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八六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(一)
东学西渐、西学东渐,和大部分文化交流一样,都必然有个问题:既有精华的交流,也有糟粕的交流,有时候又是精华和糟粕混杂一起的。
有句话叫想要某某,就会得到某某的一切,大抵也是差不多的。
徐圭和蒋友仁关于大顺这边特殊的天主教的讨论,便是如此。
不能说全是烂的,有些事朝廷不管,自会有人管。反动并不一定全是坏的,只是个中性的描述词。
均田归公之类的口号又不是第一次喊,连北派的儒家都有很多人试图恢复井田制,折中下来也是能井则井、不能井则均。
然而朝廷又不管,也无力管,这自然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。
天主教不经过华夏特色的魔改,很难传播开。毕竟华夏不是文化荒漠般的美洲和黑非洲,是有非常灿烂且深厚的本土文化的,激烈碰撞之后的妥协,当然会搞出许多奇葩的东西。
往回退是必然失败的。
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。
每一次简单的几个字可以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,在大顺这种人口体量下能被记录为经验教训、此路不通的,估计至少也得波及几百万人口、死个大几十万人。
寻常一州一县几万人规模起义的事,根本连上史书的资格都没有。
问题就摆在这,朝廷想解决,理论上也不是不能解决。
但现实就是既没有钱、也没有能力、更没有手段解决。
况且岭南这事还不是简单的、非常传统的单纯的土地问题。而是新时代之下所出现的特有问题,之前是几乎没有过的。
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地上也上演过一次,海运兴起导致的西域衰落,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而且并不是之前统治的核心区,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西域的价值下降,明王朝对西域的兴趣不是太大了,已然是标准的赔钱货了。
这一次却发生在王朝的核心区,岭南如今当然是核心地区。而且还不只是农民问题,更牵扯到几十万因为贸易路线变更而失业的非农业人口。
这些问题,蒋友仁和徐圭都不知道,他们没有这样的视角,也没有去做一次社会调查。
蒋友仁只是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,徐圭也对此非常支持,认为若以澳门为基地,在这里培养一些唐人传教士深入内地,的确是个好办法。
西洋人的模样会招致警惕,官府也容易出手抓住。不是每个地方,都能发展成多明我会在福建那般,当地百姓挖地窖誓死保护传教士的。
而这个想法的前提,恰恰就是澳门不能被大顺收回,继续作为一个窝点,远远不断地对内部进行侵蚀影响。
蒋友仁的视角里,澳门问题,关乎耶稣基督在大顺的未来。
自然,在经历了这一次被香山县令训斥之后,蒋友仁担心恐怕澳门不保。
是以,他觉得,无论如何,这一次最好的可能,也就是彻底和鸦片贩子、人口贸易割裂,只要能保住澳门,那些都是可以、或者说理应抛弃的。
保住澳门,是最高优先级。
这一点,他和澳门的议事会、军头、教会等,无可非议地达成了共识。
…………
与这些或是为了贸易、或是为了财富、或是为了传教等等目的,觉得无论如何要保留澳门的这些人不同。
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澳门是否收回,毫不在意。
他们关心的,是另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。
这一次搜出的鸦片里,有半数是英国在印度那边弄的。
虽然搞了挺多形式上的东西,程序上似乎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关系。
然而。
道理这东西,和国力息息相关。
若大顺国力弱到英国觉得劳师远征也能打的大顺满地找牙的程度,早就不废话派兵兴师问罪了:中国凭啥扣押我们的货船、凭啥没收合法的鸦片?
然而现在国力别说劳师远征来大顺,就算在印度打,英国也占不到便宜,这时候哪还敢扯这些话?
虽说程序上做了诸多的保险,又是让鸦片贩子写声明不会往中国卖、又是悄悄告诉鸦片贩子出了事是你们自己的事别把公司抖出来。
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全权代表法扎克莱,这个中国通却明白,这些东西,在大顺根本就是扯淡,毫无意义。
道理有个卵用?大顺这边正在大张旗鼓地组建对欧洲的贸易公司,显然大顺这边是借机生事,来限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嘛。
大顺得傻到什么程度,这时候讲什么程序正义,说此事确实和东印度公司无关?然后开开心心地让英国继续贸易,抢走自己人组建的西洋贸易公司的贸易份额?
况且主管此事的,在法扎克莱看来,还是大顺这边最狡诈、最阴险的官员。和傻,实在太远。
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在意澳门,也不在意传教,不在意人口买卖,甚至可以弃军保帅暂时停下鸦片贸易。
然而,对华贸易却绝对不能被打击。
当年乔治·安森事件之后,都知道刘钰对英国有种不知理由的讨厌,甚至以至于有英国人怀疑过刘钰就是个隐藏的天主教徒,站在旧教的角度亲近法国。
法扎克莱当年在广州负责坑荷兰、法国、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,掌握了颇多在大顺活动的基本技能。当年各国使节入京的时候,他也是力主多送礼,并且将一万多英镑的银子用在公关送礼上。
法扎克莱倒是认为刘钰是个秘密天主教徒的想法纯粹无稽之谈,但他知道刘钰对英国的态度可确实是不太好,还知道刘钰和法国人走的很近。
他的担忧,很快就变成了现实。
伴随着松江府开埠,大顺为了便于管理,各国商馆总代理不能有的在澳门、有的在广州、有的在松江。再加上本身长江中下游利于贸易,英国商馆也早就签到了松江府的上海县。
按理说,审问,需要时间。
但实际上,福建教案是个意外突发情况,可鸦片问题是大顺这边早就盯上的,为的就是让中荷联合贸易公司今年在欧洲贸易上来个开门红。
是以,刘钰这边刚在前往澳门的途中,大顺从松江府大营里调集的军队就开进了上海和松江府,查封了松江府的商馆。
一则因为孩儿军在澳门那边的密探,早就抓到了英国人的把柄。
二则因为皇帝觉得,证据这东西,就根本不是问题。就算真的没有,孩儿军的手段也能整出英国人参与鸦片走私的证据。
在大顺,只存在皇帝想不想要证据,不存在找不找得到证据。甚至,国内的事,有时候并不需要证据,莫须有那都是给面子。
先扣住松江府的商船、查封商馆,至于证据以后再说。
在天津的英国公使,也赶忙来到了松江府,试图处理此事。
在和公使讨论这件事该怎么解决的时候,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法扎克莱并没有对大顺破口大骂,也没有大谈大顺这边的法律丝毫不讲证据。
而是对着英国国内的一些人,开启了口吐芬芳模式,而且骂的这些人,还都不是政治家,而是一些“文人”。
“丹尼尔·笛福,就是个写小说的。他唯一可以被称道的地方,就是创作了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。”
“作为一个小说作家,在小说界或许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。”
“但笛福懂个屁的商业和贸易?”
“笛福说,伴随着1700年的东方棉布禁止法案,伦敦、诺维奇、坎特伯雷的纺织工人失业现象消失了,重现了过去纺织业的繁荣。”
“然而,他根本不懂,商业和工业的发展,需要竞争!”
“那些懒惰的纺织工人,没有了印度和中国棉布的竞争,只会愈发懒散、并没有继续改进纺织技术的动力。”
“这样下去,英国的纺织业怎么能够进步?从长远看,废弃棉布禁止令,加大对东方棉布的进口,才能促进我们国家的纺织业的进步!”
“我可以负责任的说,笛福他收了那些纺织作坊主的钱!作为一个作家,用无耻的笔墨,损害了公司的利益,损害了正直的、从事商业的人民的合法利益!”
“这些写小说的作家,利用他们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和话语权,收了政治献金后为他们幕后的主人摇唇鼓舌,严重干涉了国家政策的制定!”
“还有创作了《格列夫游记》的乔纳森·斯威夫特!他根本就是一个爱尔兰的独立分子,是个一直致力于削弱不列颠王国的托利党人!”
“他懂什么叫贸易?什么叫关税?他却利用自己的名望,反对茶叶关税的降低。公司没有给他钱,所以他不会为公司说半句好话!”
“他明显是法国的间谍,鼓吹和信奉的都是科尔贝尔的那一套本国替代计划。”
这些话,当然是当着英国驻华公使的面喷的。
喷的这些话,基本就是东印度公司这些年无与伦比的怨气。
这两个人,在英国有很大的话语权,因为他们是在审查法案之前就有大量读者的成名作家。在这个纸和笔的、信息没有去中心化的时代,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力量。
虽然说,东印度公司理所当然也花钱雇人,比如雇佣了一些人撰写了《贸易论》、《论取缔关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益处》、《呢绒布与棉布之异同》等等文章。
但是,雇佣的这些人名望不够,根本没有取得极大的影响。
和后世一些人的错误认知不同,东印度公司在一开始,是标准的买办公司。
至少到现在为止,东印度公司都拒绝将英国纺织品带到中国,因为每年会给公司带来至少20万英镑的损失,还不如直接用白银买——白银外流,那是英国的事,不是东印度公司的事;被强制往中国运呢绒,损失的是东印度公司的利益。
公司要不是被政府逼着采买一部分呢绒,宁可空船来中国。
四年前东印度公司游说的议员,在国会上的发言,也是力争“取消棉布关税,增加竞争,才能促进国内纺织业进步。否则关税保护只能养一群不思进取的纺织业主和纺织工人”。
他们的理由,用的也恰恰是刘钰鼓吹的那一套:
【通过上述证据,我们可以清晰且直观地看到,因为东方棉布贸易,使得我们的亚麻布和呢绒的价格,下降了12%,使得人民获得了廉价的布料,提高了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】。
【而伴随着1700东方棉布贸易禁止法令,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看到,呢绒和亚麻布的价格明显提升,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人民的利益,使得人民要为身上的衣服付出更多的先令。并且促成了伦敦、坎特伯雷等地的呢绒纺织业主不思进取的颓废,养活了太多的懒惰的工人。】
事实上,在英国有资格、有工业实力可以自由贸易、对外输出工业品的时候,很快就把东印度公司解散了。
想想也能知道,一个依靠“垄断东方商品特许经营权”的公司,怎么可能会是本国工业发展的助力?用屁股想也能知道,这是个阻碍——一个特许专营进口棉布的公司,会支持本国的纺织业?真当股东都是为国家之崛起而不求私利的圣人呢?
法扎克莱狂喷的笛福和斯威夫特,他们对舆论的引导,让东印度公司每年损失的贸易额超过400万英镑,1200万两白银。
至少。
这只是法扎克莱一个简单的最低估算。
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只是想借助这两个人——一个是死人、一个是爱尔兰人且为托利党还支持爱尔兰独立,都不可能站出来辩驳——来表达对英国政策的不满,并希望驻华公使能够将这些话转达给国内。
因为,很明显,大顺要借助鸦片问题,在大顺尝试开启主动欧洲贸易的时候,来打压东印度公司。
而大顺之所以打压而不是与东印度公司合作,其原因,在法扎克莱看来,就是因为英国有太多像笛福、斯威夫特这样想法的、鼓吹本国工业发展和本国工业替代的“误国”文人。
这是俩典型。
…………PS:历史上,东印度公司关于棉布贸易的争取,挺蛋疼的。雇人写的那些东西,也真是捡到鬼了,尤其是鼓吹棉布进口有益的那本《贸易论》,我感觉连初中生都难说服。买办公司花钱买枪手、搞游说,很正常。但水平着实次了点。
笛福有本关于中国的小说,叫《月球记事》,手法确实高超:里面的中国,科技强大、道德高尚、远超欧洲。但其实,都是因为月球文明的帮助——讽刺,这样的中国,得去月亮上找,现实里根本不存在。
这是很标准的英国式讽刺,不过最根本的目的,还是“借古讽今”,来反对当时欧洲打着“中国为什么这么强大是因为绝对君主制”的风气:嫌贫爱富,然后觉得一切都是制度原因导致的心态,古来有之。
他反对中国的原因,恰恰是因为他对东印度公司买办行为的愤恨,觉得英国应该发展自己的纺织业,自己的制瓷业。而且当时中国货代表着高大上……笛福的心态,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,很常见朴素,稍微带入一下,外国货横行、本国货被人视作低端、审美趋向另一个文明,就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,八零后很容易感同身受。
东印度公司当然对他恨得牙根痒痒,历史上,笛福也凭借自己的影响力,三番五次试图推动“棉布彻底禁止进口”法令。东印度公司当时都快哭了,能不恨吗?
当然,历史上,这不是满清主观上的发展贸易导致的,而是千千万勤劳的织工、瓷工、采茶女等劳动人民打下的客观底子,坐在家里收钱都能收的笛福这样的人心态破防。
主观和客观一定要分清楚,劳动人民的功劳和腐朽统治者的功劳,一定要分清楚。
就像故事里的大顺一样,统治者知道个锤子的关税调控、保护本国工业?但问题是底子在那摆着,就算海关零关税,西洋的呢绒也卖不动啊,所以可以说大顺以高超的贸易手段,保护了本国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吗?
这就像是盛赞一个继承了亿万家产的人,盛赞他经商有道、目光敏锐一样。可问题是他哪怕是个白痴,一样也可以亿万家产啊。18世纪的中国,就是这样,哪怕是晋惠帝统治,也绝对是出口额第一、贸易无限顺差。真心的你上你也行、司马衷上都行,坐在家里等着欧洲人来送钱,需要啥能力啊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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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句话叫想要某某,就会得到某某的一切,大抵也是差不多的。
徐圭和蒋友仁关于大顺这边特殊的天主教的讨论,便是如此。
不能说全是烂的,有些事朝廷不管,自会有人管。反动并不一定全是坏的,只是个中性的描述词。
均田归公之类的口号又不是第一次喊,连北派的儒家都有很多人试图恢复井田制,折中下来也是能井则井、不能井则均。
然而朝廷又不管,也无力管,这自然就给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机。
天主教不经过华夏特色的魔改,很难传播开。毕竟华夏不是文化荒漠般的美洲和黑非洲,是有非常灿烂且深厚的本土文化的,激烈碰撞之后的妥协,当然会搞出许多奇葩的东西。
往回退是必然失败的。
但历史是不容假设的。
每一次简单的几个字可以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,在大顺这种人口体量下能被记录为经验教训、此路不通的,估计至少也得波及几百万人口、死个大几十万人。
寻常一州一县几万人规模起义的事,根本连上史书的资格都没有。
问题就摆在这,朝廷想解决,理论上也不是不能解决。
但现实就是既没有钱、也没有能力、更没有手段解决。
况且岭南这事还不是简单的、非常传统的单纯的土地问题。而是新时代之下所出现的特有问题,之前是几乎没有过的。
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大地上也上演过一次,海运兴起导致的西域衰落,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而且并不是之前统治的核心区,最终的结果也就是西域的价值下降,明王朝对西域的兴趣不是太大了,已然是标准的赔钱货了。
这一次却发生在王朝的核心区,岭南如今当然是核心地区。而且还不只是农民问题,更牵扯到几十万因为贸易路线变更而失业的非农业人口。
这些问题,蒋友仁和徐圭都不知道,他们没有这样的视角,也没有去做一次社会调查。
蒋友仁只是试探着说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,徐圭也对此非常支持,认为若以澳门为基地,在这里培养一些唐人传教士深入内地,的确是个好办法。
西洋人的模样会招致警惕,官府也容易出手抓住。不是每个地方,都能发展成多明我会在福建那般,当地百姓挖地窖誓死保护传教士的。
而这个想法的前提,恰恰就是澳门不能被大顺收回,继续作为一个窝点,远远不断地对内部进行侵蚀影响。
蒋友仁的视角里,澳门问题,关乎耶稣基督在大顺的未来。
自然,在经历了这一次被香山县令训斥之后,蒋友仁担心恐怕澳门不保。
是以,他觉得,无论如何,这一次最好的可能,也就是彻底和鸦片贩子、人口贸易割裂,只要能保住澳门,那些都是可以、或者说理应抛弃的。
保住澳门,是最高优先级。
这一点,他和澳门的议事会、军头、教会等,无可非议地达成了共识。
…………
与这些或是为了贸易、或是为了财富、或是为了传教等等目的,觉得无论如何要保留澳门的这些人不同。
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澳门是否收回,毫不在意。
他们关心的,是另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。
这一次搜出的鸦片里,有半数是英国在印度那边弄的。
虽然搞了挺多形式上的东西,程序上似乎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没有关系。
然而。
道理这东西,和国力息息相关。
若大顺国力弱到英国觉得劳师远征也能打的大顺满地找牙的程度,早就不废话派兵兴师问罪了:中国凭啥扣押我们的货船、凭啥没收合法的鸦片?
然而现在国力别说劳师远征来大顺,就算在印度打,英国也占不到便宜,这时候哪还敢扯这些话?
虽说程序上做了诸多的保险,又是让鸦片贩子写声明不会往中国卖、又是悄悄告诉鸦片贩子出了事是你们自己的事别把公司抖出来。
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全权代表法扎克莱,这个中国通却明白,这些东西,在大顺根本就是扯淡,毫无意义。
道理有个卵用?大顺这边正在大张旗鼓地组建对欧洲的贸易公司,显然大顺这边是借机生事,来限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嘛。
大顺得傻到什么程度,这时候讲什么程序正义,说此事确实和东印度公司无关?然后开开心心地让英国继续贸易,抢走自己人组建的西洋贸易公司的贸易份额?
况且主管此事的,在法扎克莱看来,还是大顺这边最狡诈、最阴险的官员。和傻,实在太远。
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在意澳门,也不在意传教,不在意人口买卖,甚至可以弃军保帅暂时停下鸦片贸易。
然而,对华贸易却绝对不能被打击。
当年乔治·安森事件之后,都知道刘钰对英国有种不知理由的讨厌,甚至以至于有英国人怀疑过刘钰就是个隐藏的天主教徒,站在旧教的角度亲近法国。
法扎克莱当年在广州负责坑荷兰、法国、瑞典等国的东印度公司,掌握了颇多在大顺活动的基本技能。当年各国使节入京的时候,他也是力主多送礼,并且将一万多英镑的银子用在公关送礼上。
法扎克莱倒是认为刘钰是个秘密天主教徒的想法纯粹无稽之谈,但他知道刘钰对英国的态度可确实是不太好,还知道刘钰和法国人走的很近。
他的担忧,很快就变成了现实。
伴随着松江府开埠,大顺为了便于管理,各国商馆总代理不能有的在澳门、有的在广州、有的在松江。再加上本身长江中下游利于贸易,英国商馆也早就签到了松江府的上海县。
按理说,审问,需要时间。
但实际上,福建教案是个意外突发情况,可鸦片问题是大顺这边早就盯上的,为的就是让中荷联合贸易公司今年在欧洲贸易上来个开门红。
是以,刘钰这边刚在前往澳门的途中,大顺从松江府大营里调集的军队就开进了上海和松江府,查封了松江府的商馆。
一则因为孩儿军在澳门那边的密探,早就抓到了英国人的把柄。
二则因为皇帝觉得,证据这东西,就根本不是问题。就算真的没有,孩儿军的手段也能整出英国人参与鸦片走私的证据。
在大顺,只存在皇帝想不想要证据,不存在找不找得到证据。甚至,国内的事,有时候并不需要证据,莫须有那都是给面子。
先扣住松江府的商船、查封商馆,至于证据以后再说。
在天津的英国公使,也赶忙来到了松江府,试图处理此事。
在和公使讨论这件事该怎么解决的时候,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法扎克莱并没有对大顺破口大骂,也没有大谈大顺这边的法律丝毫不讲证据。
而是对着英国国内的一些人,开启了口吐芬芳模式,而且骂的这些人,还都不是政治家,而是一些“文人”。
“丹尼尔·笛福,就是个写小说的。他唯一可以被称道的地方,就是创作了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。”
“作为一个小说作家,在小说界或许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。”
“但笛福懂个屁的商业和贸易?”
“笛福说,伴随着1700年的东方棉布禁止法案,伦敦、诺维奇、坎特伯雷的纺织工人失业现象消失了,重现了过去纺织业的繁荣。”
“然而,他根本不懂,商业和工业的发展,需要竞争!”
“那些懒惰的纺织工人,没有了印度和中国棉布的竞争,只会愈发懒散、并没有继续改进纺织技术的动力。”
“这样下去,英国的纺织业怎么能够进步?从长远看,废弃棉布禁止令,加大对东方棉布的进口,才能促进我们国家的纺织业的进步!”
“我可以负责任的说,笛福他收了那些纺织作坊主的钱!作为一个作家,用无耻的笔墨,损害了公司的利益,损害了正直的、从事商业的人民的合法利益!”
“这些写小说的作家,利用他们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和话语权,收了政治献金后为他们幕后的主人摇唇鼓舌,严重干涉了国家政策的制定!”
“还有创作了《格列夫游记》的乔纳森·斯威夫特!他根本就是一个爱尔兰的独立分子,是个一直致力于削弱不列颠王国的托利党人!”
“他懂什么叫贸易?什么叫关税?他却利用自己的名望,反对茶叶关税的降低。公司没有给他钱,所以他不会为公司说半句好话!”
“他明显是法国的间谍,鼓吹和信奉的都是科尔贝尔的那一套本国替代计划。”
这些话,当然是当着英国驻华公使的面喷的。
喷的这些话,基本就是东印度公司这些年无与伦比的怨气。
这两个人,在英国有很大的话语权,因为他们是在审查法案之前就有大量读者的成名作家。在这个纸和笔的、信息没有去中心化的时代,这些掌握了话语权的人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力量。
虽然说,东印度公司理所当然也花钱雇人,比如雇佣了一些人撰写了《贸易论》、《论取缔关税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益处》、《呢绒布与棉布之异同》等等文章。
但是,雇佣的这些人名望不够,根本没有取得极大的影响。
和后世一些人的错误认知不同,东印度公司在一开始,是标准的买办公司。
至少到现在为止,东印度公司都拒绝将英国纺织品带到中国,因为每年会给公司带来至少20万英镑的损失,还不如直接用白银买——白银外流,那是英国的事,不是东印度公司的事;被强制往中国运呢绒,损失的是东印度公司的利益。
公司要不是被政府逼着采买一部分呢绒,宁可空船来中国。
四年前东印度公司游说的议员,在国会上的发言,也是力争“取消棉布关税,增加竞争,才能促进国内纺织业进步。否则关税保护只能养一群不思进取的纺织业主和纺织工人”。
他们的理由,用的也恰恰是刘钰鼓吹的那一套:
【通过上述证据,我们可以清晰且直观地看到,因为东方棉布贸易,使得我们的亚麻布和呢绒的价格,下降了12%,使得人民获得了廉价的布料,提高了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】。
【而伴随着1700东方棉布贸易禁止法令,我们可以通过数据看到,呢绒和亚麻布的价格明显提升,极大地损害了英国人民的利益,使得人民要为身上的衣服付出更多的先令。并且促成了伦敦、坎特伯雷等地的呢绒纺织业主不思进取的颓废,养活了太多的懒惰的工人。】
事实上,在英国有资格、有工业实力可以自由贸易、对外输出工业品的时候,很快就把东印度公司解散了。
想想也能知道,一个依靠“垄断东方商品特许经营权”的公司,怎么可能会是本国工业发展的助力?用屁股想也能知道,这是个阻碍——一个特许专营进口棉布的公司,会支持本国的纺织业?真当股东都是为国家之崛起而不求私利的圣人呢?
法扎克莱狂喷的笛福和斯威夫特,他们对舆论的引导,让东印度公司每年损失的贸易额超过400万英镑,1200万两白银。
至少。
这只是法扎克莱一个简单的最低估算。
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,只是想借助这两个人——一个是死人、一个是爱尔兰人且为托利党还支持爱尔兰独立,都不可能站出来辩驳——来表达对英国政策的不满,并希望驻华公使能够将这些话转达给国内。
因为,很明显,大顺要借助鸦片问题,在大顺尝试开启主动欧洲贸易的时候,来打压东印度公司。
而大顺之所以打压而不是与东印度公司合作,其原因,在法扎克莱看来,就是因为英国有太多像笛福、斯威夫特这样想法的、鼓吹本国工业发展和本国工业替代的“误国”文人。
这是俩典型。
…………PS:历史上,东印度公司关于棉布贸易的争取,挺蛋疼的。雇人写的那些东西,也真是捡到鬼了,尤其是鼓吹棉布进口有益的那本《贸易论》,我感觉连初中生都难说服。买办公司花钱买枪手、搞游说,很正常。但水平着实次了点。
笛福有本关于中国的小说,叫《月球记事》,手法确实高超:里面的中国,科技强大、道德高尚、远超欧洲。但其实,都是因为月球文明的帮助——讽刺,这样的中国,得去月亮上找,现实里根本不存在。
这是很标准的英国式讽刺,不过最根本的目的,还是“借古讽今”,来反对当时欧洲打着“中国为什么这么强大是因为绝对君主制”的风气:嫌贫爱富,然后觉得一切都是制度原因导致的心态,古来有之。
他反对中国的原因,恰恰是因为他对东印度公司买办行为的愤恨,觉得英国应该发展自己的纺织业,自己的制瓷业。而且当时中国货代表着高大上……笛福的心态,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,很常见朴素,稍微带入一下,外国货横行、本国货被人视作低端、审美趋向另一个文明,就能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,八零后很容易感同身受。
东印度公司当然对他恨得牙根痒痒,历史上,笛福也凭借自己的影响力,三番五次试图推动“棉布彻底禁止进口”法令。东印度公司当时都快哭了,能不恨吗?
当然,历史上,这不是满清主观上的发展贸易导致的,而是千千万勤劳的织工、瓷工、采茶女等劳动人民打下的客观底子,坐在家里收钱都能收的笛福这样的人心态破防。
主观和客观一定要分清楚,劳动人民的功劳和腐朽统治者的功劳,一定要分清楚。
就像故事里的大顺一样,统治者知道个锤子的关税调控、保护本国工业?但问题是底子在那摆着,就算海关零关税,西洋的呢绒也卖不动啊,所以可以说大顺以高超的贸易手段,保护了本国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吗?
这就像是盛赞一个继承了亿万家产的人,盛赞他经商有道、目光敏锐一样。可问题是他哪怕是个白痴,一样也可以亿万家产啊。18世纪的中国,就是这样,哪怕是晋惠帝统治,也绝对是出口额第一、贸易无限顺差。真心的你上你也行、司马衷上都行,坐在家里等着欧洲人来送钱,需要啥能力啊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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