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七三章 四凶
第477章四凶
藩政体系之下,在享保大饥荒之前,日本各藩都在框架之内尝试着不同的变革,试图扭转财政亏空。
有鼓励消费刺激生产派、有专营专卖敛财派、有上下节俭藩主带头只吃米团子派、有废除金银强行发行纸币藩札金圆券派、也有阿部正福这种减少人口确保小农不要零碎化派。
整体上,全失败了。一场享保大饥荒,除了伊达家的仙台,剩下的全打回了原型。仙台藩那是顶着60万石的义务,享着200万石的实利,手底下还有铜矿自己铸钱、鲍鱼海参等俵物也是长崎出口的主力、享保年的虫灾冷夏也没影响到那,这实在不用啥政策。不作死,财政一般不会出问题。
刘钰是看不上这些人的改革思路的,很多连修补匠的水平都不如,但这时候却是抡圆了猛吹阿部正福。
因为阿部正福在太田资晴背锅“被”自杀之后,成为了新的大坂城代,而且看样子是要暂摄海关诸事的,显然日后必可称为幕府中枢中的中枢。
这种人,对将来日本的政策,是有很大影响力的。
待阿部正福讲完,刘钰先是做出一副震惊的神情,随后收敛,赞道:“听君一席话、胜读十年书。古人云:朝闻道,夕死可矣!吾观日本各藩之施政,多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,唯独阿部君的手段,竟有治本思路。”
“人口日多,而地不加增。粮食产自地里,地不加增,人却增多,人不吃饭会饿,人多了,粮食不够吃,这难道不就是祸乱的根源吗?”
“多子分地,土地零碎,难有余粮。但有饥荒,则不能生存,只好将土地抵押给豪商豪农。武家制度的根基,却是份地制,如此岂不破坏根基?”
“吾观列国之政,无有不如此者。”
“《左传》云:舜臣尧,宾于四门,流四凶族混沌、穷奇、梼杌、饕餮。今观之,则恐此四凶犹在。”
“若人口日多,混沌、穷奇、梼杌、饕餮必化作战争、饥荒、瘟疫、动乱,以此将人口控制在一定的数量。”
这是在和日本人谈话,又是在禁天主教风气极重的此时,刘钰自是不好用“天启四骑士”来比喻,只好搬来了舜流四凶。
反正都是四个,差毬不多。
他是一边在朝廷里和皇帝说过,科学院说不定可以让亩产上四五百斤甚至七八百斤上千斤、使劲儿移民垦荒;一边又在日本鼓吹马尔萨斯这一套,顺带把马尔萨斯天启四骑士本土化。
阿部正福倒是听德川吉宗警告过,刘钰的话,不要全都相信,尤其是他夸赞的东西,一定要仔细思索里面隐藏的祸心。
可这时候,四凶之论,竟让阿部正福有一种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的知音之感。
尤其是关于“武家制度稳定的根基是土地而非人口、人口只要能保证能耕种土地即可”的判断,更像是把他一直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一般。
而四凶之论,更是让阿部正福觉得,似乎感触到了人家至道,终于弄清楚了战争、饥荒和动乱的本源。
自战国大乱之后,日本的人口确实增长了一波。
但时至今日,已经停顿了,应该说日本的人口是18、19世纪世界里的一朵奇葩。全世界的独立国家都在人口暴增,唯独日本一直是条直线,自享保饥荒之后,更是彻底平稳。
和传说中中了马尔萨斯之毒的法国不同,日本的人口平稳,有其特殊的原因。
法国的面积,也就和四川省相当、略大一丢丢。
但其耕地面积加牧场面积,是接近三亿公亩,折合四亿五千万市亩,几乎相当于明朝成化年间统计的地亩总数了。而人口此时也就和日本相当,两千万人。
法国的自耕农和大顺的自耕农、日本的自耕农,此时并不是一个概念。就像是俄国的革命之后,划定成分的时候,贫农的概念是“只”拥有折合市亩46亩的土地;而法国的自耕农此时确确实实可以做到“节日里家家锅里一只鸡”,所以法国人懒得移民海外,不会像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,活不下去往海外跑。
法国也是嫡长子继承制,法革之后,嫡长子继承制,是“封建社会的旧制度”,要破除旧思想、旧风俗、旧制度、旧习惯,故而实行均分继承法。
这个大顺的百姓自然熟悉,父亲没了,儿子分家,可没说有大儿子把地全拿走的情况,最多也就是占着祖屋就是了。便是大地主也是一辈一辈分地。
法国的百姓过惯了自耕农的美好日子,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们均分继承把土地分成小块,以至后代越来越穷,于是自发选择了少生娃。
日本则是……就算长子继承法,继承的土地,都未必赶得上法国均分继承法各个儿子分到的土地。
这种情况下,整个社会风气几乎是自发地朝着少生的方向转变,溺婴、扔进寺庙、堕胎等等,一般也就生两个就拉倒了。
大顺这边是“赶苗拓业”、“垦蒙垦辽”、“走西口”、“跑鲸海”、“奔西域”、“下南洋”、“闯台湾”,总归还有地方可去。
日本现在是真的没地方可去,又没有先见之明知道终有一日亩产会在化肥良种水利的支持下暴增,这时候说“四凶”之论,只以此时的时代背景而论,那真的是正确到不能再正确了。
再说,都是娘肚子里的肉,爹生妈养的,大儿子继承家业、剩下的儿子给大儿子打工,当爹娘的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。
最主要的还是课税问题,既以土地课税,检地之后石高确定,那么人口要那么多似乎没用。
自耕农在牛耕铁器时代的劳动极限,是人均三十亩,,算上休耕护地和牲口草场,户均极限在百亩左右。
日本距离这个极限还差得远,既如此,在阿部正福看来,要那么多人口有什么用?
人多了,吃的就多,贡赋不变,就得一揆。
地拆零碎了,稍微有点灾荒,农民就扛不住,直接破产,只好问商人借贷,抵押土地,一无所有。
武家制度下,武士们当然不喜欢中间商,他们希望直接管辖百姓,而不是让土地再经过豪商、豪农的手,过一层油。
这是“国本”,不可不察。
刘钰存了忽悠的心思,阿部正福本身也有控制人口的构想,被刘钰这么一通吹捧,自是很快认可了刘钰的说法。
心里固然存着一丝警觉,但更多的是认可德川吉宗所言的“刘钰之言不可不信,亦不可不疑”这句话的前半句,那自然也就只剩下“不可不信”了。
“中华不愧大国也。刘君之言,亦使我如拨云见日,茅塞顿开。这四凶之论,却还是第一次听说。”
刘钰笑道:“此论我亦是受到阿部君的启发,有感而谈。古人云,三人行,必有我师。阿部君在福山施政种种,方才启发了我这样的想法。”
“日本国的情况就是如此,财富皆取余土地。假使一亩地产一石米,五斗归公、五斗归民。”
“假使一个人种,这五斗米够吃了;两个人种,这五斗米就需混着萝卜、甘薯;三个人种,这就只能饿的请求藩主减免赋税了。”
“可藩主、幕府征收的赋税,是按照土地面积,而不是人口。是一个人、两个人、还是三个人,有什么区别吗?”
“再者,若幕府、各藩救济,本来应该饿死的百姓反倒活下来了。活下来生了娃,更多、更穷、更苦、人均土地更少。这本就是违背天道的。”
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天之道,损有余而补不足。越是救济百姓,百姓就越苦、越贫。”
“反过来,若是不救济百姓,多余的百姓该饿死就饿死了,不该饿死的就不会饿死。如此,就能保证这‘四凶’,年年有害,而年年不大。今日广岛死几个、明日福山死一些,无非一藩之事,不会动摇全国。”
“若是不断救济,到了某日,积攒了几十年的‘四凶’之害,全数爆发,如何收拾?”
十分极端反动的话,当着阿部正福的面讲出来,阿部正福也没有感觉到太诧异。
很明显大家都是“贵族”,这贵族嘴上可能说仁义,真正施政的时候,其实都是把百姓当牛马的。
好皇帝、好贵族,是知道牛马也得吃草;而坏皇帝、坏贵族,无非是希望百姓做木牛流马。
刘钰这番话,颇合阿部正福的心思,他心里相当赞同。
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藩内实行“晚婚少子保证尚可自足的农民不把地拆零碎、默许豪农豪商兼并让‘多余’的人口连老婆都娶不上不留后代”的政策。
刘钰又道:“传闻中,家康公曾说,使百姓半死不活,没有余财,正是政治的秘诀。”
“商君亦言:治国之道,需一民、弱民、疲民、辱民、贫民。此一脉相承之道。”
“百姓太苦,则会反抗。家康公之前,百姓贫苦,一向宗整日一揆;之后,岛原百姓天主教一揆。太苦,百姓就会沉迷宗教,而宗教一物,最适合组织百姓。天朝亦有五斗米、黄巾道、白莲宗、摩尼教等,层出不穷;日本的一向宗、切支丹教,亦不可不察。”
“百姓太富,就会僭越,不能安守本分。农就是农、士就是士、工就是工、商就是商、贱民就是贱民,这便是本分。若百姓富了,手有余钱,岂不下克上而乱法度礼法?”
“日本的百姓为何苦?一则公赋太多、二则土地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、百姓已不是没有余财而温饱的程度,而是连温饱且不足呢。”
“阿部君觉得,日本可以降低公赋吗?若不能降低公赋,那就只能从第二点入手了。”
阿部正福信服无比地点点头,心想此人果然是个说话不可不信之辈。
贡赋自然不可降低,降低的话,武士必生不满。百姓一揆,武士尚可镇压;若武士不满,又靠谁来镇压呢?
既不能动武士的利益,那所有的改革,就只能从小百姓身上琢磨了。
改革的目的无非两点。
钱。
稳定。
钱已经可以靠关税和开埠贸易专营拿到。
稳定,好像确实减少人口是个好办法。阿部正福心想,刘钰虽是敌人,但此人手段极高,自己的想法竟和此人不谋而合,当真可沾沾自喜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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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鼓励消费刺激生产派、有专营专卖敛财派、有上下节俭藩主带头只吃米团子派、有废除金银强行发行纸币藩札金圆券派、也有阿部正福这种减少人口确保小农不要零碎化派。
整体上,全失败了。一场享保大饥荒,除了伊达家的仙台,剩下的全打回了原型。仙台藩那是顶着60万石的义务,享着200万石的实利,手底下还有铜矿自己铸钱、鲍鱼海参等俵物也是长崎出口的主力、享保年的虫灾冷夏也没影响到那,这实在不用啥政策。不作死,财政一般不会出问题。
刘钰是看不上这些人的改革思路的,很多连修补匠的水平都不如,但这时候却是抡圆了猛吹阿部正福。
因为阿部正福在太田资晴背锅“被”自杀之后,成为了新的大坂城代,而且看样子是要暂摄海关诸事的,显然日后必可称为幕府中枢中的中枢。
这种人,对将来日本的政策,是有很大影响力的。
待阿部正福讲完,刘钰先是做出一副震惊的神情,随后收敛,赞道:“听君一席话、胜读十年书。古人云:朝闻道,夕死可矣!吾观日本各藩之施政,多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,唯独阿部君的手段,竟有治本思路。”
“人口日多,而地不加增。粮食产自地里,地不加增,人却增多,人不吃饭会饿,人多了,粮食不够吃,这难道不就是祸乱的根源吗?”
“多子分地,土地零碎,难有余粮。但有饥荒,则不能生存,只好将土地抵押给豪商豪农。武家制度的根基,却是份地制,如此岂不破坏根基?”
“吾观列国之政,无有不如此者。”
“《左传》云:舜臣尧,宾于四门,流四凶族混沌、穷奇、梼杌、饕餮。今观之,则恐此四凶犹在。”
“若人口日多,混沌、穷奇、梼杌、饕餮必化作战争、饥荒、瘟疫、动乱,以此将人口控制在一定的数量。”
这是在和日本人谈话,又是在禁天主教风气极重的此时,刘钰自是不好用“天启四骑士”来比喻,只好搬来了舜流四凶。
反正都是四个,差毬不多。
他是一边在朝廷里和皇帝说过,科学院说不定可以让亩产上四五百斤甚至七八百斤上千斤、使劲儿移民垦荒;一边又在日本鼓吹马尔萨斯这一套,顺带把马尔萨斯天启四骑士本土化。
阿部正福倒是听德川吉宗警告过,刘钰的话,不要全都相信,尤其是他夸赞的东西,一定要仔细思索里面隐藏的祸心。
可这时候,四凶之论,竟让阿部正福有一种高山流水伯牙子期的知音之感。
尤其是关于“武家制度稳定的根基是土地而非人口、人口只要能保证能耕种土地即可”的判断,更像是把他一直想说的话说出来了一般。
而四凶之论,更是让阿部正福觉得,似乎感触到了人家至道,终于弄清楚了战争、饥荒和动乱的本源。
自战国大乱之后,日本的人口确实增长了一波。
但时至今日,已经停顿了,应该说日本的人口是18、19世纪世界里的一朵奇葩。全世界的独立国家都在人口暴增,唯独日本一直是条直线,自享保饥荒之后,更是彻底平稳。
和传说中中了马尔萨斯之毒的法国不同,日本的人口平稳,有其特殊的原因。
法国的面积,也就和四川省相当、略大一丢丢。
但其耕地面积加牧场面积,是接近三亿公亩,折合四亿五千万市亩,几乎相当于明朝成化年间统计的地亩总数了。而人口此时也就和日本相当,两千万人。
法国的自耕农和大顺的自耕农、日本的自耕农,此时并不是一个概念。就像是俄国的革命之后,划定成分的时候,贫农的概念是“只”拥有折合市亩46亩的土地;而法国的自耕农此时确确实实可以做到“节日里家家锅里一只鸡”,所以法国人懒得移民海外,不会像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,活不下去往海外跑。
法国也是嫡长子继承制,法革之后,嫡长子继承制,是“封建社会的旧制度”,要破除旧思想、旧风俗、旧制度、旧习惯,故而实行均分继承法。
这个大顺的百姓自然熟悉,父亲没了,儿子分家,可没说有大儿子把地全拿走的情况,最多也就是占着祖屋就是了。便是大地主也是一辈一辈分地。
法国的百姓过惯了自耕农的美好日子,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们均分继承把土地分成小块,以至后代越来越穷,于是自发选择了少生娃。
日本则是……就算长子继承法,继承的土地,都未必赶得上法国均分继承法各个儿子分到的土地。
这种情况下,整个社会风气几乎是自发地朝着少生的方向转变,溺婴、扔进寺庙、堕胎等等,一般也就生两个就拉倒了。
大顺这边是“赶苗拓业”、“垦蒙垦辽”、“走西口”、“跑鲸海”、“奔西域”、“下南洋”、“闯台湾”,总归还有地方可去。
日本现在是真的没地方可去,又没有先见之明知道终有一日亩产会在化肥良种水利的支持下暴增,这时候说“四凶”之论,只以此时的时代背景而论,那真的是正确到不能再正确了。
再说,都是娘肚子里的肉,爹生妈养的,大儿子继承家业、剩下的儿子给大儿子打工,当爹娘的心里也实在不是滋味。
最主要的还是课税问题,既以土地课税,检地之后石高确定,那么人口要那么多似乎没用。
自耕农在牛耕铁器时代的劳动极限,是人均三十亩,,算上休耕护地和牲口草场,户均极限在百亩左右。
日本距离这个极限还差得远,既如此,在阿部正福看来,要那么多人口有什么用?
人多了,吃的就多,贡赋不变,就得一揆。
地拆零碎了,稍微有点灾荒,农民就扛不住,直接破产,只好问商人借贷,抵押土地,一无所有。
武家制度下,武士们当然不喜欢中间商,他们希望直接管辖百姓,而不是让土地再经过豪商、豪农的手,过一层油。
这是“国本”,不可不察。
刘钰存了忽悠的心思,阿部正福本身也有控制人口的构想,被刘钰这么一通吹捧,自是很快认可了刘钰的说法。
心里固然存着一丝警觉,但更多的是认可德川吉宗所言的“刘钰之言不可不信,亦不可不疑”这句话的前半句,那自然也就只剩下“不可不信”了。
“中华不愧大国也。刘君之言,亦使我如拨云见日,茅塞顿开。这四凶之论,却还是第一次听说。”
刘钰笑道:“此论我亦是受到阿部君的启发,有感而谈。古人云,三人行,必有我师。阿部君在福山施政种种,方才启发了我这样的想法。”
“日本国的情况就是如此,财富皆取余土地。假使一亩地产一石米,五斗归公、五斗归民。”
“假使一个人种,这五斗米够吃了;两个人种,这五斗米就需混着萝卜、甘薯;三个人种,这就只能饿的请求藩主减免赋税了。”
“可藩主、幕府征收的赋税,是按照土地面积,而不是人口。是一个人、两个人、还是三个人,有什么区别吗?”
“再者,若幕府、各藩救济,本来应该饿死的百姓反倒活下来了。活下来生了娃,更多、更穷、更苦、人均土地更少。这本就是违背天道的。”
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。天之道,损有余而补不足。越是救济百姓,百姓就越苦、越贫。”
“反过来,若是不救济百姓,多余的百姓该饿死就饿死了,不该饿死的就不会饿死。如此,就能保证这‘四凶’,年年有害,而年年不大。今日广岛死几个、明日福山死一些,无非一藩之事,不会动摇全国。”
“若是不断救济,到了某日,积攒了几十年的‘四凶’之害,全数爆发,如何收拾?”
十分极端反动的话,当着阿部正福的面讲出来,阿部正福也没有感觉到太诧异。
很明显大家都是“贵族”,这贵族嘴上可能说仁义,真正施政的时候,其实都是把百姓当牛马的。
好皇帝、好贵族,是知道牛马也得吃草;而坏皇帝、坏贵族,无非是希望百姓做木牛流马。
刘钰这番话,颇合阿部正福的心思,他心里相当赞同。
不然他也不可能在藩内实行“晚婚少子保证尚可自足的农民不把地拆零碎、默许豪农豪商兼并让‘多余’的人口连老婆都娶不上不留后代”的政策。
刘钰又道:“传闻中,家康公曾说,使百姓半死不活,没有余财,正是政治的秘诀。”
“商君亦言:治国之道,需一民、弱民、疲民、辱民、贫民。此一脉相承之道。”
“百姓太苦,则会反抗。家康公之前,百姓贫苦,一向宗整日一揆;之后,岛原百姓天主教一揆。太苦,百姓就会沉迷宗教,而宗教一物,最适合组织百姓。天朝亦有五斗米、黄巾道、白莲宗、摩尼教等,层出不穷;日本的一向宗、切支丹教,亦不可不察。”
“百姓太富,就会僭越,不能安守本分。农就是农、士就是士、工就是工、商就是商、贱民就是贱民,这便是本分。若百姓富了,手有余钱,岂不下克上而乱法度礼法?”
“日本的百姓为何苦?一则公赋太多、二则土地越来越少而人口越来越多、百姓已不是没有余财而温饱的程度,而是连温饱且不足呢。”
“阿部君觉得,日本可以降低公赋吗?若不能降低公赋,那就只能从第二点入手了。”
阿部正福信服无比地点点头,心想此人果然是个说话不可不信之辈。
贡赋自然不可降低,降低的话,武士必生不满。百姓一揆,武士尚可镇压;若武士不满,又靠谁来镇压呢?
既不能动武士的利益,那所有的改革,就只能从小百姓身上琢磨了。
改革的目的无非两点。
钱。
稳定。
钱已经可以靠关税和开埠贸易专营拿到。
稳定,好像确实减少人口是个好办法。阿部正福心想,刘钰虽是敌人,但此人手段极高,自己的想法竟和此人不谋而合,当真可沾沾自喜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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