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七三章 辩经的着力点
澳门的耶稣会,自然也不是能五饼二鱼的神仙,自然也是要钱才能活动的。
当年日本锁国之前,耶稣会可以直接入股生丝贸易,生丝贸易的百分之十归耶稣会所有;日本锁国之后,耶稣会也靠自己的圣保罗号,跑南洋贸易,赚到足够的资金。
当然,福建的事,是多明我会搞的。
但在大顺这边看来,耶稣会、多明我会,不都是天主教吗?
甚至多数人看来,最多也就是儒家各个学派之间的关系而已,区别不甚太大,只要名声搞臭了,寻常人如何分得清到底是多明我会还是耶稣会?
尤其是等到逼到绝境的时候,刘钰要写公开信给教皇,让耶稣会出钱,把澳门的“兄弟姊妹”移民到南美,可以去巴拉圭耶稣会神国嘛,和那些印第安兄弟一起建设地上天国。
但耶稣会连法国加勒比那边的钱都不肯出,怎么可能会出这笔钱?
若他们到时候再拿出类似里斯本地震后的类似言论搪塞,必叫其坏了名声。
大顺士绅阶层里的一批同情者甚至秘密教徒也就彻底心寒了——这套理论,在大顺是说不通的。
大顺虽然也有类似上天预警的说法,但事后不救灾却绝对无法认可。是以二者看似相似,实在千差万别。
所以前期会有大批士绅入教以为相似,但内核露出截然不同的时候便会剥离。
利玛窦、徐光启时代引领的风潮,使得大顺在禁教之前,大量的士大夫对于天主教是存在极大好感的。
“诸律皆可守,唯独不能纳妾一项”。
也就是说,除了不能纳妾之外,很多士大夫觉得,这就是纯净的、可以补足儒教的东西。
距离产生美。
而前期耶稣会来的那几个强人,也确实文化水平足够高,和士大夫们谈笑风生,并没有暴露出耶稣会在里斯本地震后那样的绝对反动的一套东西。
在大顺,如果发生里斯本地震那样的事,可以说上天预警、天人感应;皇帝也可以下罪己诏。
但却绝对不会有人站出来,说诸如“我们不该自救,我们该反思自己,自救就是抗衡天意”这样的话。
正因为之前距离过远产生了美,所以才导致耶稣会没有暴露他的恶。
也使得大量士大夫心存好感。
皇帝关于“造反必要有士绅参与方可成事”的道理,也确实有道理。
想要拔出天主教的影响,禁教是禁不绝的。治标不治本。
只能,或者说,必须让天朝的士大夫阶层集体反感,以天朝之经书教士,对抗天主之经书教士,方有可能。
而且,若无士大夫的参与,天主教也不可能在大顺传播开来。不说别的,单说一个翻译问题,没有水平足够的士大夫进行翻译,就底层的文化底子,能写出来汉文般的、高水平的圣经吗?
搞出一堆完全没有融合汉化的东西,搞出一堆陡斯之类的名字,若能传播,便见了鬼了。
是以,皇帝的意思,便是让天主教会露出其恶,引发那些内心亲近的士大夫的反感,从而才能彻底根绝。
劝女守贞……这件事,在士大夫看来,属于“违法但合情”,不是恶,只是违法。有点类似于“报仇杀人”之类的,违法,但合情。
这种事,是不能激发士大夫的集体批判和反感的。
必须要搞出一些让士大夫觉得“恶”的事,未必违法,但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的事,才能让士大夫集体转向。
此时大顺内部的很多士大夫,其实倾向的是“天主教不错,只不过不该都归教廷管,而是各国各管自己的。再能祭孔祭祖,就挺好的,正可以耶补儒。”
但皇帝的倾向,则是天主教不好,要取缔,要斗倒批臭。
在天主教和儒教的争端问题上,刘钰即便是后来人,其实有些事懂得也并没有皇帝多,或者考虑的方向和皇帝也根本不一样。
但若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天主教在明末的急速发展,实在是“天时地利人和”。
经济的发展,导致理学在明末成为了禁锢,出现了华夏特色的文艺复兴运动,试图打破理学的禁锢。
而理学存在的一大意义,就是当年佛教入侵,导致儒教撑不住了,最终搞出了理学。
使命已经完成,佛教已经完犊子了。到明末的时候,曾经保卫文明抵抗释教的这一套,该退了。
经济发展、物质基础改变,软件却跟不上,并无大儒能彻底解决软件问题的时候,耶教恰在这个时候出现。
同时,又赶上了明末反理学的思潮。
利玛窦等人的文化水平也确实够,借此机会,插了一脚,说【儒学被宋儒所污染了。宋儒的那一套,夹杂了太多道、佛的东西。】
【只有摒弃宋儒、佛教、道教的影响,儒家才能回归真正的本意。不弃程朱、不知孔孟。】
【古儒自古便祭祀以为至高的神,昊天上帝。古儒之天帝,就是上帝。】
刨除那些夹带私货的内容,只说宋儒被佛、道所染,这几乎是明末的一种共识。包括王阳明,当时也一群人说他,被佛道所污。
加之明末社会动荡、道德败坏、人心不古,士大夫也在追求“儒之本意”、“孔孟之道”,倒是是啥?
是不是真的是被宋儒如污染了,以至于现在所学的都是宋儒曲解的儒学,以至于社会变成了这个样子?
天主教也劝人向善,是不是真的是耶儒同道?是不是可以以耶补儒?
天子失礼,求诸于野,说不定这也是一条路。
主要还是很多人都觉得,路走不通了,但又觉得走不通不是儒学的问题,是宋儒曲解了儒学,只要回归真儒,路就走通了。
这种想法下,什么都想试一试。
这一试,是试出问题了……
耶稣会是精通经院哲学的,是会“辩经”的,而且属于那种非常善于辩经的类型。
加之第一批来华的耶稣会会士,水平也确实还行。
利玛窦就用自己非常擅长的“辩经”术,以逻辑学破理学。
先是说,自从宋之后,天帝这个概念,就夹杂了过多的道教、佛教的内涵。本源既不是真武大帝,也不是玄帝玉皇。
本源是原本的天帝、天主、昊天上帝。
然后又用一些简单的逻辑学,搞了一些辩经的东西。
【《易》曰:帝出乎震。】
【夫天者,抱八方而拥四极,何能出于一乎?】
【是故,帝者,非天也。】
天是抱八方而拥四极的,那又怎么能说是出于震这一个方向呢?如果说,物质的天就是帝、帝就是物质的天,那么这句话的逻辑就不对。所以可证上帝不是物质的天,也就不是你们所理解的天即为帝。
且,【尚书·金滕载:乃命于帝庭,敷佑于四方。】
可见,上帝是有其庭的,既然有其庭,又怎么能是物质的天呢?所以,物质的天,和帝,并不是一回事。
又言:
【商誓又曰:夏氏有罪,予畏上帝,不敢不正。】
【汤浩言:惟皇上帝,降衷于下民,若有恒性,克绥厥犹,惟后。】
这正是说,在三代时候,是上帝,赋给人民仁、理、智的天性,但要使人有常性遵行他的道,还要有君王治理教导才行。而夏桀,正是违背了上帝而犯了罪,是以商汤敬畏上帝,不得不去矫正夏桀的罪孽……
本身他就会辩经,或者说这种传教士,自小学的就是这玩意儿。索引水平一点不低,甚至在大学就是专门搞这个的。
而理学一开始就是为了完善世界观,宇宙观,危机中搞出来对抗佛教的。这世界观和宇宙观,也确实在逻辑上有些很容易被击破的地方。
他开了这么一个头,搞出了新的宇宙观、世界观。后续的传教士,也都跟进,一个个都朝着左手拿圣经、右手拿十三经的态度,一波一波又一波地讲这句“帝出乎震”,就是天主创世,再由此引出“太极”的概念。
并且试图将理学的宇宙观、世界观,与天主教的世界观、宇宙观融合在一起。
当然,大顺当然是有一堆反对者的。
然而一旦牵扯到世界观、宇宙观的问题,儒学确实先天不太足,否则也不会被有宇宙观世界观的佛教,搞得有些狼狈。
这就导致既有大量的反对者,也有一部分人觉得“嗯,说的很有道理,这么讲是说得通了”。
虽说,子不语乱力怪神。
可总有人想知道,宇宙是啥?我是谁?我从哪来?我到哪去?宇宙的真理是什么?世界到底是什么?物质和精神到底是怎么回事?
皇帝之前和传教士的接触绝不比刘钰少,能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,也一个个都是开口周易、闭口尚书的。
这就导致皇帝觉得,辩经这种事,纯粹扯淡。更扯淡的是本朝一群士大夫,一起帮着天主教辩,这对面还有个输?
是以,皇帝听完刘钰“诛心”的想法后,觉得这确实是个好方法。
辩经,本就是士大夫的事。
现在辩经辩的“难解难分”,关键就在于一群士大夫觉得天主教不错,帮着天主教一起辩。从前朝的徐光启开始,影响了诸多人,要不是因为纳妾问题,入教的士大夫可能更多。
而刘钰是不会辩经的。
但他的诛心手段,却能在道德层面上,抹杀天主教的善,叫士大夫看到其恶,其伪善。
由此,将那部分亲近天主教、帮着天主教辩经的士大夫,恶心回来。
立出一个“天主教是伪善的、恶的”的人设之后,等于断天主教传教士一臂,剩下的反对天主教的士大夫自然也就辩赢了。
这就类似于“某人能言善辩,大家和他说个难解难分。一些人支持、一些人反对。这时候有人跳出来,不辩经,直接抖黑料,搞人身攻击,谁支持他谁就是奸贼。”
皇帝的着力点,不是怎么辩赢天主教,祛除影响。
而是怎么搞臭天主教。
只要搞臭,不辩亦赢。
只有这样,皇帝觉得,才能治标治本,彻底根绝天主教的影响——只要士大夫不支持,传教就举步维艰。
皇权不下县,皇帝就不信,福建、苏州的教案,若无当地士绅、士大夫同情,会暗地里发展成这样?
他们要是把传教士,都当成当年的太祖皇帝,难道还能传播?
只要不把士大夫亲近、同情这一点改了,在皇帝看来,那必然是野火烧不尽、春风吹又生。
这和刘钰的想法大不一样,他觉得不是这么回事。
但即便想的不一样,出发点不一样,在怎么做这件问题上,皇帝却支持刘钰的想法。虽然刘钰的目的是贸易,是将来的一战,折腾天主教并不是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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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日本锁国之前,耶稣会可以直接入股生丝贸易,生丝贸易的百分之十归耶稣会所有;日本锁国之后,耶稣会也靠自己的圣保罗号,跑南洋贸易,赚到足够的资金。
当然,福建的事,是多明我会搞的。
但在大顺这边看来,耶稣会、多明我会,不都是天主教吗?
甚至多数人看来,最多也就是儒家各个学派之间的关系而已,区别不甚太大,只要名声搞臭了,寻常人如何分得清到底是多明我会还是耶稣会?
尤其是等到逼到绝境的时候,刘钰要写公开信给教皇,让耶稣会出钱,把澳门的“兄弟姊妹”移民到南美,可以去巴拉圭耶稣会神国嘛,和那些印第安兄弟一起建设地上天国。
但耶稣会连法国加勒比那边的钱都不肯出,怎么可能会出这笔钱?
若他们到时候再拿出类似里斯本地震后的类似言论搪塞,必叫其坏了名声。
大顺士绅阶层里的一批同情者甚至秘密教徒也就彻底心寒了——这套理论,在大顺是说不通的。
大顺虽然也有类似上天预警的说法,但事后不救灾却绝对无法认可。是以二者看似相似,实在千差万别。
所以前期会有大批士绅入教以为相似,但内核露出截然不同的时候便会剥离。
利玛窦、徐光启时代引领的风潮,使得大顺在禁教之前,大量的士大夫对于天主教是存在极大好感的。
“诸律皆可守,唯独不能纳妾一项”。
也就是说,除了不能纳妾之外,很多士大夫觉得,这就是纯净的、可以补足儒教的东西。
距离产生美。
而前期耶稣会来的那几个强人,也确实文化水平足够高,和士大夫们谈笑风生,并没有暴露出耶稣会在里斯本地震后那样的绝对反动的一套东西。
在大顺,如果发生里斯本地震那样的事,可以说上天预警、天人感应;皇帝也可以下罪己诏。
但却绝对不会有人站出来,说诸如“我们不该自救,我们该反思自己,自救就是抗衡天意”这样的话。
正因为之前距离过远产生了美,所以才导致耶稣会没有暴露他的恶。
也使得大量士大夫心存好感。
皇帝关于“造反必要有士绅参与方可成事”的道理,也确实有道理。
想要拔出天主教的影响,禁教是禁不绝的。治标不治本。
只能,或者说,必须让天朝的士大夫阶层集体反感,以天朝之经书教士,对抗天主之经书教士,方有可能。
而且,若无士大夫的参与,天主教也不可能在大顺传播开来。不说别的,单说一个翻译问题,没有水平足够的士大夫进行翻译,就底层的文化底子,能写出来汉文般的、高水平的圣经吗?
搞出一堆完全没有融合汉化的东西,搞出一堆陡斯之类的名字,若能传播,便见了鬼了。
是以,皇帝的意思,便是让天主教会露出其恶,引发那些内心亲近的士大夫的反感,从而才能彻底根绝。
劝女守贞……这件事,在士大夫看来,属于“违法但合情”,不是恶,只是违法。有点类似于“报仇杀人”之类的,违法,但合情。
这种事,是不能激发士大夫的集体批判和反感的。
必须要搞出一些让士大夫觉得“恶”的事,未必违法,但不符合他们的道德的事,才能让士大夫集体转向。
此时大顺内部的很多士大夫,其实倾向的是“天主教不错,只不过不该都归教廷管,而是各国各管自己的。再能祭孔祭祖,就挺好的,正可以耶补儒。”
但皇帝的倾向,则是天主教不好,要取缔,要斗倒批臭。
在天主教和儒教的争端问题上,刘钰即便是后来人,其实有些事懂得也并没有皇帝多,或者考虑的方向和皇帝也根本不一样。
但若用另一种视角来看天主教在明末的急速发展,实在是“天时地利人和”。
经济的发展,导致理学在明末成为了禁锢,出现了华夏特色的文艺复兴运动,试图打破理学的禁锢。
而理学存在的一大意义,就是当年佛教入侵,导致儒教撑不住了,最终搞出了理学。
使命已经完成,佛教已经完犊子了。到明末的时候,曾经保卫文明抵抗释教的这一套,该退了。
经济发展、物质基础改变,软件却跟不上,并无大儒能彻底解决软件问题的时候,耶教恰在这个时候出现。
同时,又赶上了明末反理学的思潮。
利玛窦等人的文化水平也确实够,借此机会,插了一脚,说【儒学被宋儒所污染了。宋儒的那一套,夹杂了太多道、佛的东西。】
【只有摒弃宋儒、佛教、道教的影响,儒家才能回归真正的本意。不弃程朱、不知孔孟。】
【古儒自古便祭祀以为至高的神,昊天上帝。古儒之天帝,就是上帝。】
刨除那些夹带私货的内容,只说宋儒被佛、道所染,这几乎是明末的一种共识。包括王阳明,当时也一群人说他,被佛道所污。
加之明末社会动荡、道德败坏、人心不古,士大夫也在追求“儒之本意”、“孔孟之道”,倒是是啥?
是不是真的是被宋儒如污染了,以至于现在所学的都是宋儒曲解的儒学,以至于社会变成了这个样子?
天主教也劝人向善,是不是真的是耶儒同道?是不是可以以耶补儒?
天子失礼,求诸于野,说不定这也是一条路。
主要还是很多人都觉得,路走不通了,但又觉得走不通不是儒学的问题,是宋儒曲解了儒学,只要回归真儒,路就走通了。
这种想法下,什么都想试一试。
这一试,是试出问题了……
耶稣会是精通经院哲学的,是会“辩经”的,而且属于那种非常善于辩经的类型。
加之第一批来华的耶稣会会士,水平也确实还行。
利玛窦就用自己非常擅长的“辩经”术,以逻辑学破理学。
先是说,自从宋之后,天帝这个概念,就夹杂了过多的道教、佛教的内涵。本源既不是真武大帝,也不是玄帝玉皇。
本源是原本的天帝、天主、昊天上帝。
然后又用一些简单的逻辑学,搞了一些辩经的东西。
【《易》曰:帝出乎震。】
【夫天者,抱八方而拥四极,何能出于一乎?】
【是故,帝者,非天也。】
天是抱八方而拥四极的,那又怎么能说是出于震这一个方向呢?如果说,物质的天就是帝、帝就是物质的天,那么这句话的逻辑就不对。所以可证上帝不是物质的天,也就不是你们所理解的天即为帝。
且,【尚书·金滕载:乃命于帝庭,敷佑于四方。】
可见,上帝是有其庭的,既然有其庭,又怎么能是物质的天呢?所以,物质的天,和帝,并不是一回事。
又言:
【商誓又曰:夏氏有罪,予畏上帝,不敢不正。】
【汤浩言:惟皇上帝,降衷于下民,若有恒性,克绥厥犹,惟后。】
这正是说,在三代时候,是上帝,赋给人民仁、理、智的天性,但要使人有常性遵行他的道,还要有君王治理教导才行。而夏桀,正是违背了上帝而犯了罪,是以商汤敬畏上帝,不得不去矫正夏桀的罪孽……
本身他就会辩经,或者说这种传教士,自小学的就是这玩意儿。索引水平一点不低,甚至在大学就是专门搞这个的。
而理学一开始就是为了完善世界观,宇宙观,危机中搞出来对抗佛教的。这世界观和宇宙观,也确实在逻辑上有些很容易被击破的地方。
他开了这么一个头,搞出了新的宇宙观、世界观。后续的传教士,也都跟进,一个个都朝着左手拿圣经、右手拿十三经的态度,一波一波又一波地讲这句“帝出乎震”,就是天主创世,再由此引出“太极”的概念。
并且试图将理学的宇宙观、世界观,与天主教的世界观、宇宙观融合在一起。
当然,大顺当然是有一堆反对者的。
然而一旦牵扯到世界观、宇宙观的问题,儒学确实先天不太足,否则也不会被有宇宙观世界观的佛教,搞得有些狼狈。
这就导致既有大量的反对者,也有一部分人觉得“嗯,说的很有道理,这么讲是说得通了”。
虽说,子不语乱力怪神。
可总有人想知道,宇宙是啥?我是谁?我从哪来?我到哪去?宇宙的真理是什么?世界到底是什么?物质和精神到底是怎么回事?
皇帝之前和传教士的接触绝不比刘钰少,能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,也一个个都是开口周易、闭口尚书的。
这就导致皇帝觉得,辩经这种事,纯粹扯淡。更扯淡的是本朝一群士大夫,一起帮着天主教辩,这对面还有个输?
是以,皇帝听完刘钰“诛心”的想法后,觉得这确实是个好方法。
辩经,本就是士大夫的事。
现在辩经辩的“难解难分”,关键就在于一群士大夫觉得天主教不错,帮着天主教一起辩。从前朝的徐光启开始,影响了诸多人,要不是因为纳妾问题,入教的士大夫可能更多。
而刘钰是不会辩经的。
但他的诛心手段,却能在道德层面上,抹杀天主教的善,叫士大夫看到其恶,其伪善。
由此,将那部分亲近天主教、帮着天主教辩经的士大夫,恶心回来。
立出一个“天主教是伪善的、恶的”的人设之后,等于断天主教传教士一臂,剩下的反对天主教的士大夫自然也就辩赢了。
这就类似于“某人能言善辩,大家和他说个难解难分。一些人支持、一些人反对。这时候有人跳出来,不辩经,直接抖黑料,搞人身攻击,谁支持他谁就是奸贼。”
皇帝的着力点,不是怎么辩赢天主教,祛除影响。
而是怎么搞臭天主教。
只要搞臭,不辩亦赢。
只有这样,皇帝觉得,才能治标治本,彻底根绝天主教的影响——只要士大夫不支持,传教就举步维艰。
皇权不下县,皇帝就不信,福建、苏州的教案,若无当地士绅、士大夫同情,会暗地里发展成这样?
他们要是把传教士,都当成当年的太祖皇帝,难道还能传播?
只要不把士大夫亲近、同情这一点改了,在皇帝看来,那必然是野火烧不尽、春风吹又生。
这和刘钰的想法大不一样,他觉得不是这么回事。
但即便想的不一样,出发点不一样,在怎么做这件问题上,皇帝却支持刘钰的想法。虽然刘钰的目的是贸易,是将来的一战,折腾天主教并不是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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