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四九章 一分钱难倒天子(三)
“众卿之言,或为民请命、或老成持重,皆有道理。”
皇帝闷了一声,暂且先止住了众人的争辩,便转过身,不再说话,而是看着滚滚河水发呆。
淮河的清水、黄河的浊水,虽没有龙兴之地泾渭分明的壮景,却也别有一番奇妙精致。
认为构建的大堤、水闸、泄洪道、冲刷闸,这些数百年间不断修缮起来的工程,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。
然而,这些人力物力造就的浩大工程的背后,又隐藏着多少问题?
前朝治水之义,以保祖陵为上、保漕运次之、保民生最后。
本朝又有什么区别?
若不是祖陵不在这,难道不也是一样的吗?便是祖陵不在这,依旧是保民生在最后。
朝廷向来知道,漕运、河道这些官员都贪腐。但有时候就是默许的,只要保证了漕运,剩下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李淦说,自己不是鸵鸟,但自己在海军成型之前、下南洋之前,又当了多少年鸵鸟呢?
事到如今,皇帝也不得不心服刘钰力主建海军、下南洋这一战略的影响了。
单从漕运海运这件事上来讲,二十年前,提及海运,朝中反对的声音,必然是“危险、容易被海寇劫掠;不安全,万一遇到风浪就没了;是脆弱的后颈皮,一旦被人切断航道,南北分裂”之类的声音。
凡提海运者,必与祸国殃民联系在一起。
当年江苏节度使上书要求试行海运的时候,刘钰并没有立刻站出来支持。
到现在,至少,嘴上反对海运的人,再也不用二十年前的那些理由了。
因为,那些理由没有靠辩论辩赢,而是靠做事做的叫他们无话可说了。
当那些“为国为社稷”的大道理讲不通后,这些反对者的嘴里,也就只剩下了很现实的问题。
然而,当南洋问题、航海术问题解决之后,剩下的这些反对的理由,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了: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,如果不能解决,那就是钱还不够。
刚才信使送来的消息,并没有说与荷兰完成了贸易谈判,只是说荷兰政变。但皇帝也知道,根据刘钰的战略,政变这一步做完,谈判的事可谓就稳了九成了。
只要谈妥,钱到位,那么很多事就简单了。
当初刘钰的承诺,是两三个河南省的赋税进皇帝的内帑。现在看来,似乎比预想的要高。
垄断费、股本生息分红、官窑瓷器专卖、外加锡兰不在南洋之内其肉桂槟榔之利亦归皇帝,单单这几样钱,便不止了。
而锡兰都督杜锋给皇帝的奏折中,也拍着胸口表示,印度土邦的兵,他绝对有信心五千破三万。如今印度又是唐末情况,各地节度使乱战,必有“石敬瑭”之辈,想借“契丹”之兵。
若能取之,视之如外,能守则征赋税、不能守则退诸南洋,无有前朝扬、奴乱之虞,一年亦可得银百万不止。
如果一切顺利,三五年内,每年手里至少能多出六七百万两银子。刨去再多往西北西南每年多投个百万两,亦还剩下五六百万两。
皇帝心想,只要有钱,这淮河,怎么也治的了吧?就算治十年,若能换个两淮复宋前之富,也大值得。
当初江苏节度使的上书就说的很清楚。
黄淮地区,出不了朱元璋了,至少在大顺的中央集权能保证的情况下,黄淮地区最多就是为王前驱。
除非大顺的集权烂到跟蒙元一样,小吏锤杀省级官员封闭漕运假装钦差,中央竟毫不知情,烂到这种程度,那才有可能在黄淮出帝王。
但是,黄淮糜烂,为王前驱,引出的问题却多。尤其是如果不改运河为海运的情况下。
历朝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,南北之分。
这里阻隔南北,又关乎运河。到时候,或南方督抚日强、若别处再有起义,朝廷又把大量精力兵员砸在黄淮,怕是要出大事。
黄淮,恰在南北中间,加上运河,若以人论,恰似一人之腰。
手疼医手、脚疼医脚,可要是腰有病,核心力量废掉,全身都使不上劲儿。
自宋以降,中华历朝就像是一个腰被砸伤的人,以前千斤的力气,现在病恹恹的,腰都没劲,哪还有力气?
问题在哪?
江苏节度使看来,问题就在漕运上。
如果天下太平,这还好。
一旦天下有事,打仗是不是得用南方的钱粮?
南方的钱粮是不是得经过运河?
运河是不是有将近十倍的损耗?
运河的损耗是不是运河两岸的百姓来补足?
出的人力力役折损是不是要催发起义?
起义是不是会截断漕运让问题更严重?
漕运糜烂,是不是打仗也要出问题?
当然,江苏节度使不能用“起义”二字,用的是叛乱、民变、愚民被人所用等词汇。
到时候,外患引发内忧、内忧引发内乱,纵然黄淮地处中原,朝廷可以全力镇压,最多只能为王前驱,成不得事。
然而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,朝廷若有明君还能压住,一旦是个孱弱之主,天下就要大乱。
皇帝对此是认同的,其实心里也明白,大明大顺两朝,对黄淮百姓,确实是“狠”了点。
为了保漕运,一旦有水灾,朝廷虽不明示,可实际上是默许“保北不保南、北堵南疏”的政策的——说的就是安徽,以至于自明以后,提起安徽,鲁南河南等地的百姓,想到的第一个词,就是要饭花子。
十年倒有九年荒,问题不出在凤阳那个朱皇帝身上,而是出在燕王那个朱皇帝身上,出在靖难之役定都北京又废海运走漕运上。
过了黄河,运河紧贴着黄河。黄河的泥沙一旦进入到运河里,运河就走不了船了。
几十年前,荷兰使者入京请求贸易顺便攻击天主教的时候,使团成员彼得·冯·霍姆就测量过运河的水深,也看出了运河的问题,并认为淤死是早晚的事。
之后的荷兰使节团还奇葩地给出一个结论,说是底部的淤泥导致了水深过浅,而不得不用平底船,这导致了国家的造船设计倾向于平底船,过度倾向于平底船使得这个国家距离海洋越来越远。
连第一次来运河的荷兰人都能看出来的问题,国朝的人能看不出来吗?
所以,“默认水灾保北不保南”,就是朝廷的政策。虽说淤死是早晚的事,但不让黄河泥沙入运河,最起码能晚淤死个几十年上百年。
洪泽湖越来越高,淮河上游,尤其是安徽地面的淮河流域,水往下流不动,怎么能不发大水?怎么能不十年九荒?
而如果不默认保北不保南,黄河从北边出事,浊水冲入运河,就黄河的含沙量,运河还能通行吗?
自明朝起,就不敢用黄河的水做运河水源。
于是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奇葩政策:灌田者,不得与转漕争利。
旱天缺水的时候,运河不放水,不准浇灌土地。
雨天发水的时候,运河排水,大量的水入沟渠、淹农田。
当地的老百姓没啥文化,“素质”显然不高,不懂之乎者也,自然直接骂娘。
当地士绅有文化,“素质”略高,懂之乎者也,遂言:国家大计在转输、转输资漕渠、漕渠资河坝。然,民之富藏于田、田之利藏于水。无水灌禾则民贫,民贫何以给转输?
不用黄河的水,就得和农田争水。
可用了黄河的水,最多二十年,过了黄河一直到济宁的河道,就全得淤死。
所谓默认,就是皇帝当然不能直接说出来。皇帝也不可能在朝堂说,南边的百姓可以祸害,北边的漕运不能祸害。
但官员干的时候,北边开口子影响了漕运重罚、南边开口子只要事后堵上也就打个哈哈就过去了。
当皇帝嘛,对百姓没有什么良心上的谴责。
但之前默认,是为了保漕运。
现在有了海运的能力,自然要拿百姓说事了。
之前默认保北不保南时候已经扔掉了良心,现在却忽然长出来了。
若真能解决了漕运导致的治水“束手束脚”问题,甚至根治淮河,相当于大顺手里的基本盘面又多了不少。
将来就算大乱,手里捏住海军,就等同于始终捏死了囊括安徽、苏北的北方诸省的人口粮食,外加海军能控制的苏南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。
别处再怎么折腾,只要把京畿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辽地、治理好的苏北安徽捏在手里,没有黄淮拦腰截断分为南北,别处便有叛乱,平定便是早晚的事。
因为外患暂时看来,问题不大。
内患的话,捏着这几个地方,海军控制住福建、广东、浙江、苏南。剩下的那些省份,还有啥力量呢?
四川不提,基本稳定,除非是中央集权彻底崩了,这地方才能乱。
除去四川,刨除掉大顺能控制住的地方,能出乱子的省份实在没什么太强的力量。
若真能花银两,解决黄淮区的祸患,哪怕只是解决一下苏北、安徽,听起来似乎花费颇多,但也值得。
唯独不知,这些水利官员,在没有祖陵和漕运束手束脚之后,能否拿出一个根治淮河的方案——根治黄河是别想了,皇帝便是再有雄心,也没敢想着根治黄河,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批数的。
拿出方案,也不知多少钱,能够呢?
…………
已得知荷兰那边政变成功消息的刘钰,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。
见皇帝在那看着河水发呆,自己只往河边看了看,便收回了目光。
心道我是没那本事。
后世黄河改道之后,治理淮河,尚且花尽心思。
要说现在,黄河还在夺淮入海,就想彻底治好黄淮?那得多大的本事?
便是后世,要是依旧夺淮入海的局面,怕也不好治。
反正要治,就得等着哪天一场大雨,黄河决口走山东,死个几十万人,说不定或许大约也许可能可以治一治两淮。
但这是几十万条人命,只能说等个意外,等场天灾。
术业有专攻,自己根本不懂治水,拿后世的东西照抄作业都没法抄——黄河走北、黄河走南,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都不一样,抄作业那不是扯吗?
就现在走了海运,此时的人力和技术,要和大自然的伟力,而且还是黄河这样的自然伟力抗争,只能说是一个字:难。
便是束水冲砂、便是不考虑漕运安全了,黄淮怎么治?
洪泽湖决口走高邮扬州,几乎是必然的,照这个态势走下去。或者今年、或者明年、或者十年后、百年后,只看哪一年有特大暴雨了。
黄河冲开口子走千年前的北线,也几乎是必然的,两淮地区都已经淤积出地上河了。也只看哪一年出大事吧。
思来想去,唯一能做的,就是让朝廷手里随时捏着三五千万两白银。真要是出了黄河改道、洪泽湖溃堤之类的事,能立刻拿出钱来治理救治,也便是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事了。
好容易让皇帝找了件觉得“可以做、应该能做成、相对于彻底解决土地兼并等问题来说理论上最容易做成”的一件事,也算是个好事。就得需要有人给你弄钱不是?
关键皇帝要是就想修个大园子什么的,那才几个钱?要真就那点出息,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怕是长不大就被皇帝毙了。
最好是皇帝多找几个需要大笔钱的“爱好”,或者叫“壮志”。
只盼皇帝能把这件事定下来。这时候,可别前怕狼后怕虎,担心漕工、忧虑花费,就得下下狠心,非得有一劳永逸的幻想,或者叫志向才行呢。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2ngon.com。二南宫小说网手机版:https://m.2ngon.com
皇帝闷了一声,暂且先止住了众人的争辩,便转过身,不再说话,而是看着滚滚河水发呆。
淮河的清水、黄河的浊水,虽没有龙兴之地泾渭分明的壮景,却也别有一番奇妙精致。
认为构建的大堤、水闸、泄洪道、冲刷闸,这些数百年间不断修缮起来的工程,不知道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。
然而,这些人力物力造就的浩大工程的背后,又隐藏着多少问题?
前朝治水之义,以保祖陵为上、保漕运次之、保民生最后。
本朝又有什么区别?
若不是祖陵不在这,难道不也是一样的吗?便是祖陵不在这,依旧是保民生在最后。
朝廷向来知道,漕运、河道这些官员都贪腐。但有时候就是默许的,只要保证了漕运,剩下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李淦说,自己不是鸵鸟,但自己在海军成型之前、下南洋之前,又当了多少年鸵鸟呢?
事到如今,皇帝也不得不心服刘钰力主建海军、下南洋这一战略的影响了。
单从漕运海运这件事上来讲,二十年前,提及海运,朝中反对的声音,必然是“危险、容易被海寇劫掠;不安全,万一遇到风浪就没了;是脆弱的后颈皮,一旦被人切断航道,南北分裂”之类的声音。
凡提海运者,必与祸国殃民联系在一起。
当年江苏节度使上书要求试行海运的时候,刘钰并没有立刻站出来支持。
到现在,至少,嘴上反对海运的人,再也不用二十年前的那些理由了。
因为,那些理由没有靠辩论辩赢,而是靠做事做的叫他们无话可说了。
当那些“为国为社稷”的大道理讲不通后,这些反对者的嘴里,也就只剩下了很现实的问题。
然而,当南洋问题、航海术问题解决之后,剩下的这些反对的理由,就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了:没有钱解决不了的问题,如果不能解决,那就是钱还不够。
刚才信使送来的消息,并没有说与荷兰完成了贸易谈判,只是说荷兰政变。但皇帝也知道,根据刘钰的战略,政变这一步做完,谈判的事可谓就稳了九成了。
只要谈妥,钱到位,那么很多事就简单了。
当初刘钰的承诺,是两三个河南省的赋税进皇帝的内帑。现在看来,似乎比预想的要高。
垄断费、股本生息分红、官窑瓷器专卖、外加锡兰不在南洋之内其肉桂槟榔之利亦归皇帝,单单这几样钱,便不止了。
而锡兰都督杜锋给皇帝的奏折中,也拍着胸口表示,印度土邦的兵,他绝对有信心五千破三万。如今印度又是唐末情况,各地节度使乱战,必有“石敬瑭”之辈,想借“契丹”之兵。
若能取之,视之如外,能守则征赋税、不能守则退诸南洋,无有前朝扬、奴乱之虞,一年亦可得银百万不止。
如果一切顺利,三五年内,每年手里至少能多出六七百万两银子。刨去再多往西北西南每年多投个百万两,亦还剩下五六百万两。
皇帝心想,只要有钱,这淮河,怎么也治的了吧?就算治十年,若能换个两淮复宋前之富,也大值得。
当初江苏节度使的上书就说的很清楚。
黄淮地区,出不了朱元璋了,至少在大顺的中央集权能保证的情况下,黄淮地区最多就是为王前驱。
除非大顺的集权烂到跟蒙元一样,小吏锤杀省级官员封闭漕运假装钦差,中央竟毫不知情,烂到这种程度,那才有可能在黄淮出帝王。
但是,黄淮糜烂,为王前驱,引出的问题却多。尤其是如果不改运河为海运的情况下。
历朝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,南北之分。
这里阻隔南北,又关乎运河。到时候,或南方督抚日强、若别处再有起义,朝廷又把大量精力兵员砸在黄淮,怕是要出大事。
黄淮,恰在南北中间,加上运河,若以人论,恰似一人之腰。
手疼医手、脚疼医脚,可要是腰有病,核心力量废掉,全身都使不上劲儿。
自宋以降,中华历朝就像是一个腰被砸伤的人,以前千斤的力气,现在病恹恹的,腰都没劲,哪还有力气?
问题在哪?
江苏节度使看来,问题就在漕运上。
如果天下太平,这还好。
一旦天下有事,打仗是不是得用南方的钱粮?
南方的钱粮是不是得经过运河?
运河是不是有将近十倍的损耗?
运河的损耗是不是运河两岸的百姓来补足?
出的人力力役折损是不是要催发起义?
起义是不是会截断漕运让问题更严重?
漕运糜烂,是不是打仗也要出问题?
当然,江苏节度使不能用“起义”二字,用的是叛乱、民变、愚民被人所用等词汇。
到时候,外患引发内忧、内忧引发内乱,纵然黄淮地处中原,朝廷可以全力镇压,最多只能为王前驱,成不得事。
然而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,朝廷若有明君还能压住,一旦是个孱弱之主,天下就要大乱。
皇帝对此是认同的,其实心里也明白,大明大顺两朝,对黄淮百姓,确实是“狠”了点。
为了保漕运,一旦有水灾,朝廷虽不明示,可实际上是默许“保北不保南、北堵南疏”的政策的——说的就是安徽,以至于自明以后,提起安徽,鲁南河南等地的百姓,想到的第一个词,就是要饭花子。
十年倒有九年荒,问题不出在凤阳那个朱皇帝身上,而是出在燕王那个朱皇帝身上,出在靖难之役定都北京又废海运走漕运上。
过了黄河,运河紧贴着黄河。黄河的泥沙一旦进入到运河里,运河就走不了船了。
几十年前,荷兰使者入京请求贸易顺便攻击天主教的时候,使团成员彼得·冯·霍姆就测量过运河的水深,也看出了运河的问题,并认为淤死是早晚的事。
之后的荷兰使节团还奇葩地给出一个结论,说是底部的淤泥导致了水深过浅,而不得不用平底船,这导致了国家的造船设计倾向于平底船,过度倾向于平底船使得这个国家距离海洋越来越远。
连第一次来运河的荷兰人都能看出来的问题,国朝的人能看不出来吗?
所以,“默认水灾保北不保南”,就是朝廷的政策。虽说淤死是早晚的事,但不让黄河泥沙入运河,最起码能晚淤死个几十年上百年。
洪泽湖越来越高,淮河上游,尤其是安徽地面的淮河流域,水往下流不动,怎么能不发大水?怎么能不十年九荒?
而如果不默认保北不保南,黄河从北边出事,浊水冲入运河,就黄河的含沙量,运河还能通行吗?
自明朝起,就不敢用黄河的水做运河水源。
于是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奇葩政策:灌田者,不得与转漕争利。
旱天缺水的时候,运河不放水,不准浇灌土地。
雨天发水的时候,运河排水,大量的水入沟渠、淹农田。
当地的老百姓没啥文化,“素质”显然不高,不懂之乎者也,自然直接骂娘。
当地士绅有文化,“素质”略高,懂之乎者也,遂言:国家大计在转输、转输资漕渠、漕渠资河坝。然,民之富藏于田、田之利藏于水。无水灌禾则民贫,民贫何以给转输?
不用黄河的水,就得和农田争水。
可用了黄河的水,最多二十年,过了黄河一直到济宁的河道,就全得淤死。
所谓默认,就是皇帝当然不能直接说出来。皇帝也不可能在朝堂说,南边的百姓可以祸害,北边的漕运不能祸害。
但官员干的时候,北边开口子影响了漕运重罚、南边开口子只要事后堵上也就打个哈哈就过去了。
当皇帝嘛,对百姓没有什么良心上的谴责。
但之前默认,是为了保漕运。
现在有了海运的能力,自然要拿百姓说事了。
之前默认保北不保南时候已经扔掉了良心,现在却忽然长出来了。
若真能解决了漕运导致的治水“束手束脚”问题,甚至根治淮河,相当于大顺手里的基本盘面又多了不少。
将来就算大乱,手里捏住海军,就等同于始终捏死了囊括安徽、苏北的北方诸省的人口粮食,外加海军能控制的苏南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。
别处再怎么折腾,只要把京畿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陕西、辽地、治理好的苏北安徽捏在手里,没有黄淮拦腰截断分为南北,别处便有叛乱,平定便是早晚的事。
因为外患暂时看来,问题不大。
内患的话,捏着这几个地方,海军控制住福建、广东、浙江、苏南。剩下的那些省份,还有啥力量呢?
四川不提,基本稳定,除非是中央集权彻底崩了,这地方才能乱。
除去四川,刨除掉大顺能控制住的地方,能出乱子的省份实在没什么太强的力量。
若真能花银两,解决黄淮区的祸患,哪怕只是解决一下苏北、安徽,听起来似乎花费颇多,但也值得。
唯独不知,这些水利官员,在没有祖陵和漕运束手束脚之后,能否拿出一个根治淮河的方案——根治黄河是别想了,皇帝便是再有雄心,也没敢想着根治黄河,自己心里还是有点批数的。
拿出方案,也不知多少钱,能够呢?
…………
已得知荷兰那边政变成功消息的刘钰,也算是了了一桩心事。
见皇帝在那看着河水发呆,自己只往河边看了看,便收回了目光。
心道我是没那本事。
后世黄河改道之后,治理淮河,尚且花尽心思。
要说现在,黄河还在夺淮入海,就想彻底治好黄淮?那得多大的本事?
便是后世,要是依旧夺淮入海的局面,怕也不好治。
反正要治,就得等着哪天一场大雨,黄河决口走山东,死个几十万人,说不定或许大约也许可能可以治一治两淮。
但这是几十万条人命,只能说等个意外,等场天灾。
术业有专攻,自己根本不懂治水,拿后世的东西照抄作业都没法抄——黄河走北、黄河走南,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都不一样,抄作业那不是扯吗?
就现在走了海运,此时的人力和技术,要和大自然的伟力,而且还是黄河这样的自然伟力抗争,只能说是一个字:难。
便是束水冲砂、便是不考虑漕运安全了,黄淮怎么治?
洪泽湖决口走高邮扬州,几乎是必然的,照这个态势走下去。或者今年、或者明年、或者十年后、百年后,只看哪一年有特大暴雨了。
黄河冲开口子走千年前的北线,也几乎是必然的,两淮地区都已经淤积出地上河了。也只看哪一年出大事吧。
思来想去,唯一能做的,就是让朝廷手里随时捏着三五千万两白银。真要是出了黄河改道、洪泽湖溃堤之类的事,能立刻拿出钱来治理救治,也便是自己现在唯一能做的事了。
好容易让皇帝找了件觉得“可以做、应该能做成、相对于彻底解决土地兼并等问题来说理论上最容易做成”的一件事,也算是个好事。就得需要有人给你弄钱不是?
关键皇帝要是就想修个大园子什么的,那才几个钱?要真就那点出息,海外贸易和工商业怕是长不大就被皇帝毙了。
最好是皇帝多找几个需要大笔钱的“爱好”,或者叫“壮志”。
只盼皇帝能把这件事定下来。这时候,可别前怕狼后怕虎,担心漕工、忧虑花费,就得下下狠心,非得有一劳永逸的幻想,或者叫志向才行呢。
请收藏本站:https://www.2ngon.com。二南宫小说网手机版:https://m.2ngon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