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七九章 决胜千里之外(六)
诡异的安静之下,这些私盐贩子中有实在受不了的,把心一横心道大不了一死个驴毬子的!
“国公,也非是我们夸口,就是我们有本事,是那些卖官盐的没本事。这便叫占着茅坑不拉屎,白白占了那么好的位置,却做不出事来。若他们有本事,我们别说卖到信阳,怕是襄阳都卖不到。”
刘钰笑道:“扯淡,你们要是卖官盐,也一个鸟样。那就是个笼子,在外面本事再大的,进去也得变王八老鳖。这是笼子的问题,竟还真以为你们真个就有翻江倒海的本事了?”
说完,轻咳一声,唤了个人,一个随从从外面拿着纸笔走进来,就坐在下面的凳子上,将手腕悬起,等待着审问的速记。
短暂的沟通之后,刘钰就开始问这些私盐贩子一些关键性的、逐渐开始严重的问题了。
从私盐运输的线路开始,到各个县的销售数额、接应人手、运输成本、行贿的额外成本。
再到私盐从何运来,盐井的老板是哪里人,四川的盐业政策等等,逐渐深入。
不同的视角,看待同一个问题,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。
从这些私盐贩子的口供里,刘钰看到的,是大顺开国百年的战争史。
从甲申年开始的四川拉锯,再到反击,再到收复失地还于旧都。
然后开始北伐,开始对蒙古和辽东用兵,然后陕西、山西商人因为协助军需后勤开始崛起。
再然后,北方逐渐平定,大量的陕西商人有了做大买卖、和官府打交道的经验,也有了在淮地办盐支持军需的经验。
同时因为战争,使得陕西商人富集了大量的资本。
伴随着大顺北方战争的结束,携带了战争期间积累的大量资本、和之前几十年置办军需和官方打好的关系、以及之前就搞盐业运输的优势加身的陕西商人,越过了秦岭,进入了四川。
四川开办盐场的,都是些小手工业,资本不足。
加之没有两淮盐业的锻炼、没有置办军需的锻炼,对朝廷的政策反应有些迟钝。
而陕西这边的商人,则抓住机会,很快崛起,成功垄断了四川的盐业。
形成了一种全新的,在刘钰看来生机勃勃的模式。
四川士绅的土地、陕西的资本、四川的劳动力,以及实则是江南的白银货币,在这里成功地融合到了一处,迸发出极大的、勃勃然如英国羊毛让地主和资本家拧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机。
四川拥有土地的士绅,乐于陕西大商人携带资本来投资,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地租将要涨价。
有些人是长期出租土地给陕西资本,签订许多年的合同。
有些人则是很聪明地选择了“以地入股”,但又带一部分“押山银”。
所谓“押山银”,就是一次性的收入,由陕西资本在租地之前,抵押给四川地主,保证在租赁经营期间不会破产跑路,而如果破产跑路则这笔钱就直接给地主所有。
与其说这是四川与陕西之间的商业差距,不如说是四川与江南地区的商业差距。
因为此时世人皆知“蜀人不谙行盐,唯谙产盐;秦人多于江南习鹾业,资本又厚”。
也算是两淮地区与徽商的竞争失败者,跑到这里又打赢了本地原有的小手工业者和本地商帮。
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顺特殊的隐藏的财政转移。
打一口上等的好盐井,要保证天然气充足且卤水丰富的话,需要的成本最高可能要三四万两银子。
几百米深的井,不是一般的从业者所能承担的资本。
而陕西这些商人的资本是哪来的呢?
从北边战场上赚的。
那北边战场花的钱又是哪来的?
朝廷从江南收的。
应该说,战争和漕运,是大顺为数不多的国家干涉调控和财政转移手段。
只不过伴随着北方战争结束,逼得刘钰不得不搞别的方法让大顺的资本往边远地区转移。
而刘钰请史世用千里迢迢去抓私盐贩子的用意,则有两个因素。
第一个,还是信阳等地,作为淮北盐区的偏远地带,那里最可能遭到淮南盐商的阻击。
淮北盐区的周边,刘钰就根本不担心。不会有傻子玩阻击食盐的时候,守着盐场无限收的,那不是家里有钱,那得是家里有个波托西银山。
这种偏远地区,才是可能发生“战争”的主战场,他需要一些“精锐”的私盐贩子来当“打手”。
第二个,便还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大顺改革的问题了。
在刘钰看来,这就是修修补补。
他心里早就存了大顺早晚要完,修修补补毫无卵用的心思。
所求所做的一切,都是一直在给大顺挖坟。
只不过,挖坟的时候,要考虑让大顺这个旧母体,健康一点,蕴蓄的新时代强壮一些,别到时候搞出来一尸两命的事儿。
新时代只能孕育在旧时代的体内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所以刘钰怎么看待这一次朝堂中提到的盐政改革方案?基本就觉得两个字:扯淡。
既是要改,直接动两淮盐区。
还要因为运河被废,需要重新定山西、山东、长芦的盐区。
以及……修淮河水利等问题。
实际上,刘钰想要的盐改,是让两淮盐区直接放弃湖北湖南,全部分给四川盐。
反正要动两淮盐商,不如一次性动的动静大点。
漕运、盐工……这不是刘钰计划中的苏北经济支柱。
他要直接废掉整个运河经济带,从淮安到扬州,全搞废。
苏北还是给苏南做原材料产地,种种棉花、种种粮食,做苏南的经济附庸和“廉价劳动力提供地”。
这么考虑,有几个原因。
他对四川盐好还是两淮盐好,没有太大兴趣。
但他知道,四川盐井的模式,开发一个新井需要几千几万两白银,是个天然的资本聚集型产业。
这也意味着,蒸汽机可以在盐井区展开应用。
至少,可以取代马拉的绞盘,当地本身就有配套的工具,蒸汽机只是个动力,取代马的动力。
趁着这一波出让湖北、湖南给四川盐,保证大量资本投资的时候,把蒸汽机推出去。
谁说蒸汽机的使用,非得先盯着纺织业呢?
同时,盐井技术,是可以用来低效采油的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既能打上百米的井,技术积累之下,陕西的油田也是可以发展发展的——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和鲸海动物脂肪业的发展,以及盐井区劳动密集对照明的需求,都使得延长的油可以提上日程的。汽油柴油全扔掉,现在石油最值钱的就是煤油。
等于是刘钰通过自己在封建王朝的地位和影响力,通过割两淮肉、给四川盐凭空变出一个两湖市场的机会,让一部分新投资直接应用蒸汽机。
而对苏南淮北而言。
在刘钰看来,运河被废,实际上,淮安这样的此时全国排名前八的城市,衰落就已经是必然的了。估计废了运河的二十年后,莫说前八,估计前十八都没影了。
同时,淮河入海,整理灌区……
以及最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运河被废,保北不保南的潜规则被取消,大顺已经有了在黄河决口之后,不管,任其向北流解决两淮水患的先决条件了。
一些次要的问题,比如雨季时候,运河排水冲田;旱天时候,运河卡水禁灌的问题,都伴随着海运兴起而解决了。
也即是说,苏北地区的农业条件,马上就要好转了。
淮南是煮盐法,又需要大量的林地提供木柴,这些都可以开垦成为土地。
淮河入海,直接修整淮河灌溉区,使得淮河灌溉区的条件,完全可以发展农业了。
中国有很多适合的棉花产地,但很多都是理论上的,对苏南的轻工业革命发展毫无意义。
比如西域,那真是种棉花的好地方,但此时卵用呢?
山东河南,那也是上等的棉花产地。
但问题是那里是大顺北方的粮食主产区,巨大的人口压力,怎么可能鼓励种棉花?
东北倒是地广人稀,但那地方却又种不了棉花。
苏北则没有这个问题。
在宋朝黄河南下之后,苏北地区一直就是粮荒区,几乎每隔几年就需要蠲免,救助,漕米赈济。
这个此时的“破地方”、拿河南一个县都舍不得换除了盐的“穷苏北”,朝廷压根就没有考虑粮食安全的顾虑。
刘钰要说:为了发展工业,让河南种棉花吧。
估计能让人喷死,从皇帝到言官,都得狂喷,这是取死之道。
但要说,让苏北种棉花吧。
只要能保证苏北的棉花,能换到南洋的稻米,朝廷得蹦着高的同意,心想着总算不用每年二三十万两赈济了。
而且,苏北地区的特殊情况,使得如果改革持续下去,是大顺的天下畿内地区,唯一一处适合资本大规模投入土地运营的地方。
三个原因。
其一,因为淮南要煮盐。
所以,大片的土地,覆盖着草、树,尤其是一些荒滩,朝廷是有严格管控的。
禁止开垦。
目的就是为了淮南煮盐做燃料用。
而刘钰是双管齐下的策略,要直接把这些土地变成可以开垦。
四川盐把两湖地区抢到手,让淮南盐衰退,是一招;另一招就是晒盐法推广,晒盐法可以与盐票配合,但不容易与盐引配合,制度改革算是软件更新,为硬件更新做准备——这正是大顺的奇葩之处,先软后硬,很难做到先硬后软。
这两招一下,淮南盐区即便不废,但大量的草场、林区,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。
都可以开垦。
其二,小农区,和资本投入的大规模土地垦荒区,二者并不重合,互不影响。
很多荒滩,只能大规模的资本投入,才有利可图。
小农搞,三年就得撂荒跑路。
比如这些滩涂盐碱地,是可以种棉花的。但,不是小农的种法。
种一亩地的棉花,需要一亩地的草、一亩地的轮耕田、一亩地的养地田。
比如,甲地种棉花,乙地要种草,用乙地的草,覆盖甲地,防止太阳曝晒水分蒸腾出现盐碱现象。
丙地则种苜蓿、蚕豆、金花菜等,不要空着,防止土地反盐。
而丁地,则预备第二年要覆盖棉田的草。
这是淮北地区的老经验,但显然这不是小农玩得转的。
要小农种,最多三年,土地盐碱化、失去肥力,种啥也不会长的。
资本投入则不同了,人力又便宜,地也便宜都是荒滩,而苏南即将迎来一波对外出口的新高峰,正是急需棉花的时候,如何能不赚钱?
其三,还是蒸汽机的使用。
水利设施,也需要动力提水。
大规模的农田,才让拥有者有改良的动力,也有改良的资本。
哪怕是挖水渠呢,一户户小农是不可能挖水渠的。要么归集体所有,要么归资本所有。
伴随着苏北盐业和运河产业的瓦解,大量的失业人口,都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。
要是不想去南洋的种植园,那就留在苏北摘棉花呗,或者去松江府当包身工去工厂干到死。
故而刘钰对这一次盐业改革的想法,就和别人大为不同。
比如朝中整天头疼的“川盐侵楚”问题,别人老想着怎么杜绝,刘钰的思路则是直接把楚划给川,在扬州收盐税,和在某种意义上另一个时空的大顺革命老区夔州收盐税,有何区别?
让楚地归川盐,那不就没有“侵”这个字了吗?类似于不给钱就不算卖的思路,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?
原本不得不把两湖划给两淮,是因为运河和盐业之重,关系到大顺的财政。
现在运河被海运取代、紧急财政被对外贸易取代,这还非得把湘楚归两淮,这不就是标准的刻舟求剑思维?
让淮南烧木柴煮出来的盐,逆流而上到武汉;去和用天然气煮的盐、顺留而下的川盐去争。哪来的自信呢?
这种自信的先决物质基础,是一种冒着黑烟、逆流顶风也能运货的船。但显然,现在并没有这玩意儿。
只要没有冒着黑烟能逆流而上的这玩意儿,便不收盐税都争不过,这是明摆着的事。
大顺对准噶尔战争的结束和对俄勘定边界的完成,陕资入川就已是必然了。江南顶不过徽商,难道在陕西投资种树?不去四川去哪?这时候要推一把,而不是往回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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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国公,也非是我们夸口,就是我们有本事,是那些卖官盐的没本事。这便叫占着茅坑不拉屎,白白占了那么好的位置,却做不出事来。若他们有本事,我们别说卖到信阳,怕是襄阳都卖不到。”
刘钰笑道:“扯淡,你们要是卖官盐,也一个鸟样。那就是个笼子,在外面本事再大的,进去也得变王八老鳖。这是笼子的问题,竟还真以为你们真个就有翻江倒海的本事了?”
说完,轻咳一声,唤了个人,一个随从从外面拿着纸笔走进来,就坐在下面的凳子上,将手腕悬起,等待着审问的速记。
短暂的沟通之后,刘钰就开始问这些私盐贩子一些关键性的、逐渐开始严重的问题了。
从私盐运输的线路开始,到各个县的销售数额、接应人手、运输成本、行贿的额外成本。
再到私盐从何运来,盐井的老板是哪里人,四川的盐业政策等等,逐渐深入。
不同的视角,看待同一个问题,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。
从这些私盐贩子的口供里,刘钰看到的,是大顺开国百年的战争史。
从甲申年开始的四川拉锯,再到反击,再到收复失地还于旧都。
然后开始北伐,开始对蒙古和辽东用兵,然后陕西、山西商人因为协助军需后勤开始崛起。
再然后,北方逐渐平定,大量的陕西商人有了做大买卖、和官府打交道的经验,也有了在淮地办盐支持军需的经验。
同时因为战争,使得陕西商人富集了大量的资本。
伴随着大顺北方战争的结束,携带了战争期间积累的大量资本、和之前几十年置办军需和官方打好的关系、以及之前就搞盐业运输的优势加身的陕西商人,越过了秦岭,进入了四川。
四川开办盐场的,都是些小手工业,资本不足。
加之没有两淮盐业的锻炼、没有置办军需的锻炼,对朝廷的政策反应有些迟钝。
而陕西这边的商人,则抓住机会,很快崛起,成功垄断了四川的盐业。
形成了一种全新的,在刘钰看来生机勃勃的模式。
四川士绅的土地、陕西的资本、四川的劳动力,以及实则是江南的白银货币,在这里成功地融合到了一处,迸发出极大的、勃勃然如英国羊毛让地主和资本家拧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的生机。
四川拥有土地的士绅,乐于陕西大商人携带资本来投资,因为这意味着他们的地租将要涨价。
有些人是长期出租土地给陕西资本,签订许多年的合同。
有些人则是很聪明地选择了“以地入股”,但又带一部分“押山银”。
所谓“押山银”,就是一次性的收入,由陕西资本在租地之前,抵押给四川地主,保证在租赁经营期间不会破产跑路,而如果破产跑路则这笔钱就直接给地主所有。
与其说这是四川与陕西之间的商业差距,不如说是四川与江南地区的商业差距。
因为此时世人皆知“蜀人不谙行盐,唯谙产盐;秦人多于江南习鹾业,资本又厚”。
也算是两淮地区与徽商的竞争失败者,跑到这里又打赢了本地原有的小手工业者和本地商帮。
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大顺特殊的隐藏的财政转移。
打一口上等的好盐井,要保证天然气充足且卤水丰富的话,需要的成本最高可能要三四万两银子。
几百米深的井,不是一般的从业者所能承担的资本。
而陕西这些商人的资本是哪来的呢?
从北边战场上赚的。
那北边战场花的钱又是哪来的?
朝廷从江南收的。
应该说,战争和漕运,是大顺为数不多的国家干涉调控和财政转移手段。
只不过伴随着北方战争结束,逼得刘钰不得不搞别的方法让大顺的资本往边远地区转移。
而刘钰请史世用千里迢迢去抓私盐贩子的用意,则有两个因素。
第一个,还是信阳等地,作为淮北盐区的偏远地带,那里最可能遭到淮南盐商的阻击。
淮北盐区的周边,刘钰就根本不担心。不会有傻子玩阻击食盐的时候,守着盐场无限收的,那不是家里有钱,那得是家里有个波托西银山。
这种偏远地区,才是可能发生“战争”的主战场,他需要一些“精锐”的私盐贩子来当“打手”。
第二个,便还是怎么看待这一次大顺改革的问题了。
在刘钰看来,这就是修修补补。
他心里早就存了大顺早晚要完,修修补补毫无卵用的心思。
所求所做的一切,都是一直在给大顺挖坟。
只不过,挖坟的时候,要考虑让大顺这个旧母体,健康一点,蕴蓄的新时代强壮一些,别到时候搞出来一尸两命的事儿。
新时代只能孕育在旧时代的体内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所以刘钰怎么看待这一次朝堂中提到的盐政改革方案?基本就觉得两个字:扯淡。
既是要改,直接动两淮盐区。
还要因为运河被废,需要重新定山西、山东、长芦的盐区。
以及……修淮河水利等问题。
实际上,刘钰想要的盐改,是让两淮盐区直接放弃湖北湖南,全部分给四川盐。
反正要动两淮盐商,不如一次性动的动静大点。
漕运、盐工……这不是刘钰计划中的苏北经济支柱。
他要直接废掉整个运河经济带,从淮安到扬州,全搞废。
苏北还是给苏南做原材料产地,种种棉花、种种粮食,做苏南的经济附庸和“廉价劳动力提供地”。
这么考虑,有几个原因。
他对四川盐好还是两淮盐好,没有太大兴趣。
但他知道,四川盐井的模式,开发一个新井需要几千几万两白银,是个天然的资本聚集型产业。
这也意味着,蒸汽机可以在盐井区展开应用。
至少,可以取代马拉的绞盘,当地本身就有配套的工具,蒸汽机只是个动力,取代马的动力。
趁着这一波出让湖北、湖南给四川盐,保证大量资本投资的时候,把蒸汽机推出去。
谁说蒸汽机的使用,非得先盯着纺织业呢?
同时,盐井技术,是可以用来低效采油的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既能打上百米的井,技术积累之下,陕西的油田也是可以发展发展的——玻璃制造业的发展和鲸海动物脂肪业的发展,以及盐井区劳动密集对照明的需求,都使得延长的油可以提上日程的。汽油柴油全扔掉,现在石油最值钱的就是煤油。
等于是刘钰通过自己在封建王朝的地位和影响力,通过割两淮肉、给四川盐凭空变出一个两湖市场的机会,让一部分新投资直接应用蒸汽机。
而对苏南淮北而言。
在刘钰看来,运河被废,实际上,淮安这样的此时全国排名前八的城市,衰落就已经是必然的了。估计废了运河的二十年后,莫说前八,估计前十八都没影了。
同时,淮河入海,整理灌区……
以及最重要的一点,那就是运河被废,保北不保南的潜规则被取消,大顺已经有了在黄河决口之后,不管,任其向北流解决两淮水患的先决条件了。
一些次要的问题,比如雨季时候,运河排水冲田;旱天时候,运河卡水禁灌的问题,都伴随着海运兴起而解决了。
也即是说,苏北地区的农业条件,马上就要好转了。
淮南是煮盐法,又需要大量的林地提供木柴,这些都可以开垦成为土地。
淮河入海,直接修整淮河灌溉区,使得淮河灌溉区的条件,完全可以发展农业了。
中国有很多适合的棉花产地,但很多都是理论上的,对苏南的轻工业革命发展毫无意义。
比如西域,那真是种棉花的好地方,但此时卵用呢?
山东河南,那也是上等的棉花产地。
但问题是那里是大顺北方的粮食主产区,巨大的人口压力,怎么可能鼓励种棉花?
东北倒是地广人稀,但那地方却又种不了棉花。
苏北则没有这个问题。
在宋朝黄河南下之后,苏北地区一直就是粮荒区,几乎每隔几年就需要蠲免,救助,漕米赈济。
这个此时的“破地方”、拿河南一个县都舍不得换除了盐的“穷苏北”,朝廷压根就没有考虑粮食安全的顾虑。
刘钰要说:为了发展工业,让河南种棉花吧。
估计能让人喷死,从皇帝到言官,都得狂喷,这是取死之道。
但要说,让苏北种棉花吧。
只要能保证苏北的棉花,能换到南洋的稻米,朝廷得蹦着高的同意,心想着总算不用每年二三十万两赈济了。
而且,苏北地区的特殊情况,使得如果改革持续下去,是大顺的天下畿内地区,唯一一处适合资本大规模投入土地运营的地方。
三个原因。
其一,因为淮南要煮盐。
所以,大片的土地,覆盖着草、树,尤其是一些荒滩,朝廷是有严格管控的。
禁止开垦。
目的就是为了淮南煮盐做燃料用。
而刘钰是双管齐下的策略,要直接把这些土地变成可以开垦。
四川盐把两湖地区抢到手,让淮南盐衰退,是一招;另一招就是晒盐法推广,晒盐法可以与盐票配合,但不容易与盐引配合,制度改革算是软件更新,为硬件更新做准备——这正是大顺的奇葩之处,先软后硬,很难做到先硬后软。
这两招一下,淮南盐区即便不废,但大量的草场、林区,存在的意义也就不大了。
都可以开垦。
其二,小农区,和资本投入的大规模土地垦荒区,二者并不重合,互不影响。
很多荒滩,只能大规模的资本投入,才有利可图。
小农搞,三年就得撂荒跑路。
比如这些滩涂盐碱地,是可以种棉花的。但,不是小农的种法。
种一亩地的棉花,需要一亩地的草、一亩地的轮耕田、一亩地的养地田。
比如,甲地种棉花,乙地要种草,用乙地的草,覆盖甲地,防止太阳曝晒水分蒸腾出现盐碱现象。
丙地则种苜蓿、蚕豆、金花菜等,不要空着,防止土地反盐。
而丁地,则预备第二年要覆盖棉田的草。
这是淮北地区的老经验,但显然这不是小农玩得转的。
要小农种,最多三年,土地盐碱化、失去肥力,种啥也不会长的。
资本投入则不同了,人力又便宜,地也便宜都是荒滩,而苏南即将迎来一波对外出口的新高峰,正是急需棉花的时候,如何能不赚钱?
其三,还是蒸汽机的使用。
水利设施,也需要动力提水。
大规模的农田,才让拥有者有改良的动力,也有改良的资本。
哪怕是挖水渠呢,一户户小农是不可能挖水渠的。要么归集体所有,要么归资本所有。
伴随着苏北盐业和运河产业的瓦解,大量的失业人口,都可以提供廉价的劳动力。
要是不想去南洋的种植园,那就留在苏北摘棉花呗,或者去松江府当包身工去工厂干到死。
故而刘钰对这一次盐业改革的想法,就和别人大为不同。
比如朝中整天头疼的“川盐侵楚”问题,别人老想着怎么杜绝,刘钰的思路则是直接把楚划给川,在扬州收盐税,和在某种意义上另一个时空的大顺革命老区夔州收盐税,有何区别?
让楚地归川盐,那不就没有“侵”这个字了吗?类似于不给钱就不算卖的思路,这不问题就解决了吗?
原本不得不把两湖划给两淮,是因为运河和盐业之重,关系到大顺的财政。
现在运河被海运取代、紧急财政被对外贸易取代,这还非得把湘楚归两淮,这不就是标准的刻舟求剑思维?
让淮南烧木柴煮出来的盐,逆流而上到武汉;去和用天然气煮的盐、顺留而下的川盐去争。哪来的自信呢?
这种自信的先决物质基础,是一种冒着黑烟、逆流顶风也能运货的船。但显然,现在并没有这玩意儿。
只要没有冒着黑烟能逆流而上的这玩意儿,便不收盐税都争不过,这是明摆着的事。
大顺对准噶尔战争的结束和对俄勘定边界的完成,陕资入川就已是必然了。江南顶不过徽商,难道在陕西投资种树?不去四川去哪?这时候要推一把,而不是往回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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