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三四章 笑话
徐亨试着按照父亲说的角度,去联想了一下这些年江南地区的诸多改革政策,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。
确实,这几年江南几府尝试的改革,一些看上去和他们这些做买卖的没啥关系。
今天变个亩税、明天搞个青苗贷、后天往南洋送人、大后天改革漕米为税银、大大后天取消大米进口的船费……
许多变化,看起来和工商业无关,甚至和这些搞海外贸易的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。
可当这一切多了之后,后果慢慢显现出来了。
先是亩税改革,紧接着就是青苗贷。两者结合,使得松江府地方原来出现的“主不如佃”的情况,立刻发生了扭转。
原本大量的小自耕农卖掉自己的土地,去靠租士绅的地种。一大原因,就是大顺把人头税、其余杂费,摊到了土地里面,而士绅是可以免去杂役和大量摊派的,实际上国税的负担确实是按地收钱,但地方税的负担基本全压在小农身上。
亩税改革之后,地价上升,自耕农不再卖自己的土地,而是视若珍宝。
紧随其后出台的青苗贷,当然松江府的青苗贷和两淮地区还不一样,松江府的青苗贷是需要土地抵押的,只贷给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。
纯佃农要么去南洋、要么去工场做工,不会给维系佃农这条活路的。
松江青苗贷的出台,使得松江府的自耕农更加稳固。
其实,也并没有使得佃农更加悲惨。
虽然,国税增加实质上是对士绅加税。
而对士绅加税自然转嫁到了佃农身上。
但是,这和此时英国济贫法住房补贴下的房租问题是一样的,如果不对士绅加税,士绅就会心慈手软降低地租吗?地租和加税无关,只和佃农的承受极限有关;房租也和持有房子的成本无关,只和租住者的承受极限有关。
这两手政策一打,至少在松江府以及周边地区,使得借贷利息急剧下降,土地收益率急剧降低。
这是“合法”的政策变动。
而“不合法”的手段,自然就是利用大顺开国之初紫禁城里那块“敬天爱民”的牌匾为大义,用各种手段杀鸡儆猴,打压在工商部名单上的豪商在国内别处买地投资。
这几套政策下来,这些一开始没感觉有巨大影响的海商,忽然发现他们的资本,被刘钰锁住了。
就像是挖了个水池,用各种手段堵住了别的缺口,只留下了三个缺口:定死了额度的海贸、南洋开发、新兴工业。
要么,往这边流。
要么,憋死在池子里。
资本要流动才有利润,肯定不想憋着。
原本还有土地、高利贷、囤地等几个缺口,现在这几个缺口,至少在苏南几府,被堵死了。
在刘钰名单里的豪商想带着资本逃离松苏,结果就是被扒了层皮,痛不欲生。
西洋贸易公司和对日贸易公司,作为大顺的“发钞行”,更是早就列入了改革范畴。筹备的银行,要求金银利润发兑换券,承诺随时可以兑现,但问题是这些纸币,现在来看通用范围只有苏南、南洋、鲸海,以及依托辽河和天津的煤铁区。
想换白银跑路,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虽说可以随时兑换,但兑换了干啥,得备案一下。
而这个银行的强制纸币兑换,又是以贸易的高额回报率为基础的,使得各路商人不得不接受:要么,放弃西洋贸易公司和东洋贸易公司的叫人眼晕的利润;要么,接受纸币。
实际上大顺这些年,只开发了一个云南的铜矿,缓解了小额货币问题。但大顺并没有超大的银矿和金矿,所以大顺每年增加的“货币”,可以说,全部都来自东洋贸易公司和西洋贸易公司。
刘钰也没有动存量,而是动的比较容易动手的货币增量。
东西洋贸易的货币增量,又是巨大的。
从明朝到现在,纯粹从外面流入的白银,已经达到了7万吨,折合22亿两。而在明朝之前,中国的总存银量,可能还没这个数的三分之一。
这还不算日本贸易的流入。
是以刘钰直接抓住了流入的关口,也就是的每年新增的白银都是以纸币的形式增发,而纸币现在又确保可以换到足额的白银,但纸币又不是全国流通的。
这类似于在松苏南洋等地,搞了一个“外币区”。而要在大顺其余地方花钱,要用大顺的本币,白银和铜,别的地方暂时根本不认纸币。
徐家这样的豪商,有钱吗?
非常有钱,身家数百万。
但是离开这几个特殊地区,就没钱。
而这几个特殊地区,可以说,不管是奢侈享受,还是吃喝嫖赌,都不影响。
要是苏南地区都满足不了了,那别的地方估计更不行。
既如此,也难说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。
只能说,他们的钱不自由。
很不自由。
刚搞的时候,众人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。觉得拿着白银还有损耗、大额交易还麻烦,搞纸币兑换券当然更好。
可等到人们逐渐接受后,商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上面还有枷锁。
这些缓步进行的改革,当一件件都被联系到一起后,也就成了徐涛嘴里的那个反问。
“现在呢?”
一只有形的手,死死控制着这些海外贸易增值资本的流向。
因为这只有形的手的主人确信,要靠无形的手,这些增值的资本保管奔着土地和放贷去了。
但非全国流通性纸币这最后一道枷锁落下之后,就出现了徐涛现在感叹的这副场景:
国公说,在商言商,咱们要讲利益,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本官是不会用官府手段强迫你们做你们不愿意做的事的!
反手就是一整套政策,让利益最大的买地和放贷难行。
只是先把狗脖子上拴上绳子,然后在绳子范围内,将其最爱吃的咸鱼和腊肉上抹了一堆辣椒粉和老鼠药,所以狗就自愿去吃剩馒头了。
不信可以去问问狗,是不是自愿去吃剩馒头的。
当然,这里面看似还有个问题,就是别处的狗,依旧可以吃咸鱼和腊肉。而且别处的狗,会看到这边只能吃剩馒头,不想来。
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问题。
这也是个“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”的特殊情况。
一来东西洋贸易是大顺的发钞行。每年的增值足够支撑大顺缓步的工商业发展了,其余别的地方的猫爱来不来,不差那么几个,自己在家乡买地收租放高利贷去吧。惹不起还躲不起吗。
二来,虽说相对于买地和放高利贷,真要是高投入降低股息分红,算是剩馒头。但比剩馒头强的,就咸鱼和腊肉,剩下的还不如剩馒头呢。
三来,12%的年息,大顺投资的士绅或许还要捏着鼻子,觉得冤。可放在此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,12%的年息,能被投资者把门槛挤破了。至少大顺不怕资本外流,反正刘钰不信哪个傻子会宁买自由的、5%的英国国债,也不买大顺官方监管的12%到15%的干涉股。
四来,大顺特殊的手工业畸形发达,人力成本极低,平均日工资是伦敦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,粮食价格以白银计也是其三分之一,使得大顺只要打开欧洲市场的销路,资本积累就源源不断,已有的基础足够,而不需要别处士绅的投资了。
毕竟这是个棉布贸易战中,靠纯粹手工业,与英国蒸汽机从1767瓦特年对冲到1890年代,手工纺织业居然只崩了一半——手工纺肯定崩了,手工织却因为纺崩了纱便宜而大发展,以至于到甲午战争开打的前一年,南通土布居然靠着机器棉纱反推了一波几乎无关税的洋布——的神奇的勤劳国度。
【没有比下述事实个能说明我们的纺织品在中国的困境:在‘条约’签订后,实际上运往伦敦的生丝,用的是最上等的曼彻斯特棉布包装的。因为那是在江苏所能找到的最无价值的包装品——比他们本地人常用做包装的杭州粗棉布,还要无价值。】
大顺的特殊国情、特殊的货币发行渠道、特殊的资本增值速度、特殊的人力成本优势,使得这一套政策只能在大顺用,用在别处还真就不行。
用在荷兰,不要说搞这么“严苛”的管制政策,就是把不禁金银出口流动这一条改了,明天伦敦就成金融中心了。
大顺现行的工商业政策,是“朝廷允许商人赚钱、鼓励商人赚钱,但只允许商人在朝廷希望商人赚钱的地方赚钱”。
刨除掉这些政策之外,最后才是徐涛所说的“傻子是可以被替代”的,这是用官僚勋贵来吓唬商人,反倒是最不重要的一点。
因为……这个只能吓唬,不能真的做。
这些政策的影响,有些是徐涛这样的商人能感觉的,有些是感觉不到理解不了的,有些是最不重要但却被这些商人以为是最重要的……
但这些政策确确实实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。
徐亨顺着父亲提出的思路联想了一阵后,忍不住叹息道:“如今看来,国公对付我们,也是类似于他对付荷兰人的手段,逼着荷兰人不得不按他定好的步骤走下去。迁锡兰、成合作,而至于并无激战。实则结局早已在国公伐日本断了南洋糖销路的那一天就注定了。”
“父亲不觉得有些害怕吗?这一步步的算计着我们,名诱实逼我们按他定好的路子走。”
徐涛反问道:“不然呢?你知道往哪走吗?你想走成什么样呢?”
徐亨犹豫了一下,见四下无人,小声道:“终究他是官,我们只是民。若如荷兰制度,我最是喜欢,我等商人方可为四民之首。”
徐涛倒是一点不惊,毕竟和西洋人打交道多了,商人自然心里羡慕荷兰的制度,很多人都想过。
遂笑道:“倒也简单,只是万事开头难。你只要吹口气,先灭了松江府驻扎的两万良家子,再灭了天津威海旅顺的舰队,然后灭掉驻扎京城的七万京营野战新军,这就算开了个头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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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实,这几年江南几府尝试的改革,一些看上去和他们这些做买卖的没啥关系。
今天变个亩税、明天搞个青苗贷、后天往南洋送人、大后天改革漕米为税银、大大后天取消大米进口的船费……
许多变化,看起来和工商业无关,甚至和这些搞海外贸易的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。
可当这一切多了之后,后果慢慢显现出来了。
先是亩税改革,紧接着就是青苗贷。两者结合,使得松江府地方原来出现的“主不如佃”的情况,立刻发生了扭转。
原本大量的小自耕农卖掉自己的土地,去靠租士绅的地种。一大原因,就是大顺把人头税、其余杂费,摊到了土地里面,而士绅是可以免去杂役和大量摊派的,实际上国税的负担确实是按地收钱,但地方税的负担基本全压在小农身上。
亩税改革之后,地价上升,自耕农不再卖自己的土地,而是视若珍宝。
紧随其后出台的青苗贷,当然松江府的青苗贷和两淮地区还不一样,松江府的青苗贷是需要土地抵押的,只贷给有自己土地的自耕农。
纯佃农要么去南洋、要么去工场做工,不会给维系佃农这条活路的。
松江青苗贷的出台,使得松江府的自耕农更加稳固。
其实,也并没有使得佃农更加悲惨。
虽然,国税增加实质上是对士绅加税。
而对士绅加税自然转嫁到了佃农身上。
但是,这和此时英国济贫法住房补贴下的房租问题是一样的,如果不对士绅加税,士绅就会心慈手软降低地租吗?地租和加税无关,只和佃农的承受极限有关;房租也和持有房子的成本无关,只和租住者的承受极限有关。
这两手政策一打,至少在松江府以及周边地区,使得借贷利息急剧下降,土地收益率急剧降低。
这是“合法”的政策变动。
而“不合法”的手段,自然就是利用大顺开国之初紫禁城里那块“敬天爱民”的牌匾为大义,用各种手段杀鸡儆猴,打压在工商部名单上的豪商在国内别处买地投资。
这几套政策下来,这些一开始没感觉有巨大影响的海商,忽然发现他们的资本,被刘钰锁住了。
就像是挖了个水池,用各种手段堵住了别的缺口,只留下了三个缺口:定死了额度的海贸、南洋开发、新兴工业。
要么,往这边流。
要么,憋死在池子里。
资本要流动才有利润,肯定不想憋着。
原本还有土地、高利贷、囤地等几个缺口,现在这几个缺口,至少在苏南几府,被堵死了。
在刘钰名单里的豪商想带着资本逃离松苏,结果就是被扒了层皮,痛不欲生。
西洋贸易公司和对日贸易公司,作为大顺的“发钞行”,更是早就列入了改革范畴。筹备的银行,要求金银利润发兑换券,承诺随时可以兑现,但问题是这些纸币,现在来看通用范围只有苏南、南洋、鲸海,以及依托辽河和天津的煤铁区。
想换白银跑路,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。
虽说可以随时兑换,但兑换了干啥,得备案一下。
而这个银行的强制纸币兑换,又是以贸易的高额回报率为基础的,使得各路商人不得不接受:要么,放弃西洋贸易公司和东洋贸易公司的叫人眼晕的利润;要么,接受纸币。
实际上大顺这些年,只开发了一个云南的铜矿,缓解了小额货币问题。但大顺并没有超大的银矿和金矿,所以大顺每年增加的“货币”,可以说,全部都来自东洋贸易公司和西洋贸易公司。
刘钰也没有动存量,而是动的比较容易动手的货币增量。
东西洋贸易的货币增量,又是巨大的。
从明朝到现在,纯粹从外面流入的白银,已经达到了7万吨,折合22亿两。而在明朝之前,中国的总存银量,可能还没这个数的三分之一。
这还不算日本贸易的流入。
是以刘钰直接抓住了流入的关口,也就是的每年新增的白银都是以纸币的形式增发,而纸币现在又确保可以换到足额的白银,但纸币又不是全国流通的。
这类似于在松苏南洋等地,搞了一个“外币区”。而要在大顺其余地方花钱,要用大顺的本币,白银和铜,别的地方暂时根本不认纸币。
徐家这样的豪商,有钱吗?
非常有钱,身家数百万。
但是离开这几个特殊地区,就没钱。
而这几个特殊地区,可以说,不管是奢侈享受,还是吃喝嫖赌,都不影响。
要是苏南地区都满足不了了,那别的地方估计更不行。
既如此,也难说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。
只能说,他们的钱不自由。
很不自由。
刚搞的时候,众人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。觉得拿着白银还有损耗、大额交易还麻烦,搞纸币兑换券当然更好。
可等到人们逐渐接受后,商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上面还有枷锁。
这些缓步进行的改革,当一件件都被联系到一起后,也就成了徐涛嘴里的那个反问。
“现在呢?”
一只有形的手,死死控制着这些海外贸易增值资本的流向。
因为这只有形的手的主人确信,要靠无形的手,这些增值的资本保管奔着土地和放贷去了。
但非全国流通性纸币这最后一道枷锁落下之后,就出现了徐涛现在感叹的这副场景:
国公说,在商言商,咱们要讲利益,天下熙熙皆为利来,本官是不会用官府手段强迫你们做你们不愿意做的事的!
反手就是一整套政策,让利益最大的买地和放贷难行。
只是先把狗脖子上拴上绳子,然后在绳子范围内,将其最爱吃的咸鱼和腊肉上抹了一堆辣椒粉和老鼠药,所以狗就自愿去吃剩馒头了。
不信可以去问问狗,是不是自愿去吃剩馒头的。
当然,这里面看似还有个问题,就是别处的狗,依旧可以吃咸鱼和腊肉。而且别处的狗,会看到这边只能吃剩馒头,不想来。
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问题。
这也是个“我大顺自有国情在此”的特殊情况。
一来东西洋贸易是大顺的发钞行。每年的增值足够支撑大顺缓步的工商业发展了,其余别的地方的猫爱来不来,不差那么几个,自己在家乡买地收租放高利贷去吧。惹不起还躲不起吗。
二来,虽说相对于买地和放高利贷,真要是高投入降低股息分红,算是剩馒头。但比剩馒头强的,就咸鱼和腊肉,剩下的还不如剩馒头呢。
三来,12%的年息,大顺投资的士绅或许还要捏着鼻子,觉得冤。可放在此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,12%的年息,能被投资者把门槛挤破了。至少大顺不怕资本外流,反正刘钰不信哪个傻子会宁买自由的、5%的英国国债,也不买大顺官方监管的12%到15%的干涉股。
四来,大顺特殊的手工业畸形发达,人力成本极低,平均日工资是伦敦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,粮食价格以白银计也是其三分之一,使得大顺只要打开欧洲市场的销路,资本积累就源源不断,已有的基础足够,而不需要别处士绅的投资了。
毕竟这是个棉布贸易战中,靠纯粹手工业,与英国蒸汽机从1767瓦特年对冲到1890年代,手工纺织业居然只崩了一半——手工纺肯定崩了,手工织却因为纺崩了纱便宜而大发展,以至于到甲午战争开打的前一年,南通土布居然靠着机器棉纱反推了一波几乎无关税的洋布——的神奇的勤劳国度。
【没有比下述事实个能说明我们的纺织品在中国的困境:在‘条约’签订后,实际上运往伦敦的生丝,用的是最上等的曼彻斯特棉布包装的。因为那是在江苏所能找到的最无价值的包装品——比他们本地人常用做包装的杭州粗棉布,还要无价值。】
大顺的特殊国情、特殊的货币发行渠道、特殊的资本增值速度、特殊的人力成本优势,使得这一套政策只能在大顺用,用在别处还真就不行。
用在荷兰,不要说搞这么“严苛”的管制政策,就是把不禁金银出口流动这一条改了,明天伦敦就成金融中心了。
大顺现行的工商业政策,是“朝廷允许商人赚钱、鼓励商人赚钱,但只允许商人在朝廷希望商人赚钱的地方赚钱”。
刨除掉这些政策之外,最后才是徐涛所说的“傻子是可以被替代”的,这是用官僚勋贵来吓唬商人,反倒是最不重要的一点。
因为……这个只能吓唬,不能真的做。
这些政策的影响,有些是徐涛这样的商人能感觉的,有些是感觉不到理解不了的,有些是最不重要但却被这些商人以为是最重要的……
但这些政策确确实实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。
徐亨顺着父亲提出的思路联想了一阵后,忍不住叹息道:“如今看来,国公对付我们,也是类似于他对付荷兰人的手段,逼着荷兰人不得不按他定好的步骤走下去。迁锡兰、成合作,而至于并无激战。实则结局早已在国公伐日本断了南洋糖销路的那一天就注定了。”
“父亲不觉得有些害怕吗?这一步步的算计着我们,名诱实逼我们按他定好的路子走。”
徐涛反问道:“不然呢?你知道往哪走吗?你想走成什么样呢?”
徐亨犹豫了一下,见四下无人,小声道:“终究他是官,我们只是民。若如荷兰制度,我最是喜欢,我等商人方可为四民之首。”
徐涛倒是一点不惊,毕竟和西洋人打交道多了,商人自然心里羡慕荷兰的制度,很多人都想过。
遂笑道:“倒也简单,只是万事开头难。你只要吹口气,先灭了松江府驻扎的两万良家子,再灭了天津威海旅顺的舰队,然后灭掉驻扎京城的七万京营野战新军,这就算开了个头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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