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五三章 决心
腹诽归腹诽,刘钰还是羡慕嫉妒的。
整个包括绿罗马在内的亚洲的政治环境,就是这样,抵达一定的高度之后,也只有做到最顶端的那个人,有资格“任性”地偶尔当一会儿人。
包括诸多皇子在内,只要露出了一丁点的软弱,跟其混的人早就另投他处了。
皇子之下,刘钰已是公爵,到顶了。
可即便是他,在之前的治淮问题上,他要是有过多的“人性”,一旦站出来,将来治水出了事,他就有大麻烦。
皇帝看似在问身边的人,实则就是自言自语,自我感慨。因为这话,就没有臣子敢接。
盖棺定论、盖棺定谥号,大顺就没有评价活人的习惯。
刘钰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皇帝这时候发神经的缘由。
从李家王朝的角度来看,现在做完的事不提。
剩下的事,要么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根本就是小事了、要么就是功利千秋的事没有一件好做的。
从民族的角度来看,西南改土归流之类的,自然是大事。
但从李家王朝的角度,那叫大事吗?
以史为鉴,有西南土司起事成功,最终坐上龙椅的吗?
以史为鉴,农民起义的危险性,可比那群西南土司大得多。
以史为鉴,即便刘钰说过无数次了,线列兵加野战炮加棱堡,北方游牧的祸患可以就此告别。大顺参谋部推演出的“棱堡时代已经结束”的结论,是说大顺和西洋那些国家的战争、以及必然技术扩散的引信木托爆炸弹的影响,而不是说北方游牧——养得起瑞典炮兵的准噶尔,靠的是金矿铜矿和天山的耕地、棉花、小麦和手工业,它就根本不是个单纯的游牧势力。
但终究考虑历朝历代的历史,经验主义的错觉、刻舟求剑的潜意识,使得皇帝潜意识地觉得北方问题比西南土司要严重的多。
西南改土归流,站在皇室和王朝家族的角度看,就是修修补补。
除去西南改土归流,还有西北移民、东北移民,乃至于皇帝设想的郡县朝鲜和北越,要么就是小事,要么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事。
而治水,治淮、治黄河、废漕运等等这些,属于是站在李家王朝角度看的大事、治标治本的那种。
刘钰就说过,皇帝很自负,皇帝想办大事、治标治本的事。因为剩下那些在李家王朝看来的小事、治标不治本的事,即便儿子不如自己,也差不多能办成。
可大事,就没有一个简单的。
甚至可以说,治淮、治黄河、治水,竟然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那个。
剩下的,李家王朝要维护自己的统治,就要保证小农经济、保证自耕农、保证土地兼并的延缓,保证不至于民不聊生。
胥吏狂欢、基层加派、士绅控制、土地买卖、黄淮水灾、兼并破产、漂没贪污……这才是要解决的大事。
而这些大事里,开口就要3000万两白银的治淮,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一个。
一年的财政总收入,才堪堪能解决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大事,而且还不保证这件事最后到底能不能做好。
听起来有些魔幻,可事实就是如此。
剩下的随便拿出一个,是3000万两白银能解决的?
就说次简单的、理论上是可以用氪金来解决的……治理黄河。
3000万两?
3000万两就想驯服黄河?欺负欺负淮河得了。真要是铜瓦厢决口了,3000万两连个响都听不着。
剩下那些,胥吏、士绅、加派、贪腐、兼并、地租……哪一个不比治理黄河要难?
做政治动物的时候,刘钰“赤子之心”、“宇宙之悲”的时候,皇帝哈哈大笑,觉得刘钰是打仗打多了,得了战后病了。
然而一旦不做政治动物,偶尔当回人,一样也会生出这种无力感。
刘钰自然感觉到无力,所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暗影双生的新阶层上,寄托在未来上。
他直接躲开天朝内的事,觉得外面的事比天朝内部的事简单多了。
干就是了。
哪怕是爪哇土改呢,他都能直接告诉牛二:多简单,杀就是了。他妈的就是把万丹苏丹的头剁了,有人跑来朝廷告状,他也扛得住。在爪哇,剁个有十万亩土地的当地大土地主,都不如在河南江苏剁一个一千亩的士绅麻烦大。
爪哇土改能杀,山东河南的土地问题,刘钰敢说杀这个字吗?
可皇帝不是刘钰,他是天子。在他看来,外部扩张的最终目的,就是有足够的钱,来解决内部问题。
只要保证现今的基本盘,能把基本盘内部的问题解决了,外部自然不是问题。
这么想,绝对正确。
中华这么大的体量,内部问题解决了,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,此时西洋诸国算个啥呢?
然而最正确的想法,往往意味着这是一条根本走不了的路。
所谓:正确的废话。就是如此。
一个治淮,就直接让皇帝感慨万千。真相把国内的事都解决了,何异于登天?
皇帝也知道自己偶尔发发的感慨,根本无人敢回答,终于对着涛涛河水叹了口气,不再提自己“如果现在死了如何如何”,慢慢转过身来,不再去看那涛涛浊浪。
唤来身边近侍,吩咐了两句。近侍便让身边的护卫、内官等,各自散去在五十步外,恰恰是听不到皇帝说话的地方。
等一群几十步外的护卫围绕的中心,只剩下皇帝、刘钰、廖寒辉三人的时候,皇帝示意廖寒辉靠近一点,然后问了一句话。
“朕不想要你的脑袋,也不在乎什么全家担保之类的话。朕只想问问,五分入海、五分入江的治淮策,有几分成算?”
廖寒辉的态度,让皇帝预判了他的预判,多半问起来,肯定就是拿自己的项上人头和全家担保。
但治淮这么大的事,一个项上人头,一家几十口人,有个屁用?
“回陛下……”
廖寒辉仔细斟酌了一下,用了一句话。
“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。”
“自宋决黄河后,历朝历代也不是没有想着治水的。譬如治淮,有些工程已经开挖了。但往年季节都没有大雨,偏偏开挖的那一年大雨倾盆,成果尽倾覆。”
“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
“臣为人,是以只能谋事在人。”
“若天无异常,当有八分成算。”
“臣在图册中,已测得诸多数据。淮河流量、开口流量、通江流量、地势高度、所需人工……这些,都不是臣坐在书斋之中一拍脑袋得出来的。”
这话看上去并没有保证什么,但在皇帝看来,也算不上滑头。
而是将事情直接说清楚了,真要干的话,天若不予,人力奈何?
最终做决定的,还是皇帝。不是他一个郎官能定下的,哪怕是河道总督,也没这个决策权。
这,不是天朝外的事,是天朝内的事。
是要走六政府、天佑殿、大朝会的。
不是下南洋这种皇帝内帑出点钱,直接绕开六政府天佑殿去与荷兰谈判的事。
这件事,做成了,就是皇帝圣明。
做不成,就是皇帝一意孤行。
廖寒辉不是把皮球踢给皇帝,而是说最终天佑殿六政府和皇帝,才是帝国的决策者。自己,只是确保决策实行的人。
也包括上书直言和劝谏。
不是他不想极力争取,而是如皇帝所说,自己的项上人头、全家性命,顶什么用呢?
得到“八分成算”这个答案的皇帝,犹豫了略微片刻,转头看向了刘钰。
“兴国公,朕若急用钱,你能弄多少?”
刘钰想了想,回道:“看朝廷还不还。有些钱,不用还。有些钱,最好还是还。”
“朝廷若从盐商身上弄钱,其实到头来还是从百姓身上弄。但这事儿,盐商有钱,源于朝廷垄断政策。他们享受着朝廷的垄断政策,得了利,弄点钱是没问题的。缺了他们,自有别人顶上。”
“海外贸易,虽然也是朝廷垄断政策,但又不一样。”
“盐商之类,你不干,朝廷放开政策,别人自然可以干。”
“海外贸易,朝廷放开政策,结果就是海商被荷兰人扣在巴达维亚屁都不敢放一个;结果就是海商去小仓‘自由贸易’,被倭人拿着大炮轰死好几十;结果就是连两晋三国时候都能去的狮子国都去不了。”
“陛下委臣兴工商事,盐政臣是管不到的。”
“只谈工商,陛下让臣弄钱,若竭泽而渔、杀鸡取卵,根本不想还的话,臣可以弄八千万两。”
“可要还的话……那就是借贷。”
“5%的年息,臣能弄1000万两。”
“30%的年息,且朝廷保证能还,甚至以盐税做抵押来作保,臣能弄大几千万。但,30%的年息,三年翻番,朝廷根本还不起。”
皇帝嗯了一声,也明白盐商垄断和海外贸易垄断的区别,现在的大顺连走出印度都难,各国都在搞垄断专营的时候,只有以垄断对垄断、以国家对国家。
盘算了一下,若是借款1000万两,按照5%左右的年息算,一年利息大约是五六十万两。
于是问廖寒辉道:“若治淮,变水灾为水利,可灌溉多少田地?使多少田地由旱田变为水浇地?”
“回陛下,若引淮走高邮入江、引洪泽湖直接入海,所利田亩,在120万亩左右。”
“除去灌溉水浇地外,其余田亩,自安徽至苏北,数百万亩耕地亦可减轻淮河水涝,三五年一次水灾的蠲免救助,亦可免去。”
皇帝下意识地心说:这不发水灾的地方,是省了蠲免和救济,但是赋税却没加啊。120万亩水浇地,纵然从下田抬为中上田,即便清查亩数增上田之税,可够得一年五六十万两的利息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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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包括绿罗马在内的亚洲的政治环境,就是这样,抵达一定的高度之后,也只有做到最顶端的那个人,有资格“任性”地偶尔当一会儿人。
包括诸多皇子在内,只要露出了一丁点的软弱,跟其混的人早就另投他处了。
皇子之下,刘钰已是公爵,到顶了。
可即便是他,在之前的治淮问题上,他要是有过多的“人性”,一旦站出来,将来治水出了事,他就有大麻烦。
皇帝看似在问身边的人,实则就是自言自语,自我感慨。因为这话,就没有臣子敢接。
盖棺定论、盖棺定谥号,大顺就没有评价活人的习惯。
刘钰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皇帝这时候发神经的缘由。
从李家王朝的角度来看,现在做完的事不提。
剩下的事,要么是治标不治本或者根本就是小事了、要么就是功利千秋的事没有一件好做的。
从民族的角度来看,西南改土归流之类的,自然是大事。
但从李家王朝的角度,那叫大事吗?
以史为鉴,有西南土司起事成功,最终坐上龙椅的吗?
以史为鉴,农民起义的危险性,可比那群西南土司大得多。
以史为鉴,即便刘钰说过无数次了,线列兵加野战炮加棱堡,北方游牧的祸患可以就此告别。大顺参谋部推演出的“棱堡时代已经结束”的结论,是说大顺和西洋那些国家的战争、以及必然技术扩散的引信木托爆炸弹的影响,而不是说北方游牧——养得起瑞典炮兵的准噶尔,靠的是金矿铜矿和天山的耕地、棉花、小麦和手工业,它就根本不是个单纯的游牧势力。
但终究考虑历朝历代的历史,经验主义的错觉、刻舟求剑的潜意识,使得皇帝潜意识地觉得北方问题比西南土司要严重的多。
西南改土归流,站在皇室和王朝家族的角度看,就是修修补补。
除去西南改土归流,还有西北移民、东北移民,乃至于皇帝设想的郡县朝鲜和北越,要么就是小事,要么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事。
而治水,治淮、治黄河、废漕运等等这些,属于是站在李家王朝角度看的大事、治标治本的那种。
刘钰就说过,皇帝很自负,皇帝想办大事、治标治本的事。因为剩下那些在李家王朝看来的小事、治标不治本的事,即便儿子不如自己,也差不多能办成。
可大事,就没有一个简单的。
甚至可以说,治淮、治黄河、治水,竟然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那个。
剩下的,李家王朝要维护自己的统治,就要保证小农经济、保证自耕农、保证土地兼并的延缓,保证不至于民不聊生。
胥吏狂欢、基层加派、士绅控制、土地买卖、黄淮水灾、兼并破产、漂没贪污……这才是要解决的大事。
而这些大事里,开口就要3000万两白银的治淮,是这些大事里最最最简单的一个。
一年的财政总收入,才堪堪能解决一个最最最最简单的大事,而且还不保证这件事最后到底能不能做好。
听起来有些魔幻,可事实就是如此。
剩下的随便拿出一个,是3000万两白银能解决的?
就说次简单的、理论上是可以用氪金来解决的……治理黄河。
3000万两?
3000万两就想驯服黄河?欺负欺负淮河得了。真要是铜瓦厢决口了,3000万两连个响都听不着。
剩下那些,胥吏、士绅、加派、贪腐、兼并、地租……哪一个不比治理黄河要难?
做政治动物的时候,刘钰“赤子之心”、“宇宙之悲”的时候,皇帝哈哈大笑,觉得刘钰是打仗打多了,得了战后病了。
然而一旦不做政治动物,偶尔当回人,一样也会生出这种无力感。
刘钰自然感觉到无力,所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暗影双生的新阶层上,寄托在未来上。
他直接躲开天朝内的事,觉得外面的事比天朝内部的事简单多了。
干就是了。
哪怕是爪哇土改呢,他都能直接告诉牛二:多简单,杀就是了。他妈的就是把万丹苏丹的头剁了,有人跑来朝廷告状,他也扛得住。在爪哇,剁个有十万亩土地的当地大土地主,都不如在河南江苏剁一个一千亩的士绅麻烦大。
爪哇土改能杀,山东河南的土地问题,刘钰敢说杀这个字吗?
可皇帝不是刘钰,他是天子。在他看来,外部扩张的最终目的,就是有足够的钱,来解决内部问题。
只要保证现今的基本盘,能把基本盘内部的问题解决了,外部自然不是问题。
这么想,绝对正确。
中华这么大的体量,内部问题解决了,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,此时西洋诸国算个啥呢?
然而最正确的想法,往往意味着这是一条根本走不了的路。
所谓:正确的废话。就是如此。
一个治淮,就直接让皇帝感慨万千。真相把国内的事都解决了,何异于登天?
皇帝也知道自己偶尔发发的感慨,根本无人敢回答,终于对着涛涛河水叹了口气,不再提自己“如果现在死了如何如何”,慢慢转过身来,不再去看那涛涛浊浪。
唤来身边近侍,吩咐了两句。近侍便让身边的护卫、内官等,各自散去在五十步外,恰恰是听不到皇帝说话的地方。
等一群几十步外的护卫围绕的中心,只剩下皇帝、刘钰、廖寒辉三人的时候,皇帝示意廖寒辉靠近一点,然后问了一句话。
“朕不想要你的脑袋,也不在乎什么全家担保之类的话。朕只想问问,五分入海、五分入江的治淮策,有几分成算?”
廖寒辉的态度,让皇帝预判了他的预判,多半问起来,肯定就是拿自己的项上人头和全家担保。
但治淮这么大的事,一个项上人头,一家几十口人,有个屁用?
“回陛下……”
廖寒辉仔细斟酌了一下,用了一句话。
“谋事在人,成事在天。”
“自宋决黄河后,历朝历代也不是没有想着治水的。譬如治淮,有些工程已经开挖了。但往年季节都没有大雨,偏偏开挖的那一年大雨倾盆,成果尽倾覆。”
“东风不与周郎便,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
“臣为人,是以只能谋事在人。”
“若天无异常,当有八分成算。”
“臣在图册中,已测得诸多数据。淮河流量、开口流量、通江流量、地势高度、所需人工……这些,都不是臣坐在书斋之中一拍脑袋得出来的。”
这话看上去并没有保证什么,但在皇帝看来,也算不上滑头。
而是将事情直接说清楚了,真要干的话,天若不予,人力奈何?
最终做决定的,还是皇帝。不是他一个郎官能定下的,哪怕是河道总督,也没这个决策权。
这,不是天朝外的事,是天朝内的事。
是要走六政府、天佑殿、大朝会的。
不是下南洋这种皇帝内帑出点钱,直接绕开六政府天佑殿去与荷兰谈判的事。
这件事,做成了,就是皇帝圣明。
做不成,就是皇帝一意孤行。
廖寒辉不是把皮球踢给皇帝,而是说最终天佑殿六政府和皇帝,才是帝国的决策者。自己,只是确保决策实行的人。
也包括上书直言和劝谏。
不是他不想极力争取,而是如皇帝所说,自己的项上人头、全家性命,顶什么用呢?
得到“八分成算”这个答案的皇帝,犹豫了略微片刻,转头看向了刘钰。
“兴国公,朕若急用钱,你能弄多少?”
刘钰想了想,回道:“看朝廷还不还。有些钱,不用还。有些钱,最好还是还。”
“朝廷若从盐商身上弄钱,其实到头来还是从百姓身上弄。但这事儿,盐商有钱,源于朝廷垄断政策。他们享受着朝廷的垄断政策,得了利,弄点钱是没问题的。缺了他们,自有别人顶上。”
“海外贸易,虽然也是朝廷垄断政策,但又不一样。”
“盐商之类,你不干,朝廷放开政策,别人自然可以干。”
“海外贸易,朝廷放开政策,结果就是海商被荷兰人扣在巴达维亚屁都不敢放一个;结果就是海商去小仓‘自由贸易’,被倭人拿着大炮轰死好几十;结果就是连两晋三国时候都能去的狮子国都去不了。”
“陛下委臣兴工商事,盐政臣是管不到的。”
“只谈工商,陛下让臣弄钱,若竭泽而渔、杀鸡取卵,根本不想还的话,臣可以弄八千万两。”
“可要还的话……那就是借贷。”
“5%的年息,臣能弄1000万两。”
“30%的年息,且朝廷保证能还,甚至以盐税做抵押来作保,臣能弄大几千万。但,30%的年息,三年翻番,朝廷根本还不起。”
皇帝嗯了一声,也明白盐商垄断和海外贸易垄断的区别,现在的大顺连走出印度都难,各国都在搞垄断专营的时候,只有以垄断对垄断、以国家对国家。
盘算了一下,若是借款1000万两,按照5%左右的年息算,一年利息大约是五六十万两。
于是问廖寒辉道:“若治淮,变水灾为水利,可灌溉多少田地?使多少田地由旱田变为水浇地?”
“回陛下,若引淮走高邮入江、引洪泽湖直接入海,所利田亩,在120万亩左右。”
“除去灌溉水浇地外,其余田亩,自安徽至苏北,数百万亩耕地亦可减轻淮河水涝,三五年一次水灾的蠲免救助,亦可免去。”
皇帝下意识地心说:这不发水灾的地方,是省了蠲免和救济,但是赋税却没加啊。120万亩水浇地,纵然从下田抬为中上田,即便清查亩数增上田之税,可够得一年五六十万两的利息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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