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九三章 落入圈套的英国(八)
社会意识,总是落后于社会存在。
一场剧烈的变动、战争,会加速社会意识跟上社会存在的脚步。
大顺在亚洲下南洋、在欧洲干涉俄国政变,就是催生这种社会意识跟上时代脚步的军鼓。
大顺的对外战略,需要一群脑子好使的敌人、至少是一群意识到“时代变了”的敌人。
否则,恐吓、威慑之类的办法,就用不了。
这就好比之前来伶仃洋的乔治·安森,那就是个标准的对社会的认知落后时代的人。相隔数万里的大洋补给线、大顺的战列舰已经开始巡航亮肉、自己舰队的水手因为坏血病死了三分之一,这种情况下开着一艘破百夫长号居然还在伶仃洋牛哄哄,这不是没意识到“时代变了”是什么?
和这种人,怎么打交道?正常思维完全没用。
当然,在下南洋事件之后、在俄国政变之后,欧洲各国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了对世界格局的认知。
英国东印度公司算是最先受到这种冲击的。
只是,还不够。
现在,刘钰用另一种方式,唤醒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内心的焦虑。
这就是在逼着东印度公司发散思维、开创思路、不能躺在“功劳簿”上吃老本。
不但要让法扎克莱焦虑,还要让法扎克莱将这种焦虑,传递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、以及任何一个投资在500磅以上的股东。
你们不想赔钱、不想将来一夜破产,最好就是转变转变思路,看看好望角以东的亚洲地区,哪里还有利润增长点。
比如说……雪域高原以南、南洋以西的某个地方?
比如说,公司的利润增长点,应该放在于某富庶之地收税上,而不是单纯的贸易上?
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啊。
多远算远?
刘钰这是远、中、近三位一体的焦虑。
近,有鸦片事件悬而未决。
中,有大顺开辟了中荷合作贸易,理所当然会打压竞争对手。
远,有技术交流导致的技术爆炸,最终会导致单纯的东西方贸易无利可图。
自然,这种引导,有利有弊。
引向印度,也意味着吕宋问题可能要在几十年后才能解决了。这种焦虑,必然会让英国放弃吕宋,转而集中力量于印度。不会捧着这么一个烫手山芋的。
而西班牙作为潜在的“反英同盟”的准盟友,真要是英国把吕宋还给西班牙了,那就短时间内还真不好动手。
但这种利弊,从稍微长远来看,也不是问题。南洋既下、印度既服,孤悬海外的吕宋,早晚的事。
有所得,便有所失。
在这种焦虑引导下,刘钰面前的法扎克莱果然沉思起来。
虽然脑子里始终有个声音在提醒法扎克莱:
小心,小心!你眼前的这个人是个魔鬼,他的话不可信,他骗过很多人,想想锡兰移民吧、想想瑞俄战争中俄边境谈判吧、想想荷兰东印度公司倒闭吧!
然而,这个声音之外,还有另一个声音在提醒他:
是的,你眼前这个人是个魔鬼,但他是伊甸园里的那条蛇,依靠的也不是谎言。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接受锡兰移民计划,又能怎么样?屠又不敢屠、救济又不肯救,暴出大起义的结果就是大顺提前出兵,锡兰移民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多活了三五年,多赚了几百万两白银;俄国不接受边界谈判又怎么样?瑞俄战争爆发,若真不接受,大顺难道不会出兵西进吗?
这两个声音不断在脑海中回荡,法扎克莱的内心越发紧张和恐惧。
眼前的这个人,很随和,脾气很好,虽然刚刚因为鸦片问题骂了半小时的娘,但现在依旧文质彬彬地请他喝茶。这个人并不残暴,也不以杀人和战争为乐。
但这个人背后却蕴含着一种叫人与他为敌时候莫名恐惧的力量。
未知。
法扎克莱心想,你的每句话,好像都不是假话。
可你说的每一句真话背后,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目的。
然而,偏偏你的每一句真话,让我们自己思索,最终总能达成你想要的目的。
你到底要做什么?
想不通这一点,法扎克莱的内心始终不安。
而且,更加的不安的,便是一开始本能地警惕刘钰说的话可能是谎言、蕴含着某种阴谋;然而在本能地警惕过去之后,认真思考,却又觉得每句话都是真话,叫人无法辩驳且合乎理性的真话。
法扎克莱紧张之余,不免多喝了几口茶,滋润一下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的喉咙。
在长久的思考之后,法扎克莱终于问道:“公爵大人,您的话,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。站在您的角度,或者站在您是国家高级官员和内阁成员的角度,您思考的方向是无可指摘的。”
“但是,我还是不明白,这和您把‘航海钟’作为我们诚意的目的,到底是什么?”
刘钰仍旧没有回答,而是问道:“你看过一部书吗?是你们英国人写的。”
“叫《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》。”
法扎克莱当然知道,也可确定刘钰不是要用航海钟去找乌托邦群岛,这是浪漫的幻想家才会做的事。
眼前这个人一点都不浪漫。
于是他点点头,表示这本书自己当然读过。
但只表示读过,却并不对此书发表任何政治上的见解和意见。
刘钰则用舒缓的语气,引用了里面的一句话。
“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,所欲无多,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,甚至要把人吃掉,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、住宅和城市。”
引用完这句话后,刘钰笑道:“我们天朝呢,玩的比你们早点。村社什么的,解体比较早;井田制什么的,都完了两千年了。也没有什么公地可被圈、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村社的公共土地。君子庶民的等级分野,早就名存实亡了。”
“我们天朝,一直以来实行的,是最为标准的土地私有制制度。自唐朝均田制瓦解之后,土地自由买卖,自由租赁,国家都不能干涉。”
“当然,我们也没有你们那边的村社的传统地租,传统在金钱利益面前,一文不值。我们千年前证明了这一点,你们最近的圈地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。”
“我想,你一定对伦敦街头游荡的失地农民,印象深刻吧?当然,你们有《济贫法》。”
“从《济贫法》问题上,就能看出来天朝和你们英国在一些问题上的重大分歧。”
“这有助于你们理解天朝,什么是天朝、天朝存在需要做什么,以免我们彼此之间产生诸多误解。”
他借着济贫法的问题,逐渐把问题引到了土地问题上。
或者说,引到了英国和大顺在“抑兼并”问题上的巨大分歧。
英国在前朝嘉靖二十九年,就开始征收济贫税了。
这是一种标准的资产税,按照土地多少、房产多少、产业多少来征收,以资产总额决定要承担多少济贫义务。
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,这种税,以及这种济贫制度,实际上就是一种“鼓励兼并”的调控。
比如一个自耕农,有100亩地,假设要缴纳10两银子的济贫税。
一个农场主,有10000亩土地,要缴纳1000两银子的济贫税。
那么,济贫济的是谁?
自然不可能济到自耕农、小生产者的头上,他们是纳税的。
而是要济到穷苦的人身上。
理论上,没有工作或者工资过低,才能享受到济贫补贴。
原本在农场打工,工资肯定比济贫法规定的最低工资高。
但是,很显然,农场主会选择降低工资,把工资降到济贫法规定的工资更低的程度。
比如说,原本在农场打工,一个月赚5钱银子,而济贫法固定月薪4钱银子才能领到济贫补助。
农场主一看,这不简单吗?我把工资降到3钱银子一个月,打工的每个月能领3钱银子的工资,还能领2钱银子的济贫的面包补助、房租补助等等。
你我我好大家好。
这就等于什么?
等于对大农场主、大产业主、大资产者来说,这就是脱裤子放屁的循环:我缴纳的济贫税,最终通过工资调节,等于我根本没交钱。只是把我该付的工资,一半以工资的形式、一半在政府那走了一圈以济贫补助的方式,发给雇工。
而对自耕农、小土地所有者、小手工业从业者来说,这就不是脱裤子放屁了:我是自耕农,不可能专门去雇人干活,但济贫税我还得交。
很显然,这推动的是什么呢?
推动的,是自耕农破产、小手工业者破产。
推动的,是农场规模扩大兼并土地、工场手工业打败小手工业者。
推动的,是底层使劲儿生孩子,然后工资越发的低,要么去做工要么当契约奴。
如今,英国正在酝酿新一轮的《济贫法》改革,但改革的方向,从经济学原理来看,仍旧是以“鼓励兼并、鼓励工场业、消灭小农、消灭小生产者”为方向。
反过来,大顺这边,实际上也在酝酿一场税法改革。
然而,以松江府准备试行的“十一税”国库地方分税改革来看,大顺的税法改革,实际上是一场“抑兼并”的改革。
通过明确的十一税,砍掉在自耕农、小农、小生产者身上的摊派、地方加派、徭役力役等。
这次改革砍的这一刀,实际上是砍在了士绅身上,因为他们有合法的避摊派避力役的能力。
也就是说,之前每年全国至少大约一亿两的有形或者以劳役模式的税收,其中2500万的国税土地税,是按照土地均摊的;而剩下的7500万的地方税,实际上是全压在了自耕农、小农的身上的。
现在,理论上如果税法全国推广,则是将全国的总土地税收定在7000万两,国库依旧按照之前的拿走2500万,剩下的4500万归地方。但,这7000万两的总税额,是均摊在全国土地上的。
这就使得自耕农不容易破产、小农经济更加稳固、男耕女织的模式更加持久,且更能抵御冲击和天灾。
两种税法改革的区别,也就是英国和大顺之间的最大区别的一个体现。
大顺无论哪个皇帝,至少在出发点上,绝对不敢实行“鼓励兼并”、“鼓励小农破产”的政策。
当然,执行下去变成什么样,那又另说。
刘钰和法扎克莱说,天朝早就完成了圈地运动,也不是完全瞎说。毕竟,陈胜吴广是与人“佣耕”而不是“佃耕”,没有村社公地和井田公地,都是私有土地的话,怎么圈?当年先秦村社的公地,又归谁了呢?
只不过,可以理解为,农业技术进步飞快但工业技术没达标,最终这一步走完,可工业技术上的进步却又不足以让城市和工厂容纳那么多人,但农业技术却早已达到欧洲16世纪的水平,于是最终搞出的租佃制和小农经济。也促使讲仁义的儒家魔改,以及复井田在汉朝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就成为一种反动了。
应该说,要是英国圈地运动继续进行,却又没有美洲泄压和工业进步,人口继续暴增,早晚也得走到小农加租佃这一步。
这是一种妥协,给底层的巨量人口一条差不多恰恰饿不死的活路,否则就是你死我活。英国砍完国王脑袋那段期间的掘土派运动,已经有这个趋势了。
刘钰讲这其中的区别,其实就是想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,给英国政府传递一个信号,以及让英国政府更加“了解”中国。
甚至,似乎像是一种委婉的示好。只不过似乎碍于法国的存在,不好说的太明确。
这可以称之为“鸦片惩罚外交”。
所谓,烈火烹油、繁花似锦之下,危机就在眼前。
大顺正在上一个巨型的、耗费几千万两的治淮工程;大顺要考虑国内改革,要解决国内的诸多问题;大顺的武装中立是绝对真心的武装中立,因为大顺在解决掉国内危机之前,无余力继续扩张。
当然,他不能说的这么直白,所以他要提航海钟问题——以让英国顺理成章地做出判断:大顺下南洋的目的,是为了获得移民区解决国内土地问题、是为了拿到去往南半球大陆移民的跳板。
鉴于赤道无风带的存在,必须要借助洋流,这就需要借助东太平洋的岛屿,搞三角跳。
而太平洋茫茫,岛屿狭小,没有大陆,缺乏航海钟找不准经度,就没法三角跳。
这玩意儿,岛屿不是美洲大陆,甭管经度,航就是了,总能到。
岛屿稍微偏离点纬度,又不知道经度,说不定一场风暴就特么飘到美洲去了,没法三角跳。
刘钰当然就是在扯淡,他对南半球移民的事,寄托在将来的“大顺版的、但是真有金子的南海和密西西比公司”上,但这个蛋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面前却扯的很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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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场剧烈的变动、战争,会加速社会意识跟上社会存在的脚步。
大顺在亚洲下南洋、在欧洲干涉俄国政变,就是催生这种社会意识跟上时代脚步的军鼓。
大顺的对外战略,需要一群脑子好使的敌人、至少是一群意识到“时代变了”的敌人。
否则,恐吓、威慑之类的办法,就用不了。
这就好比之前来伶仃洋的乔治·安森,那就是个标准的对社会的认知落后时代的人。相隔数万里的大洋补给线、大顺的战列舰已经开始巡航亮肉、自己舰队的水手因为坏血病死了三分之一,这种情况下开着一艘破百夫长号居然还在伶仃洋牛哄哄,这不是没意识到“时代变了”是什么?
和这种人,怎么打交道?正常思维完全没用。
当然,在下南洋事件之后、在俄国政变之后,欧洲各国已经开始逐渐改变了对世界格局的认知。
英国东印度公司算是最先受到这种冲击的。
只是,还不够。
现在,刘钰用另一种方式,唤醒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内心的焦虑。
这就是在逼着东印度公司发散思维、开创思路、不能躺在“功劳簿”上吃老本。
不但要让法扎克莱焦虑,还要让法扎克莱将这种焦虑,传递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、以及任何一个投资在500磅以上的股东。
你们不想赔钱、不想将来一夜破产,最好就是转变转变思路,看看好望角以东的亚洲地区,哪里还有利润增长点。
比如说……雪域高原以南、南洋以西的某个地方?
比如说,公司的利润增长点,应该放在于某富庶之地收税上,而不是单纯的贸易上?
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啊。
多远算远?
刘钰这是远、中、近三位一体的焦虑。
近,有鸦片事件悬而未决。
中,有大顺开辟了中荷合作贸易,理所当然会打压竞争对手。
远,有技术交流导致的技术爆炸,最终会导致单纯的东西方贸易无利可图。
自然,这种引导,有利有弊。
引向印度,也意味着吕宋问题可能要在几十年后才能解决了。这种焦虑,必然会让英国放弃吕宋,转而集中力量于印度。不会捧着这么一个烫手山芋的。
而西班牙作为潜在的“反英同盟”的准盟友,真要是英国把吕宋还给西班牙了,那就短时间内还真不好动手。
但这种利弊,从稍微长远来看,也不是问题。南洋既下、印度既服,孤悬海外的吕宋,早晚的事。
有所得,便有所失。
在这种焦虑引导下,刘钰面前的法扎克莱果然沉思起来。
虽然脑子里始终有个声音在提醒法扎克莱:
小心,小心!你眼前的这个人是个魔鬼,他的话不可信,他骗过很多人,想想锡兰移民吧、想想瑞俄战争中俄边境谈判吧、想想荷兰东印度公司倒闭吧!
然而,这个声音之外,还有另一个声音在提醒他:
是的,你眼前这个人是个魔鬼,但他是伊甸园里的那条蛇,依靠的也不是谎言。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接受锡兰移民计划,又能怎么样?屠又不敢屠、救济又不肯救,暴出大起义的结果就是大顺提前出兵,锡兰移民让荷兰东印度公司多活了三五年,多赚了几百万两白银;俄国不接受边界谈判又怎么样?瑞俄战争爆发,若真不接受,大顺难道不会出兵西进吗?
这两个声音不断在脑海中回荡,法扎克莱的内心越发紧张和恐惧。
眼前的这个人,很随和,脾气很好,虽然刚刚因为鸦片问题骂了半小时的娘,但现在依旧文质彬彬地请他喝茶。这个人并不残暴,也不以杀人和战争为乐。
但这个人背后却蕴含着一种叫人与他为敌时候莫名恐惧的力量。
未知。
法扎克莱心想,你的每句话,好像都不是假话。
可你说的每一句真话背后,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目的。
然而,偏偏你的每一句真话,让我们自己思索,最终总能达成你想要的目的。
你到底要做什么?
想不通这一点,法扎克莱的内心始终不安。
而且,更加的不安的,便是一开始本能地警惕刘钰说的话可能是谎言、蕴含着某种阴谋;然而在本能地警惕过去之后,认真思考,却又觉得每句话都是真话,叫人无法辩驳且合乎理性的真话。
法扎克莱紧张之余,不免多喝了几口茶,滋润一下因为紧张而有些发干的喉咙。
在长久的思考之后,法扎克莱终于问道:“公爵大人,您的话,无疑是非常有道理的。站在您的角度,或者站在您是国家高级官员和内阁成员的角度,您思考的方向是无可指摘的。”
“但是,我还是不明白,这和您把‘航海钟’作为我们诚意的目的,到底是什么?”
刘钰仍旧没有回答,而是问道:“你看过一部书吗?是你们英国人写的。”
“叫《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》。”
法扎克莱当然知道,也可确定刘钰不是要用航海钟去找乌托邦群岛,这是浪漫的幻想家才会做的事。
眼前这个人一点都不浪漫。
于是他点点头,表示这本书自己当然读过。
但只表示读过,却并不对此书发表任何政治上的见解和意见。
刘钰则用舒缓的语气,引用了里面的一句话。
“绵羊本来是很驯服的,所欲无多,现在它们却变得很贪婪和凶狠,甚至要把人吃掉,它们要踏平我们的田野、住宅和城市。”
引用完这句话后,刘钰笑道:“我们天朝呢,玩的比你们早点。村社什么的,解体比较早;井田制什么的,都完了两千年了。也没有什么公地可被圈、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村社的公共土地。君子庶民的等级分野,早就名存实亡了。”
“我们天朝,一直以来实行的,是最为标准的土地私有制制度。自唐朝均田制瓦解之后,土地自由买卖,自由租赁,国家都不能干涉。”
“当然,我们也没有你们那边的村社的传统地租,传统在金钱利益面前,一文不值。我们千年前证明了这一点,你们最近的圈地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。”
“我想,你一定对伦敦街头游荡的失地农民,印象深刻吧?当然,你们有《济贫法》。”
“从《济贫法》问题上,就能看出来天朝和你们英国在一些问题上的重大分歧。”
“这有助于你们理解天朝,什么是天朝、天朝存在需要做什么,以免我们彼此之间产生诸多误解。”
他借着济贫法的问题,逐渐把问题引到了土地问题上。
或者说,引到了英国和大顺在“抑兼并”问题上的巨大分歧。
英国在前朝嘉靖二十九年,就开始征收济贫税了。
这是一种标准的资产税,按照土地多少、房产多少、产业多少来征收,以资产总额决定要承担多少济贫义务。
从经济学的角度上讲,这种税,以及这种济贫制度,实际上就是一种“鼓励兼并”的调控。
比如一个自耕农,有100亩地,假设要缴纳10两银子的济贫税。
一个农场主,有10000亩土地,要缴纳1000两银子的济贫税。
那么,济贫济的是谁?
自然不可能济到自耕农、小生产者的头上,他们是纳税的。
而是要济到穷苦的人身上。
理论上,没有工作或者工资过低,才能享受到济贫补贴。
原本在农场打工,工资肯定比济贫法规定的最低工资高。
但是,很显然,农场主会选择降低工资,把工资降到济贫法规定的工资更低的程度。
比如说,原本在农场打工,一个月赚5钱银子,而济贫法固定月薪4钱银子才能领到济贫补助。
农场主一看,这不简单吗?我把工资降到3钱银子一个月,打工的每个月能领3钱银子的工资,还能领2钱银子的济贫的面包补助、房租补助等等。
你我我好大家好。
这就等于什么?
等于对大农场主、大产业主、大资产者来说,这就是脱裤子放屁的循环:我缴纳的济贫税,最终通过工资调节,等于我根本没交钱。只是把我该付的工资,一半以工资的形式、一半在政府那走了一圈以济贫补助的方式,发给雇工。
而对自耕农、小土地所有者、小手工业从业者来说,这就不是脱裤子放屁了:我是自耕农,不可能专门去雇人干活,但济贫税我还得交。
很显然,这推动的是什么呢?
推动的,是自耕农破产、小手工业者破产。
推动的,是农场规模扩大兼并土地、工场手工业打败小手工业者。
推动的,是底层使劲儿生孩子,然后工资越发的低,要么去做工要么当契约奴。
如今,英国正在酝酿新一轮的《济贫法》改革,但改革的方向,从经济学原理来看,仍旧是以“鼓励兼并、鼓励工场业、消灭小农、消灭小生产者”为方向。
反过来,大顺这边,实际上也在酝酿一场税法改革。
然而,以松江府准备试行的“十一税”国库地方分税改革来看,大顺的税法改革,实际上是一场“抑兼并”的改革。
通过明确的十一税,砍掉在自耕农、小农、小生产者身上的摊派、地方加派、徭役力役等。
这次改革砍的这一刀,实际上是砍在了士绅身上,因为他们有合法的避摊派避力役的能力。
也就是说,之前每年全国至少大约一亿两的有形或者以劳役模式的税收,其中2500万的国税土地税,是按照土地均摊的;而剩下的7500万的地方税,实际上是全压在了自耕农、小农的身上的。
现在,理论上如果税法全国推广,则是将全国的总土地税收定在7000万两,国库依旧按照之前的拿走2500万,剩下的4500万归地方。但,这7000万两的总税额,是均摊在全国土地上的。
这就使得自耕农不容易破产、小农经济更加稳固、男耕女织的模式更加持久,且更能抵御冲击和天灾。
两种税法改革的区别,也就是英国和大顺之间的最大区别的一个体现。
大顺无论哪个皇帝,至少在出发点上,绝对不敢实行“鼓励兼并”、“鼓励小农破产”的政策。
当然,执行下去变成什么样,那又另说。
刘钰和法扎克莱说,天朝早就完成了圈地运动,也不是完全瞎说。毕竟,陈胜吴广是与人“佣耕”而不是“佃耕”,没有村社公地和井田公地,都是私有土地的话,怎么圈?当年先秦村社的公地,又归谁了呢?
只不过,可以理解为,农业技术进步飞快但工业技术没达标,最终这一步走完,可工业技术上的进步却又不足以让城市和工厂容纳那么多人,但农业技术却早已达到欧洲16世纪的水平,于是最终搞出的租佃制和小农经济。也促使讲仁义的儒家魔改,以及复井田在汉朝的农业技术水平下就成为一种反动了。
应该说,要是英国圈地运动继续进行,却又没有美洲泄压和工业进步,人口继续暴增,早晚也得走到小农加租佃这一步。
这是一种妥协,给底层的巨量人口一条差不多恰恰饿不死的活路,否则就是你死我活。英国砍完国王脑袋那段期间的掘土派运动,已经有这个趋势了。
刘钰讲这其中的区别,其实就是想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,给英国政府传递一个信号,以及让英国政府更加“了解”中国。
甚至,似乎像是一种委婉的示好。只不过似乎碍于法国的存在,不好说的太明确。
这可以称之为“鸦片惩罚外交”。
所谓,烈火烹油、繁花似锦之下,危机就在眼前。
大顺正在上一个巨型的、耗费几千万两的治淮工程;大顺要考虑国内改革,要解决国内的诸多问题;大顺的武装中立是绝对真心的武装中立,因为大顺在解决掉国内危机之前,无余力继续扩张。
当然,他不能说的这么直白,所以他要提航海钟问题——以让英国顺理成章地做出判断:大顺下南洋的目的,是为了获得移民区解决国内土地问题、是为了拿到去往南半球大陆移民的跳板。
鉴于赤道无风带的存在,必须要借助洋流,这就需要借助东太平洋的岛屿,搞三角跳。
而太平洋茫茫,岛屿狭小,没有大陆,缺乏航海钟找不准经度,就没法三角跳。
这玩意儿,岛屿不是美洲大陆,甭管经度,航就是了,总能到。
岛屿稍微偏离点纬度,又不知道经度,说不定一场风暴就特么飘到美洲去了,没法三角跳。
刘钰当然就是在扯淡,他对南半球移民的事,寄托在将来的“大顺版的、但是真有金子的南海和密西西比公司”上,但这个蛋在英国东印度公司面前却扯的很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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