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七十章 送礼的格局
第374章送礼的格局
道理能否说服别人,有时候不是靠有没有道理,而是靠给多少钱行贿。
这一点上,菲利普斯从齐国公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,他在广东贸易的时候没少和当地的官员打交道。
现在他该陈诉的已经陈诉完了,于是说道:“公爵大人,具体的事项,我会回去写成书面的报告,送到你的衙门里。”
这意思也很明确,今天的事有些突然,我得回去准备送礼的礼物,到时候会一并送到你手里。
齐国公懒洋洋地嗯了一声,说道:“既如此,那你就回去好好‘准备’吧。两日之内送到我这。”
说罢,也没有再多的表示,而是端起来了茶,举而不动。
菲利普斯起身告辞,回到在天津暂时的住处后,顿时犯了难。
现在很清楚了,要行贿。
可是,怎么行贿、用什么行贿,他却犯了难。
之前在广东的时候,一般也就是和海关的人打打交道,那些人在顺帝国内的官职都不高。
如今却是主管顺帝国外交部的公爵,该送多大的礼?
若只是考虑送多大的礼,这还好说一些,可是又不能直接送金银。
公司有规定,有财务制度。
毕竟这是一个股份制的公司,送礼在招待费中,需要十七人委员会找会计审核的。
不能说送礼的人说送了多少就送了多少,要是说送礼一千两,结果只送了三百两,报了个一千两的账,那七百两不就被私吞了吗?
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送礼是有讲究的,按照惯例的海关贿赂有定例。
但新的,那是要“借”钱给收礼人,要让收礼人写借据的。
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行贿,借出去也不用还。
可是……眼前这是一位帝国的公爵,菲利普斯对中国官员还是有些了解的。
不要说公爵,就算是节度使级别的官员,行贿的时候还要写借据,在官员看来那就是一种侮辱!
送礼写借条收据?得,这礼我也不要了,你拿回去吧。办成事难,叫你办不成事却容易。
想到这,普利普斯不禁在心里咒骂着鹿特丹人,如果不是鹿特丹人非要纠结账目,也不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,现在实在是难办。
七省共和国的贸易公司,自然是数个省的商人合力办的。
十七人委员会里,八个人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,剩下的省分掉其余八个,但是第十七个席位必须从除阿姆斯特丹商会外的人里选。
也就是不可能允许阿姆斯特丹拥有九票,从而使之获得单方面的控制权。
鹿特丹如今拿到了第十七人,拿到之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拉着泽兰、代尔夫特、侯恩、恩克霍伊增,以九对八的优势,质疑“对华直接贸易的账目”有问题,要求必须要把对华贸易的账目公开。
包括行贿送礼,也必须要制定规范流程,以免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人中饱私囊,超额报销。
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,他不想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惹麻烦。
包括泽兰在内的其余商会最近对阿姆斯特丹商会的意见很大,普利普斯虽然自认为没有私心,一切都是因为这场突发事件而尽可能保住对华贸易。
可外部问题好解决、内部问题难解决,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爆蓄积在公司内部已久的诸多矛盾。
当初奥斯坦德公司与荷兰争茶叶贸易的时候,是阿姆斯特丹商会“力挽狂澜”,派出了直航船直接前往广东和福建,稳住了茶叶贸易。
所以阿姆斯特丹商会“自恃功高”,认为应该:公司出钱,阿姆斯特丹商会出人,自行其事,只按照公司要求的茶叶数量运回即可,至于到底带了多少货,那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事,和公司总部无关。
很显然,这样会给阿姆斯特丹带来“小金库”。
本来这件事很好解决,十七人里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八人外,第二多的是泽兰的四人。
只要把泽兰拉过来,有钱两家一起赚,保住十二人,为了制约阿姆斯特丹的第十七人也就没什么意义了。
然而泽兰也有自己的小九九,如果跟着阿姆斯特丹干,那肯定是阿姆斯特丹商会拿大,他们拿小。
若借着鹿特丹商会反对的机会,泽兰站到鹿特丹这一边,就可以迫使阿姆斯特丹达成:阿一条船、泽一条船、其余省共分一条船、巴达维亚妥协一条。这比与阿姆斯特丹商会合作阿做大、泽做小要强得多。
这已经不再是百年前勠力同心、效率为先、通力合作、开拓时代的年轻小伙了。
而是一个快二百岁的耄耋老人,一个政治体活了二百年,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,都必然陷入内斗为先的时代。
历史上也的确如此,要不是七年战争荷兰中立、普鲁士的【埃姆登王家广州中国亚洲公司】在七年战争中被迫关闭、英法西在七年战争中在海上死命劫船贸易阻塞,导致荷兰吃了一波中立红利,就其债务问题而言,实际上七年战争再晚两三年,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会破产崩盘。
现如今大顺开关导致的各国贸易量增加,荷兰东印度公司面临的竞争比历史上要大得多,内部的矛盾更是早就压不住了。
鹿特丹商会的要求便是:本钱既然是公司出的,那么船上的货物、账本、资金流水等等,都必须要在公司内公开,不能像以前一样,你阿姆斯特丹商会拿了公司的钱去肥你们小团体。
其中,行贿必须“写借条”的规定,也是公司财务制度之一。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人,在这个风口上,他想的很清楚。
自己违反财务制度去行贿,救了公司,大顺不会去管巴达维亚的事。
可救完之后,鹿特丹和泽兰会不会揪着他不放?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,对华贸易保住了,那他就是一个可以被扔出去的替罪羊。
可自己如果不违反公司财务制度,不去行贿,真的导致对华贸易出了问题,他的前途也就没了,可能还要被质问“为什么当时不作出决断行贿”?
派人回总部请示,一来一回,快一点两年,慢一点三年,根本不现实。
开拓时代,可以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”,怎么效率怎么来。那时候的公司职员不会想这些勾心斗角的事。
可现在,时代变了,不再是那个不需要考虑内部勾心斗角的时代了。
将忧心的事和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大致一说,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笑着说道:“委员先生,这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。”
“六年前福尔德因号商船前往广东贸易,您是知道的,所有的水手和船长都会购买私货,回去售卖。当时茶叶在阿姆斯特丹的售价很高,船长手里的现金不足,于是将福尔德因号船长室里的镜子,用以物易物的方式,和广东的商人交换了三十二箱工夫茶。”
“回到阿姆斯特丹后,他只用了一箱茶叶就换回了福尔德因号的镜子,剩下的都是他自己的收入。”
“中国人不会制作玻璃,更不会制作镜子。您可以将船上的玻璃和镜子都拆卸下来,再加上船长室的装饰品,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公爵。”
“这是默许的商业行为和船长福利。而且这样也不违背公司新的财物规定。我想,那位中国的公爵看到一面这么大的镜子后,一定会高兴的跳起来。”
一筹莫展的普利普斯眼前一亮,认为这真的是一个天才般的想法。既可以绕开公司的财物制度,避免内部将来的冲突,又可以为公司立下功劳,回去后升职加薪。
而且,公司计算的成本,是以阿姆斯特丹的价格计算的,自己巧妙的利用一块镜子阻止了可能的外交事件,简直就像是拿着玻璃珠子与美洲土著交换黄金和毛皮一样,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定会被人传诵,成为一段传奇。
…………
与此同时,英国人那里,正在举办一场内部的小酒会。
常驻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办法扎克莱,作为一个在广州住了快十年的人,这一次跟随王室特使一同前往天津。
今天这场酒会,为的不是别的,而是为荷兰人被大顺质问巴达维亚的事而干杯。
虽然,英荷同盟。
但是,法扎克莱早在六年前就接到了公司总部的命令:严密监视荷兰人在广州的直航贸易,尽可能动用当地的关系,用行贿、散播谣言的方式,破坏荷兰人的对华贸易。
理由,也很“名正言顺”。
奥斯坦德公司是英、荷、普等国合力逼迫哈布斯堡关闭的,英荷两国在合力施压之前,是有过协定的。
即“保持各方对华贸易之现状”。
现状是什么?
现状是荷兰继续保持巴达维亚的中转贸易,阿姆斯特丹的直航贸易只是权宜之计,一旦奥斯坦德公司关闭,就维持原本的贸易模式。
结果呢?奥斯坦德公司一倒闭,你荷兰人不但没恢复原样,反而变本加厉,船越来越多,这是【无耻而令人作呕的商业欺诈】。
而泽兰商会,又是对英茶叶走私的大客户。本来荷兰人已经不讲信誉破坏了密约协定,泽兰商会又火上浇油,英国人已经很不爽了。
用英国那些私下的大谈国事之地下小报的话说,这件事叫“我们伟大的乔治国王用英国的影响力,无私地帮助荷兰人扫清了对华贸易的最大竞争对手;热情地以汉诺威选帝侯的身份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《国事诏书》继承法的变更,并发誓用英国人的鲜血来保卫特蕾莎公主。那么我们英国得到了什么?答:他的儿子,又一位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国王。”
这一次荷兰被大顺质问“巴达维亚华人生存状况”问题,法扎克莱不只是幸灾乐祸那么简单,而是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建议。
“特使先生,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让荷兰人退出对华贸易的机会。当年荷兰人用造谣中伤、诽谤,甚至屠杀的手段,将我们驱赶出了东南亚和日本。甚至当我们试图重开对日贸易的时候,又是荷兰人向日本诋毁,使得日本人以我们的国王娶了天主教的凯瑟琳公主为理由,拒绝了我们的贸易请求。”
“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,造成中国与荷兰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,如果中国能够单方面禁止与荷兰的贸易,对整个公司的利益提升是巨大的。我们就只需要应对哥德堡的走私贩子就可以了,而不用去考虑更恼人的泽兰走私贩子。”
“现在是一位中华帝国的公爵主管外交,我们或许可以用荷兰人当初在日本阻挠我们的手段,来对付荷兰人。”
“Oculumprooculo,etdentemprodente!”
特使很认可这句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。
“法扎克莱先生,波沃尔伯爵特意叮嘱我,您在广州住了许多年,对中国的了解远不是那些在伦敦的人可以相比的,一个绅士应该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。这一次除了用于采购礼物的一万英镑经费外,还有八千英镑的特别经费,用于一些意外的开销。如果您需要贿赂这位工具,可以从八千磅的特别经费中随时支取。”
说完,举起酒杯,微笑道:“敬‘Oculumprooculo,etdentemprodente’!敬可敬的东印度公司。”
法扎克莱举起酒杯,轻碰之后,笑道:“这一次是帝国的皇帝允许我们进入他们的京城,您可能不知道中国有一句俗语,大概就是说撒旦很容易见到,但撒旦手下的小鬼们很难对付。”
“而这,也正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很难开展对华贸易的原因。如果可以见到皇帝,一切都容易解决。但事实上,那时候我们连他们的县长都很难见到。”
“如今我们可以直接见到公爵,甚至不久之后可以直接见到皇帝,那么这些‘特别经费’应该使用在合适的人身上。”
“皇帝不需要贿赂,皇帝只需要国礼,他有整个帝国。公爵,并且还是主管外交的公爵更理应得到这份特别经费。如果能够获得他的好感,那么我们在中国的一切行动都将很顺利——在他们的官场上,上级的命令是下级必须遵守的,而上级的命令下级也会巧妙地找出其中的关键,并且做成上级希望做成的样子。”
“我认为,特别经费的一半,都可以用在这位公爵身上。而他带给我们的回报,必然是十倍于此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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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理能否说服别人,有时候不是靠有没有道理,而是靠给多少钱行贿。
这一点上,菲利普斯从齐国公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,他在广东贸易的时候没少和当地的官员打交道。
现在他该陈诉的已经陈诉完了,于是说道:“公爵大人,具体的事项,我会回去写成书面的报告,送到你的衙门里。”
这意思也很明确,今天的事有些突然,我得回去准备送礼的礼物,到时候会一并送到你手里。
齐国公懒洋洋地嗯了一声,说道:“既如此,那你就回去好好‘准备’吧。两日之内送到我这。”
说罢,也没有再多的表示,而是端起来了茶,举而不动。
菲利普斯起身告辞,回到在天津暂时的住处后,顿时犯了难。
现在很清楚了,要行贿。
可是,怎么行贿、用什么行贿,他却犯了难。
之前在广东的时候,一般也就是和海关的人打打交道,那些人在顺帝国内的官职都不高。
如今却是主管顺帝国外交部的公爵,该送多大的礼?
若只是考虑送多大的礼,这还好说一些,可是又不能直接送金银。
公司有规定,有财务制度。
毕竟这是一个股份制的公司,送礼在招待费中,需要十七人委员会找会计审核的。
不能说送礼的人说送了多少就送了多少,要是说送礼一千两,结果只送了三百两,报了个一千两的账,那七百两不就被私吞了吗?
所以荷兰东印度公司送礼是有讲究的,按照惯例的海关贿赂有定例。
但新的,那是要“借”钱给收礼人,要让收礼人写借据的。
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行贿,借出去也不用还。
可是……眼前这是一位帝国的公爵,菲利普斯对中国官员还是有些了解的。
不要说公爵,就算是节度使级别的官员,行贿的时候还要写借据,在官员看来那就是一种侮辱!
送礼写借条收据?得,这礼我也不要了,你拿回去吧。办成事难,叫你办不成事却容易。
想到这,普利普斯不禁在心里咒骂着鹿特丹人,如果不是鹿特丹人非要纠结账目,也不会有这么奇葩的规定,现在实在是难办。
七省共和国的贸易公司,自然是数个省的商人合力办的。
十七人委员会里,八个人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,剩下的省分掉其余八个,但是第十七个席位必须从除阿姆斯特丹商会外的人里选。
也就是不可能允许阿姆斯特丹拥有九票,从而使之获得单方面的控制权。
鹿特丹如今拿到了第十七人,拿到之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拉着泽兰、代尔夫特、侯恩、恩克霍伊增,以九对八的优势,质疑“对华直接贸易的账目”有问题,要求必须要把对华贸易的账目公开。
包括行贿送礼,也必须要制定规范流程,以免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人中饱私囊,超额报销。
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,他不想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惹麻烦。
包括泽兰在内的其余商会最近对阿姆斯特丹商会的意见很大,普利普斯虽然自认为没有私心,一切都是因为这场突发事件而尽可能保住对华贸易。
可外部问题好解决、内部问题难解决,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爆蓄积在公司内部已久的诸多矛盾。
当初奥斯坦德公司与荷兰争茶叶贸易的时候,是阿姆斯特丹商会“力挽狂澜”,派出了直航船直接前往广东和福建,稳住了茶叶贸易。
所以阿姆斯特丹商会“自恃功高”,认为应该:公司出钱,阿姆斯特丹商会出人,自行其事,只按照公司要求的茶叶数量运回即可,至于到底带了多少货,那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事,和公司总部无关。
很显然,这样会给阿姆斯特丹带来“小金库”。
本来这件事很好解决,十七人里除了阿姆斯特丹的八人外,第二多的是泽兰的四人。
只要把泽兰拉过来,有钱两家一起赚,保住十二人,为了制约阿姆斯特丹的第十七人也就没什么意义了。
然而泽兰也有自己的小九九,如果跟着阿姆斯特丹干,那肯定是阿姆斯特丹商会拿大,他们拿小。
若借着鹿特丹商会反对的机会,泽兰站到鹿特丹这一边,就可以迫使阿姆斯特丹达成:阿一条船、泽一条船、其余省共分一条船、巴达维亚妥协一条。这比与阿姆斯特丹商会合作阿做大、泽做小要强得多。
这已经不再是百年前勠力同心、效率为先、通力合作、开拓时代的年轻小伙了。
而是一个快二百岁的耄耋老人,一个政治体活了二百年,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,都必然陷入内斗为先的时代。
历史上也的确如此,要不是七年战争荷兰中立、普鲁士的【埃姆登王家广州中国亚洲公司】在七年战争中被迫关闭、英法西在七年战争中在海上死命劫船贸易阻塞,导致荷兰吃了一波中立红利,就其债务问题而言,实际上七年战争再晚两三年,荷兰东印度公司就会破产崩盘。
现如今大顺开关导致的各国贸易量增加,荷兰东印度公司面临的竞争比历史上要大得多,内部的矛盾更是早就压不住了。
鹿特丹商会的要求便是:本钱既然是公司出的,那么船上的货物、账本、资金流水等等,都必须要在公司内公开,不能像以前一样,你阿姆斯特丹商会拿了公司的钱去肥你们小团体。
其中,行贿必须“写借条”的规定,也是公司财务制度之一。普利普斯是阿姆斯特丹商会的人,在这个风口上,他想的很清楚。
自己违反财务制度去行贿,救了公司,大顺不会去管巴达维亚的事。
可救完之后,鹿特丹和泽兰会不会揪着他不放?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,对华贸易保住了,那他就是一个可以被扔出去的替罪羊。
可自己如果不违反公司财务制度,不去行贿,真的导致对华贸易出了问题,他的前途也就没了,可能还要被质问“为什么当时不作出决断行贿”?
派人回总部请示,一来一回,快一点两年,慢一点三年,根本不现实。
开拓时代,可以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”,怎么效率怎么来。那时候的公司职员不会想这些勾心斗角的事。
可现在,时代变了,不再是那个不需要考虑内部勾心斗角的时代了。
将忧心的事和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大致一说,随船的第一商务代办笑着说道:“委员先生,这是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。”
“六年前福尔德因号商船前往广东贸易,您是知道的,所有的水手和船长都会购买私货,回去售卖。当时茶叶在阿姆斯特丹的售价很高,船长手里的现金不足,于是将福尔德因号船长室里的镜子,用以物易物的方式,和广东的商人交换了三十二箱工夫茶。”
“回到阿姆斯特丹后,他只用了一箱茶叶就换回了福尔德因号的镜子,剩下的都是他自己的收入。”
“中国人不会制作玻璃,更不会制作镜子。您可以将船上的玻璃和镜子都拆卸下来,再加上船长室的装饰品,作为礼物送给中国的公爵。”
“这是默许的商业行为和船长福利。而且这样也不违背公司新的财物规定。我想,那位中国的公爵看到一面这么大的镜子后,一定会高兴的跳起来。”
一筹莫展的普利普斯眼前一亮,认为这真的是一个天才般的想法。既可以绕开公司的财物制度,避免内部将来的冲突,又可以为公司立下功劳,回去后升职加薪。
而且,公司计算的成本,是以阿姆斯特丹的价格计算的,自己巧妙的利用一块镜子阻止了可能的外交事件,简直就像是拿着玻璃珠子与美洲土著交换黄金和毛皮一样,自己的聪明才智一定会被人传诵,成为一段传奇。
…………
与此同时,英国人那里,正在举办一场内部的小酒会。
常驻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总办法扎克莱,作为一个在广州住了快十年的人,这一次跟随王室特使一同前往天津。
今天这场酒会,为的不是别的,而是为荷兰人被大顺质问巴达维亚的事而干杯。
虽然,英荷同盟。
但是,法扎克莱早在六年前就接到了公司总部的命令:严密监视荷兰人在广州的直航贸易,尽可能动用当地的关系,用行贿、散播谣言的方式,破坏荷兰人的对华贸易。
理由,也很“名正言顺”。
奥斯坦德公司是英、荷、普等国合力逼迫哈布斯堡关闭的,英荷两国在合力施压之前,是有过协定的。
即“保持各方对华贸易之现状”。
现状是什么?
现状是荷兰继续保持巴达维亚的中转贸易,阿姆斯特丹的直航贸易只是权宜之计,一旦奥斯坦德公司关闭,就维持原本的贸易模式。
结果呢?奥斯坦德公司一倒闭,你荷兰人不但没恢复原样,反而变本加厉,船越来越多,这是【无耻而令人作呕的商业欺诈】。
而泽兰商会,又是对英茶叶走私的大客户。本来荷兰人已经不讲信誉破坏了密约协定,泽兰商会又火上浇油,英国人已经很不爽了。
用英国那些私下的大谈国事之地下小报的话说,这件事叫“我们伟大的乔治国王用英国的影响力,无私地帮助荷兰人扫清了对华贸易的最大竞争对手;热情地以汉诺威选帝侯的身份承认了神圣罗马帝国《国事诏书》继承法的变更,并发誓用英国人的鲜血来保卫特蕾莎公主。那么我们英国得到了什么?答:他的儿子,又一位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国王。”
这一次荷兰被大顺质问“巴达维亚华人生存状况”问题,法扎克莱不只是幸灾乐祸那么简单,而是大胆地提出了一个建议。
“特使先生,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让荷兰人退出对华贸易的机会。当年荷兰人用造谣中伤、诽谤,甚至屠杀的手段,将我们驱赶出了东南亚和日本。甚至当我们试图重开对日贸易的时候,又是荷兰人向日本诋毁,使得日本人以我们的国王娶了天主教的凯瑟琳公主为理由,拒绝了我们的贸易请求。”
“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,造成中国与荷兰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,如果中国能够单方面禁止与荷兰的贸易,对整个公司的利益提升是巨大的。我们就只需要应对哥德堡的走私贩子就可以了,而不用去考虑更恼人的泽兰走私贩子。”
“现在是一位中华帝国的公爵主管外交,我们或许可以用荷兰人当初在日本阻挠我们的手段,来对付荷兰人。”
“Oculumprooculo,etdentemprodente!”
特使很认可这句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。
“法扎克莱先生,波沃尔伯爵特意叮嘱我,您在广州住了许多年,对中国的了解远不是那些在伦敦的人可以相比的,一个绅士应该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。这一次除了用于采购礼物的一万英镑经费外,还有八千英镑的特别经费,用于一些意外的开销。如果您需要贿赂这位工具,可以从八千磅的特别经费中随时支取。”
说完,举起酒杯,微笑道:“敬‘Oculumprooculo,etdentemprodente’!敬可敬的东印度公司。”
法扎克莱举起酒杯,轻碰之后,笑道:“这一次是帝国的皇帝允许我们进入他们的京城,您可能不知道中国有一句俗语,大概就是说撒旦很容易见到,但撒旦手下的小鬼们很难对付。”
“而这,也正是我们在一百年前很难开展对华贸易的原因。如果可以见到皇帝,一切都容易解决。但事实上,那时候我们连他们的县长都很难见到。”
“如今我们可以直接见到公爵,甚至不久之后可以直接见到皇帝,那么这些‘特别经费’应该使用在合适的人身上。”
“皇帝不需要贿赂,皇帝只需要国礼,他有整个帝国。公爵,并且还是主管外交的公爵更理应得到这份特别经费。如果能够获得他的好感,那么我们在中国的一切行动都将很顺利——在他们的官场上,上级的命令是下级必须遵守的,而上级的命令下级也会巧妙地找出其中的关键,并且做成上级希望做成的样子。”
“我认为,特别经费的一半,都可以用在这位公爵身上。而他带给我们的回报,必然是十倍于此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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