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八四章 东学西渐的诡异产物(上)
然而蒋友仁知道,他自己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某种程度的“异端”了。
这种奇葩异端想法,和他来澳门,或者说,和整个大顺这些年的变化,息息相关。
第一个促使他产生他不自知的异端想法的起因,是因为大顺科学院的建立。
因为本身他来华的目的,就是希望以科学知识为钥匙,重新打开耶稣会返回大顺的大门。
故而他对大顺科学院的情况很关注。
而大顺科学院秉持的“法统”,是莱布尼茨的那一套科学院体系,使用的又是俄国科学院那一套外籍院士带本国助理搞研究、本国助理带大学生搞研究、科学是为了应用的模式、是为了技术技术为人类谋福祉。
而不是像英国那群人研究纯粹的、为了科学而科学的、以全面认识自然为最高目的的科学。
是以,大顺这边,算是很标准的莱布尼茨这一科学院体系的。
自然而然,一些莱布尼茨的文章在大顺这里都是很容易找到并且流传的。
本着要了解大顺的科学院,才能从科学院入手打入科学院的目的,蒋友仁当然读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。
也就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莱布尼茨的《神义论》、《单子论》之类的文章。
神义,由这个词本身,也能知道意思。
这当然是个老话题,老到不能再老的那种。既然神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善的,世间为什么会存在恶呢?
而这个时代,机械论、原子论又大行其道,但却解决不了世界的连续性、统一性,也不能解释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。
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论,试图调和和解决这个矛盾,最后通过非常严密的推理,得出了一个结论:
为什么有全善、全知、全能的神,世间仍旧有恶呢?
在创造世界的时候,一定有无数种模板。
既然全知,便可能设计出无穷个可能的宇宙。然而只能有一个宇宙存在,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。所以,全知者肯定是经过比较之后,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了。
刨除掉神之类的概念,大致就是说宇宙诞生之初,就设计了一套规则,然后后续的一切都按照这个规则演化。包括生命,也只是这个规则之下演化出的必然。
可能有圆周率是3,或者圆周率是4甚至5678的宇宙的可能,但最终选的是我们这个圆周率是的这个……而这个,是比较之后最好的那个。
而至于善与恶,则大致是说,恶是人的有限视角的认识,而在全视无限视角下,这其实也是一种善,或者说是合乎秩序的,而秩序本身站在全视视角下就是善的。
这就需要一个完美的政府,来让恶人必然受到惩罚,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。而惩罚恶人,就是给人类一种模仿全善的救世主惩恶的机会,这么看,这些恶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不就是善吗?
某种程度上,就类似于是个“上帝大棋党”,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,你得用更高的、大棋的视角,来看你们这些凡人有限视角内的善恶。
只有这样,才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。
这是蒋友仁受到的第一个冲击。
第二个冲击,源于澳门的特殊性。
从明朝中期东西方贸易开启,澳门的特殊地位,以及前朝的贸易政策,都使得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繁荣。
这种极度繁荣,也催生出了一个问题。
耶稣会要传教,传教需要钱,在澳门怎么解决钱的问题?当然是靠贸易。
耶稣会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的耶稣连队,又发三愿,不得经商。
但情况特殊,权宜之计,东方教区视察员来转了一圈后,允许耶稣会适度经商,筹措经费。
但是,经商这种事,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经商的条例,要么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。
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、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、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……越干越大、越干越大。
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,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。
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,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,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。
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。
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,这也是中华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,祭祖祭孔之类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畴。
蒋友仁则在反思,偶像崇拜,是不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人呢?
抽象而具化后的资本、金钱、财富,利润,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?
新时代人们都利润、金钱的追捧,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像崇拜吗?
站在他接受的学院经学体系的逻辑思辨基础上,在产生了“崇拜金钱”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疑惑后,他又开始思索更多。
而这种更多的思索,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。
他发现,澳门的衰落,和大顺的贸易政策,息息相关。
如果大顺放开贸易,那么澳门就会衰落;如果大顺封闭贸易只留下澳门,那么澳门就会繁盛。
而在澳门的繁盛期,传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门,解读为“我们的文明更为优越、所以澳门才如此繁荣”。
然而,伴随着大顺的贸易重心北移到长江下游;伴随着英法荷瑞各国都在大顺的岸上开办的商馆,澳门瞬间衰落了。
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见,而且还沦落到以贩卖人口和走私鸦片为生了。
蒋友仁不是搞经济学的,他是传教士。
所以,他的视角,也还是那个金钱崇拜的引申问题。
即,“我们的文明更加优越”这个概念,具象之后,算不算一种不自知的偶像崇拜?崇拜对象是我们西方文明自己?
如果不是偶像崇拜,而只是一个事实,那么澳门就不会因为大顺的贸易政策或是繁荣、或是衰败。
而这不是一个事实,而是自我认知产生的一种不合理的相信,那么这显然就是偶像崇拜啊。
谁说偶像崇拜的偶像,一定得是人呢?
而这个崇拜的基础,不正是金钱吗?因为之前赚钱,所以才敢说优越,那这不还是一种对金钱、财富的偶像崇拜吗?
他心中的第二个冲击和思索,源于欧洲已经开始的新时代,最终在大顺贸易政策驱动下的澳门这个特殊之地,萌芽成长。
他在澳门受到的第三个冲击,则要追溯到明末的思想大混乱,以及大顺击败了满清,以保天下之名结束乱世之后,对前朝问题的反思。
简而言之,就是,前朝差点亡天下,得有个什么玩意儿背锅。
谁来背这个大黑锅?
自然是理学,当然,也有批判说是理学衍生出的心学的。总不可能让儒家这个总体来背这个大锅吧?
也就导致了大顺这边,理学破,而新学不立的情况。虽然有官方意识形态,但官方推崇的那些,缺一个半圣来整理成体系。
一时间,很多儒生都认为“破一分程朱、近一分孔孟”,开启了直接读先秦经典的风气,认为后世注书明显是掺杂了私货,要直接看原文,看先秦古籍,不要去看宋儒的注解。
这种风气,根源就是差点亡天下的反思。
而这种风气,也带动起来了先秦古籍的大量传播。然而,先秦书籍,又不是只有儒家的,还有诸子百家的,尤其是先秦时候诸子互喷的文章居多。
蒋友仁在儒学之外,尝试着也看看先秦其余学派的文章,然后就看到了韩非子的书。
韩非子说:在他们那个时代,巫祝经常祝愿别人,长生千秋、万寿无疆。但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,也从没指出过该怎么才能长生。
所以当时人们看不起巫祝,逐渐不信这些鬼神之事。
又说儒家的学问也是如此,从不说该怎么办,只说“要是听从我的主张,就可以如何如何”;但又不谈具体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,具体怎么办。
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,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;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,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。
韩非子就喷,说儒家的行为,和那些祝人长生千秋的巫祝,有啥区别?这不就是现实里的巫祝吗?
一点也不应验,也没有可操作性。
净说一些上古时候谁也没见到的事。
当然,韩非子的这篇文章,本意是喷完了墨家喷儒家,最后得出结论:民众愚昧,征收钱粮的赋税,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、供养军队保卫国家,百姓却认为是朝廷贪婪。是以,民众的认识是靠不住的。治理国家的时候顺应民意,是不行的……
但是,这文章是写给君主看的。
在传教士看来,自然是另一种视角。
蒋友仁觉得,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些东西,很像是也在说天主教。
而因为天主教认定华夏这边是偶像崇拜、崇神贪财、且又非常现实,所以蒋友仁剑走偏锋地得出了一个不算是奇葩的结论:
想要天主教在大顺真的传播,就得摆脱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个问题。
天国,是看不见的,就像是三代之治一样。
这个非常现实的民族,比如之前对传教士的优待,源于传教士能带来数学和天文学知识,而不是内心真正信仰。
皇帝都如此现实,那么民众岂不是更加如此?
这便恐怕需要一个人间的实体,确实让他们看到了天主教行、可以,才有可能大量地去信天主教。
而现在,走皇帝路线和上层路线都走不通了,没机会。
那么,先要搞出这么一个人间实体,要咋整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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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奇葩异端想法,和他来澳门,或者说,和整个大顺这些年的变化,息息相关。
第一个促使他产生他不自知的异端想法的起因,是因为大顺科学院的建立。
因为本身他来华的目的,就是希望以科学知识为钥匙,重新打开耶稣会返回大顺的大门。
故而他对大顺科学院的情况很关注。
而大顺科学院秉持的“法统”,是莱布尼茨的那一套科学院体系,使用的又是俄国科学院那一套外籍院士带本国助理搞研究、本国助理带大学生搞研究、科学是为了应用的模式、是为了技术技术为人类谋福祉。
而不是像英国那群人研究纯粹的、为了科学而科学的、以全面认识自然为最高目的的科学。
是以,大顺这边,算是很标准的莱布尼茨这一科学院体系的。
自然而然,一些莱布尼茨的文章在大顺这里都是很容易找到并且流传的。
本着要了解大顺的科学院,才能从科学院入手打入科学院的目的,蒋友仁当然读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书。
也就自然而然地看到了莱布尼茨的《神义论》、《单子论》之类的文章。
神义,由这个词本身,也能知道意思。
这当然是个老话题,老到不能再老的那种。既然神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善的,世间为什么会存在恶呢?
而这个时代,机械论、原子论又大行其道,但却解决不了世界的连续性、统一性,也不能解释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。
莱布尼茨提出了单子论,试图调和和解决这个矛盾,最后通过非常严密的推理,得出了一个结论:
为什么有全善、全知、全能的神,世间仍旧有恶呢?
在创造世界的时候,一定有无数种模板。
既然全知,便可能设计出无穷个可能的宇宙。然而只能有一个宇宙存在,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。所以,全知者肯定是经过比较之后,觉得这个是相对来说最好的那个了。
刨除掉神之类的概念,大致就是说宇宙诞生之初,就设计了一套规则,然后后续的一切都按照这个规则演化。包括生命,也只是这个规则之下演化出的必然。
可能有圆周率是3,或者圆周率是4甚至5678的宇宙的可能,但最终选的是我们这个圆周率是的这个……而这个,是比较之后最好的那个。
而至于善与恶,则大致是说,恶是人的有限视角的认识,而在全视无限视角下,这其实也是一种善,或者说是合乎秩序的,而秩序本身站在全视视角下就是善的。
这就需要一个完美的政府,来让恶人必然受到惩罚,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。而惩罚恶人,就是给人类一种模仿全善的救世主惩恶的机会,这么看,这些恶在更广阔的视角下不就是善吗?
某种程度上,就类似于是个“上帝大棋党”,神在下一盘很大的棋,你得用更高的、大棋的视角,来看你们这些凡人有限视角内的善恶。
只有这样,才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。
这是蒋友仁受到的第一个冲击。
第二个冲击,源于澳门的特殊性。
从明朝中期东西方贸易开启,澳门的特殊地位,以及前朝的贸易政策,都使得澳门在很长一段时间极度繁荣。
这种极度繁荣,也催生出了一个问题。
耶稣会要传教,传教需要钱,在澳门怎么解决钱的问题?当然是靠贸易。
耶稣会作为宗教改革期间的耶稣连队,又发三愿,不得经商。
但情况特殊,权宜之计,东方教区视察员来转了一圈后,允许耶稣会适度经商,筹措经费。
但是,经商这种事,要么就一直保持不得经商的条例,要么一旦开了口子那就能把这口子撑的无限大。
从一开始的入股日本生丝贸易、到后来的耶稣会专门准备了耶稣会自己的商船、再到垄断安南地区的贸易额……越干越大、越干越大。
蒋友仁和澳门当地的教士聊天的时候,就能感觉到这边教士浓浓的钱财味儿。
而他来澳门之前的欧洲,也处在新时代的边缘,一切向钱看正在取代封建时代的等级身份。
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对新时代的隐忧。
天主教是禁止偶像崇拜的,这也是中华礼仪之争的重要原因,祭祖祭孔之类都算是偶像崇拜的范畴。
蒋友仁则在反思,偶像崇拜,是不是这个偶像必须是人呢?
抽象而具化后的资本、金钱、财富,利润,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?
新时代人们都利润、金钱的追捧,难道不是一种特殊的偶像崇拜吗?
站在他接受的学院经学体系的逻辑思辨基础上,在产生了“崇拜金钱”是不是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的疑惑后,他又开始思索更多。
而这种更多的思索,也来源于时代的变化和大顺的贸易政策。
他发现,澳门的衰落,和大顺的贸易政策,息息相关。
如果大顺放开贸易,那么澳门就会衰落;如果大顺封闭贸易只留下澳门,那么澳门就会繁盛。
而在澳门的繁盛期,传教士以繁盛期的澳门,解读为“我们的文明更为优越、所以澳门才如此繁荣”。
然而,伴随着大顺的贸易重心北移到长江下游;伴随着英法荷瑞各国都在大顺的岸上开办的商馆,澳门瞬间衰落了。
不但衰落的肉眼可见,而且还沦落到以贩卖人口和走私鸦片为生了。
蒋友仁不是搞经济学的,他是传教士。
所以,他的视角,也还是那个金钱崇拜的引申问题。
即,“我们的文明更加优越”这个概念,具象之后,算不算一种不自知的偶像崇拜?崇拜对象是我们西方文明自己?
如果不是偶像崇拜,而只是一个事实,那么澳门就不会因为大顺的贸易政策或是繁荣、或是衰败。
而这不是一个事实,而是自我认知产生的一种不合理的相信,那么这显然就是偶像崇拜啊。
谁说偶像崇拜的偶像,一定得是人呢?
而这个崇拜的基础,不正是金钱吗?因为之前赚钱,所以才敢说优越,那这不还是一种对金钱、财富的偶像崇拜吗?
他心中的第二个冲击和思索,源于欧洲已经开始的新时代,最终在大顺贸易政策驱动下的澳门这个特殊之地,萌芽成长。
他在澳门受到的第三个冲击,则要追溯到明末的思想大混乱,以及大顺击败了满清,以保天下之名结束乱世之后,对前朝问题的反思。
简而言之,就是,前朝差点亡天下,得有个什么玩意儿背锅。
谁来背这个大黑锅?
自然是理学,当然,也有批判说是理学衍生出的心学的。总不可能让儒家这个总体来背这个大锅吧?
也就导致了大顺这边,理学破,而新学不立的情况。虽然有官方意识形态,但官方推崇的那些,缺一个半圣来整理成体系。
一时间,很多儒生都认为“破一分程朱、近一分孔孟”,开启了直接读先秦经典的风气,认为后世注书明显是掺杂了私货,要直接看原文,看先秦古籍,不要去看宋儒的注解。
这种风气,根源就是差点亡天下的反思。
而这种风气,也带动起来了先秦古籍的大量传播。然而,先秦书籍,又不是只有儒家的,还有诸子百家的,尤其是先秦时候诸子互喷的文章居多。
蒋友仁在儒学之外,尝试着也看看先秦其余学派的文章,然后就看到了韩非子的书。
韩非子说:在他们那个时代,巫祝经常祝愿别人,长生千秋、万寿无疆。但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,也从没指出过该怎么才能长生。
所以当时人们看不起巫祝,逐渐不信这些鬼神之事。
又说儒家的学问也是如此,从不说该怎么办,只说“要是听从我的主张,就可以如何如何”;但又不谈具体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,具体怎么办。
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,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;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,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。
韩非子就喷,说儒家的行为,和那些祝人长生千秋的巫祝,有啥区别?这不就是现实里的巫祝吗?
一点也不应验,也没有可操作性。
净说一些上古时候谁也没见到的事。
当然,韩非子的这篇文章,本意是喷完了墨家喷儒家,最后得出结论:民众愚昧,征收钱粮的赋税,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、供养军队保卫国家,百姓却认为是朝廷贪婪。是以,民众的认识是靠不住的。治理国家的时候顺应民意,是不行的……
但是,这文章是写给君主看的。
在传教士看来,自然是另一种视角。
蒋友仁觉得,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些东西,很像是也在说天主教。
而因为天主教认定华夏这边是偶像崇拜、崇神贪财、且又非常现实,所以蒋友仁剑走偏锋地得出了一个不算是奇葩的结论:
想要天主教在大顺真的传播,就得摆脱韩非子说儒家的那个问题。
天国,是看不见的,就像是三代之治一样。
这个非常现实的民族,比如之前对传教士的优待,源于传教士能带来数学和天文学知识,而不是内心真正信仰。
皇帝都如此现实,那么民众岂不是更加如此?
这便恐怕需要一个人间的实体,确实让他们看到了天主教行、可以,才有可能大量地去信天主教。
而现在,走皇帝路线和上层路线都走不通了,没机会。
那么,先要搞出这么一个人间实体,要咋整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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