从吉吉拉特这买大几百万两的棉布?
这和道德无关。
大顺哪个商人脑子有虫?跑苏拉特买一堆棉布,去松苏卖?
现在的情况,就是所谓的【欲当买办而不得】。
这是无形之手。
而有形之手呢?
大顺当年起义,是因为啥?
因为没饭吃。
所以,大顺会认可法国重农学派的粮价无需管控、无形之手政策吗?
至少,在粮食上,是不会的、也是绝不可能的。
尤其是,当年的太子,在湖北搞出来“米禁”风波后,对粮食问题,大顺更是相当在意。
这里面,就必须知道一个道理。
什么道理呢?
粮食啊,其实是地里长出来的!
而棉花呢,其实也是地里长出来的!
多种三五斤棉花,就意味着会少收三五十斤的粮食。
缺了粮食,就大顺这物流状况,内地地区真缺粮了,就算不考虑耗损,真运过去的时候,说不定饥民都把府衙给占了。
故而,大顺这边的政策就很明确了。
工商业是好的,要发展。
棉纺织业,是大顺工商业的支柱产业,要支持。
但还要保证粮食安全。
那么怎么办呢?
印度种棉花。
那印度种棉花,岂不是意味着印度缺粮,会导致饥荒?
那就两回事了。
河南要是种棉花缺粮了,起义军越过黄河,说不定就把紫禁城扬了。
那印度缺粮了,难道印度的起义军,还能翻越喜马拉雅山一路北上直冲京城?
至于无形之手……
只能说,在粮食问题上,法国的重农学派,刚做了个“好”榜样:别的玩意儿就无形吧,粮食这玩意儿还是悠着点吧。
看来说,这人没饭吃会饿死,竟然是个在东西方都准确的道理啊。
这是一方面。
另一方面。
历史上,印度棉纱,确确实实导致了本土的手工布产业发展,并且创下了大约6亿匹的土布巅峰。
这也导致了大顺现在面临的现实:
纺织业,要分开看。
织业,只能靠外部市场,靠商业霸权和舰队决战,促进织业工业化。
想靠大顺内部市场,直接织业工业化,那真是异想天开,根本就不懂什么叫“男耕女织”。
纺业,则大不同。
其实也很简单:就物价来说,同样的劳动量,是把棉花搓成纱的劳动量更“值钱”?还是把纱纺成布更“值钱”?
劫夺制下的印度原棉和印度棉纱,自然会对大顺的原本经济产生冲击。
但是,这种冲击,是可承受的、甚至有利的。前提是大顺的海军,能保证运输;大顺的刺刀,能保证原棉和棉纱的低价。
大量的印度棉纱进入大顺本土,再飞入寻常百姓家——大顺原本专业只为搓棉纱而生的劳动者,并不多。更多的,还是自己纺棉花搓线织布一条龙。
既然同样的劳动时间,织布比纺棉花赚的更多,那么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,自然是可以推广的。
一方面,大顺解决了“改麦为棉”这个让朝廷一直头疼的问题。总有人觉得老百姓傻,不知道自己种经济作物;实际上恰恰相反,从明晚期开始,朝廷就一直头疼老百姓自发改种经济作物导致粮食价格波动的问题。
另一方面,这也为大顺此时的危机,埋下了伏笔。
之前三十年的印度殖民,让印度棉花和棉纱,取代了本土的棉花和棉纱——毕竟,有些事在印度能干,而在大顺没法干。刘玉只能在两淮盐地圈地种棉,改良棉种;而在别处,小农经济且朝廷组织力极其低能的情况下……这么说吧,要是大顺能完成全面的棉种改良,在现有土地制度的前提下,那证明大顺的组织力已经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“困难”了。想修铁路修铁路、想移民就移民。
当然,在印度,有些事就可以干……比如组织力控制力不行,那我换个思路,变种大土地种植园不就得了?
于是,这三十年间,大顺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内部市场。
这个内部市场,是对棉纱的需求。
三十年前,大顺不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。因为小农经济下,自己搓、自己纺、自己织。
三十年后,对小农副业冲击最小的纺纱业,完成了对大顺内部市场的冲击:【各地皆用印度纱】。
这个市场,是如此之大。
大到,走锭精纺机一出线,大顺的商业资本、工业资本,立刻明白,这玩意儿要发财!
因为这个市场,不只是先发地区那些对外贸易的织布厂需求。
更有一个超过三四亿人的广袤市场:没错,我机织布或许卖不出去,但是机纱,却能从松江一路卖到甘肃!
市场是如此之大、前景是如此之好。
纺纱,当然是有利润的。没利润,谁纺纱?
所以,为啥纺纱的利润,要让印度人拿到?为什么不直接进口印度原棉,运回来在本地机纺,且赚一笔原棉到棉纱这个过程中的剩余价值?
这个问题,还有另一重意思:
印度,在这三十年的变革中,在为大顺三亿多人的经济体量,提供棉纱。换句话说,印度有多少人实际上是靠纺纱出口到大顺而生存的?
大顺和历史上的英国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
历史上英国的人口其实也就将将够第一次工业革命,所以,英国可以允许印度纺纱业发展。因为劳动力就这么多,印度人纺一部分纱,这对英国是有利的。
英国要摧毁印度的棉布,但对棉纱,不一定非要摧毁。甚至允许印度当地建一些纺纱厂。
不是好心,而是因为人口不是太足,干这个就不能干那个,只能选最高端、附加值最高的产业去干。
而大顺……
嗯。
什么叫人口不足,以至于若是纺纱就会缺人去织布?
这个问题,大顺这边是不可能理解的。
反倒是,大顺这边欣喜若狂,他妈的,又能容纳至少百十万的无业人口了!
毕竟,纺纱不只创造了纱工这一个就业。还有机械制造、煤矿、运输、蒸汽机、建筑材料、住房、照明、玻璃制造等等一系列的产业。
举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例子:你都上蒸汽机加走锭精纺机了,你不二十四小时两班倒?你都上二十四小时两班倒了,摸黑干?那你的纺纱厂得要玻璃吧?得要照明设备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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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欧洲的“沙龙”界,基本上,在里斯本大地震之前,当时还活着的刘玉,“先知”般狂喷了天主教廷和耶稣会,在那之后,至少在欧洲,他在巴黎的沙龙间,已经成为了启蒙运动的“东方旗手”。
这事,在大顺,就是个小事,小到不能再小的事。
但在欧洲启蒙运动中,却是个大事。
一方面,刘玉“先知”般地提前把耶稣会和天主教听在地震后可能要说的话,讽刺了一番,而事实果然如此,里斯本大地震之后,耶稣会果然声称这是天罚。
另一方面,刘玉提前的狂喷和打预防针,为早期启蒙运动的重要支柱——来布尼茨乐观主义——降了降温。
这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非常的重要,按照欧洲的宗教浸润人心的传统,理性主义很容易走向极端,而极端又很容易在面临里斯本大地震的时候懵圈:说好了,这是万千种可能中,最不坏的那个世界被上帝选中,可里斯本的大地震血肉模湖的场景真正入眼的时候,怎么也没法相信这就是“万千种可能中最不坏的世界”。
那场之前所谓的“启蒙运动加速年”之后,由里斯本大地震等问题作为导火索,最终引爆了耶稣会问题、各国与教廷关系等,导致了耶稣会被解散,这被视作启蒙运动的一场重大胜利。
加上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阵地,和德国的绝对理性主义启蒙还不一样,他们更激进,最终也更倾向于无神论。
而舍弃来布尼茨的乐观主义——世间虽有恶,但这是一种平衡,是上帝创世时候弄了成千上万个程序后,发现这才是BUG最少、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——对法国启蒙运动的激进加速到反教会、反宗教、甚至最后破四大旧把圣母院改理性圣殿,是非常重要的。
启蒙运动既然是一场伟大的运动,那么必然得有两个条件。
一:为现状的批判。
二:对未来的展望。
不是说别的没有。
而是说,想要伟大,这两条是必须的。
那么,对未来的展望,又得具备一定的世界视角。
于是,刘玉鼓吹的自由贸易、配上自然秩序论,自然可以作为对未来展望的一部分。
包括说。
67年法国发生饥荒,而重农学派认为不应该管,应该等待自然秩序的调节。
这是不是启蒙运动?
当然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。
这就好比说,伏尔泰和卢梭整天对喷,那你总不能因为他俩意见不同,就开除卢梭或者伏尔泰的启蒙籍。
现在的大顺,处在一个进可攻、退可守的状态下。
这不是说军事或者地缘,而是说“文化”上。
大顺实学派的对外扩张派,秉持的是刘玉当初定下的“把世界的,伪装成民族的”。
这是进攻手段。
但一样。
大顺不能接受基督教,而欧洲自然也不可能接受大顺的旧时代的诸多传统文化。
是以,这个“自然秩序”、“道法自然”,便是大顺最佳的进攻手段。
首先,这玩意儿,你别管这道、自然,到底是谁创的。是上帝、耶和华、盘古,亦或者别的什么玩意儿,那都无所谓。你觉得是谁,那就是谁。关键是自然,而不是自然是谁创的。
其次,这玩意儿,是一种对未来的展望。而启蒙运动中,自然包括着对未来的展望,这种展望又必须是世界范围内的,不能说这东西在你这对,在别处就错。
最后,刘玉在大顺一战之前,描绘了一个美好的未来:各国自由贸易,充分发挥各国的绝对优势、比较优势、整个人类都一起携手蒸蒸日上。
这东西吧,在之前的大顺,其实影响力没那么大。
但在支离破碎的欧洲,影响力可比在大顺这边大多了。
人,不能虚空打靶。
在大顺,具体到经济问题上,之前喷的方向,一直延续着盐铁论里的几个事:无非就是盐到底是否该彻底放开,商贾去经营;朝廷到底有没有必要铸钱,为啥不把铸钱下放给私人?
而别的事,确实没法喷。比如说,之前大顺真没有说,让陕西对松苏的丝绸增加100%关税以保护陕西丝织业;也没有说,立法要求禁止人死了,必须要穿松苏产的棉布下葬……
是以,在大顺内部,准确来说,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,是本身存在的。这玩意儿本来就是黑的,你难道去喷说这玩意儿不是黑的吗?
所以,这东西,在大顺的影响力,和在欧洲,真的是完全不一样。
再换个说法。
比如说,法革的一项伟大成就,是在继承法上取消了摩西律,也即长子继承。这在欧洲,是要被惊呼为惊天创世之举的。
而在大顺的民间,这玩意儿,肯定当不起“惊天创世”这样伟大的称赞,因为这对老百姓来说,没啥惊奇的,反倒觉得这不该是理所当然的事吗?
是以说,刘玉当年的一些言论,在欧洲启蒙运动这边,威望是很高的,很多人对于未来的希冀,至少在经济学上,是相信自然秩序会带来全人类的幸福的。
还有一点。
启蒙学者,基本都是脱产的。
既不种地。
也不纺织。
他们的感受,和底层的感受,是不同的。
这几个因素摆在这,无疑,使得刘玉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,总的来说,还好。
当然,谁要是真敢把刘玉的灵柩拉到里昂去,那真的会被当地的纺织工人,开棺戮尸,挂在教堂上的。
而在印度。
尤其是在吉吉拉特、摩诃罗嵯这两个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渗透、统治、交易的地区。
只能说,刘玉的名声实在太臭。
这里不是说欧洲东印度公司就是好人、而大顺就是坏人。
而是说,在这之前,欧洲的所有的东印度公司,按照后世的标准,挂个“买办”的帽子,那是一点不冤的。
东印度公司是要花钱,在议会游说,大谈【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】的。
这是大顺打一战,也即1760年之前的东西方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决定的。
包括说,当初刘玉改革的时候,就明确表示过:
大顺的手工业,和先发的工业资本,和东印度公司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。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。
而真正的矛盾,在于两点:
其一,东西方贸易的转运利润,大顺的商业资本想要,而东印度公司不想给。
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,那就只能打呗。
其二,欧洲的手工业、本国工业资本、圈地后搓羊毛的土地贵族,和大顺手工业、先发工业资本之间的矛盾。
这个也是不可调和的,也只能打。
那你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《棉布禁止令》的看法,觉得他们支持吗?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?
但本国庞大的羊毛土地贵族、乡绅力量,人家也是有力量的。力量强大到很多年后,都工业革命了,都有力量推出《谷物法》引起那么大的风波,一个连印度土地税还没收的、当时在印度被法国打的节节败退全面战略被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,哪能推动撤销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法桉?
再说了,反重商主义,得靠自由贸易。没有大义,做不成事。而东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义的受益者,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有利的“规矩”?
理解了大顺和欧洲的矛盾,和欧洲这些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,也就明白此时大顺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弹。
既然谈矛盾。
那就好理解了。
松苏纺织业,和吉吉拉特纺织业,有没有矛盾?
这矛盾,是可调和的吗?
大顺,能不能像之前的欧洲东印度公司一样,一年从吉吉拉特这买大几百万两的棉布?
这和道德无关。
大顺哪个商人脑子有虫?跑苏拉特买一堆棉布,去松苏卖?
现在的情况,就是所谓的【欲当买办而不得】。
这是无形之手。
而有形之手呢?
大顺当年起义,是因为啥?
因为没饭吃。
所以,大顺会认可法国重农学派的粮价无需管控、无形之手政策吗?
至少,在粮食上,是不会的、也是绝不可能的。
尤其是,当年的太子,在湖北搞出来“米禁”风波后,对粮食问题,大顺更是相当在意。
这里面,就必须知道一个道理。
什么道理呢?
粮食啊,其实是地里长出来的!
而棉花呢,其实也是地里长出来的!
多种三五斤棉花,就意味着会少收三五十斤的粮食。
缺了粮食,就大顺这物流状况,内地地区真缺粮了,就算不考虑耗损,真运过去的时候,说不定饥民都把府衙给占了。
故而,大顺这边的政策就很明确了。
工商业是好的,要发展。
棉纺织业,是大顺工商业的支柱产业,要支持。
但还要保证粮食安全。
那么怎么办呢?
印度种棉花。
那印度种棉花,岂不是意味着印度缺粮,会导致饥荒?
那就两回事了。
河南要是种棉花缺粮了,起义军越过黄河,说不定就把紫禁城扬了。
那印度缺粮了,难道印度的起义军,还能翻越喜马拉雅山一路北上直冲京城?
至于无形之手……
只能说,在粮食问题上,法国的重农学派,刚做了个“好”榜样:别的玩意儿就无形吧,粮食这玩意儿还是悠着点吧。
看来说,这人没饭吃会饿死,竟然是个在东西方都准确的道理啊。
这是一方面。
另一方面。
历史上,印度棉纱,确确实实导致了本土的手工布产业发展,并且创下了大约6亿匹的土布巅峰。
这也导致了大顺现在面临的现实:
纺织业,要分开看。
织业,只能靠外部市场,靠商业霸权和舰队决战,促进织业工业化。
想靠大顺内部市场,直接织业工业化,那真是异想天开,根本就不懂什么叫“男耕女织”。
纺业,则大不同。
其实也很简单:就物价来说,同样的劳动量,是把棉花搓成纱的劳动量更“值钱”?还是把纱纺成布更“值钱”?
劫夺制下的印度原棉和印度棉纱,自然会对大顺的原本经济产生冲击。
但是,这种冲击,是可承受的、甚至有利的。前提是大顺的海军,能保证运输;大顺的刺刀,能保证原棉和棉纱的低价。
大量的印度棉纱进入大顺本土,再飞入寻常百姓家——大顺原本专业只为搓棉纱而生的劳动者,并不多。更多的,还是自己纺棉花搓线织布一条龙。
既然同样的劳动时间,织布比纺棉花赚的更多,那么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,自然是可以推广的。
一方面,大顺解决了“改麦为棉”这个让朝廷一直头疼的问题。总有人觉得老百姓傻,不知道自己种经济作物;实际上恰恰相反,从明晚期开始,朝廷就一直头疼老百姓自发改种经济作物导致粮食价格波动的问题。
另一方面,这也为大顺此时的危机,埋下了伏笔。
之前三十年的印度殖民,让印度棉花和棉纱,取代了本土的棉花和棉纱——毕竟,有些事在印度能干,而在大顺没法干。刘玉只能在两淮盐地圈地种棉,改良棉种;而在别处,小农经济且朝廷组织力极其低能的情况下……这么说吧,要是大顺能完成全面的棉种改良,在现有土地制度的前提下,那证明大顺的组织力已经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“困难”了。想修铁路修铁路、想移民就移民。
当然,在印度,有些事就可以干……比如组织力控制力不行,那我换个思路,变种大土地种植园不就得了?
于是,这三十年间,大顺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内部市场。
这个内部市场,是对棉纱的需求。
三十年前,大顺不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。因为小农经济下,自己搓、自己纺、自己织。
三十年后,对小农副业冲击最小的纺纱业,完成了对大顺内部市场的冲击:【各地皆用印度纱】。
这个市场,是如此之大。
大到,走锭精纺机一出线,大顺的商业资本、工业资本,立刻明白,这玩意儿要发财!
因为这个市场,不只是先发地区那些对外贸易的织布厂需求。
更有一个超过三四亿人的广袤市场:没错,我机织布或许卖不出去,但是机纱,却能从松江一路卖到甘肃!
市场是如此之大、前景是如此之好。
纺纱,当然是有利润的。没利润,谁纺纱?
所以,为啥纺纱的利润,要让印度人拿到?为什么不直接进口印度原棉,运回来在本地机纺,且赚一笔原棉到棉纱这个过程中的剩余价值?
这个问题,还有另一重意思:
印度,在这三十年的变革中,在为大顺三亿多人的经济体量,提供棉纱。换句话说,印度有多少人实际上是靠纺纱出口到大顺而生存的?
大顺和历史上的英国有个很不一样的地方。
历史上英国的人口其实也就将将够第一次工业革命,所以,英国可以允许印度纺纱业发展。因为劳动力就这么多,印度人纺一部分纱,这对英国是有利的。
英国要摧毁印度的棉布,但对棉纱,不一定非要摧毁。甚至允许印度当地建一些纺纱厂。
不是好心,而是因为人口不是太足,干这个就不能干那个,只能选最高端、附加值最高的产业去干。
而大顺……
嗯。
什么叫人口不足,以至于若是纺纱就会缺人去织布?
这个问题,大顺这边是不可能理解的。
反倒是,大顺这边欣喜若狂,他妈的,又能容纳至少百十万的无业人口了!
毕竟,纺纱不只创造了纱工这一个就业。还有机械制造、煤矿、运输、蒸汽机、建筑材料、住房、照明、玻璃制造等等一系列的产业。
举个可能最不起眼的例子:你都上蒸汽机加走锭精纺机了,你不二十四小时两班倒?你都上二十四小时两班倒了,摸黑干?那你的纺纱厂得要玻璃吧?得要照明设备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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